提语1：吴阶平拒绝了美国教授对他的挽留，他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提语2：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提语3：吴阶平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虽然很多，但他最喜欢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他最自豪的头衔就是“医生”。

有人称吴阶平是“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而他的个人经历也一直为海内外传媒所关注。曾有媒体称其为“御医”——因为他曾是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的组长，曾主持、参与过许多位中国领导人的医疗会诊；还有媒体说他是中国“医务外交”的专家——因为他曾被派往印尼、菲律宾、朝鲜、越南等国家为其国家元首治疗……

2002年11月30日，在吴阶平从医60周年之际，中国科技界和医学界专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高士其之子、高士其基金会秘书长高志其（吴阶平为高士其基金会会长）特撰写《大医赋》一文，称赞吴阶平的历史功绩与社会贡献。诚如斯文，如今已年过九旬的吴阶平，不愧为令人敬仰的“国之大医”。

近日，记者通过采访吴阶平身边工作人员，翻阅记载吴阶平特殊贡献的书籍、文章、资料，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和感受这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大医”。

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司仪

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一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定乾坤，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1936年，19岁的他考入协和医学院。

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创办者不惜以重金修建校舍，而且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医学家来校任教。为了和世界医学进展保持同步，学校规定统一用英语教学。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

在协和医学院，人们激烈竞争，奋力往那个“象牙之塔”的尖顶上攀登。考试的时候一般都得掉几斤肉，有的把床铺收起来督促自己彻夜苦读。吴阶平可不同，他轻轻松松，也温课，但照样玩乐，按时进餐就寝，吃得香睡得稳。阜外医院顾问、胸内科专家蔡如升教授曾和吴阶平同班，他说：“吴阶平不死读书，学习能抓住要点，灵活、有效，看起来他不用功，可是考试成绩总是好的。”吴阶平说：“我最讨厌死读书读死书。”

1941年，吴阶平作为四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了五年级毕业班毕业典礼的司仪。这是协和学生的最大荣誉。他手里的那根红木棒，棒上的每一道金箍上都刻着历次学生司仪的姓名。

吴阶平的名字刻在第九道金箍上，第二道金箍上有他姐夫陈舜名的名字。

“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

1942年底，吴阶平从协和医学院毕业之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被日军占领的北平生活常常令他感到十分压抑，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钟爱的医学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著名的华裔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引导下，开始对泌尿外科产生兴趣。

1947年，吴阶平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进修，导师是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

一年多的进修使吴阶平学到了哈金斯教授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时，他在临床上不俗的表现也令哈金斯十分赞赏。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吴阶平在美国得到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就在吴阶平即将学成回国时，哈金斯教授把芝加哥大学的科研大楼蓝图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 美国教授真诚地挽留这位打算回国的学生，为吴阶平描绘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蓝图，许诺可以给他最为优越的工作环境。然而，让哈金斯没有想到的是，吴阶平拒绝了他的挽留。

回忆起这件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吴阶平的表情显得凝重了很多，他说：“我不愿意留，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所以我回来了。”

年轻有为的医学科学家

从国外归来的吴阶平，把个人的理想、追求同祖国的利益紧密地连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融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他认为共产党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自己被充分信任，感到大有用武之地。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吴阶平的医学事业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解放初，他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病房附设三张病床，收治泌尿外科患者，开始了他创建新中国自己的泌尿外科的事业。

1954年，吴阶平经过观察、实践，发表了《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顾方六教授是吴阶平50年代初带出来的第一个研究生，他说，这是泌尿外科学的一项突破性进展，立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重视，被广泛采用。因为吴阶平的发现，国内每年就有上千名病人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

50年代，在吴阶平领导下，北医最先广泛应用经皮肾穿刺造影于诊断，并有应用经皮肾穿刺造口术的治疗病例。当时肾上腺外科在国际上尚未普及，吴阶平在我国率先进入该领域，此项工作曾在日本医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1959年，吴阶平设计了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术，成功地应用于临床上膀胱挛缩的患者。该手术在70年代甚至80年代欧美书籍和杂志上才作为最新的手术方法介绍给读者。

这一切，都奠定了年轻的吴阶平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

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

随着吴阶平热爱祖国和国际上的名声，他给国家领导人看病的任务也逐渐多了起来。他曾多次作为领队远赴国外，为一些外国领导人治病。而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是情况最复杂的一次。就是这次治疗活动，显示了吴阶平高超的医学技术，而且更展现出他的政治智慧。

由于苏加诺的病复杂，应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1962年，周总理派吴阶平率领中国医疗组，去印尼为他治疗由于肾结石而使机能遭到阻障的左肾。经过4个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完满的结果。

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医生、商业部长苏哈托专门把各国记者请到总统别墅，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并介绍以吴阶平为首的中国医学专家们同记者见面。声明说，为总统进行治疗的维也纳医疗组曾经认为，总统的肾脏如果在三个月内或者最迟六个月内不能恢复机能，那么就必须动手术。由于中国医疗组的治疗，苏加诺总统的健康情况极为良好，特别是他的左肾已恢复功能。总统现在可以避免动手术了。

吴阶平为此被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还设宴欢送中国专家。从此后，苏加诺有个伤风感冒的，也要把吴阶平请去。吴阶平说：“中国医疗组的名气一下就上去了。”

周总理最信任的医生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与邓小平的一次长谈中，向邓小平特别提到“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

从50年代初到1976年，吴阶平与周恩来有20多年的接触与交流。他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医生。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他曾经担负周恩来晚年疾病的治疗工作，为拯救周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吴阶平在一次记者访谈中回忆说：周总理在（膀胱癌）晚期，忽然得了一个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普通话叫缠腰龙，而他得的是头部神经的这个病，那是很痛苦的。那时不论是国外寄来的药品，还是民间的药方，我们都拿来，还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去验证，看究竟哪个可以给总理用，哪个不可以给总理用。可就是没能够把总理抢救过来，虽然我们大家都努力了。

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吴阶平说，就在那种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听到那句话，我直掉眼泪……

“我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20多年，周总理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很大很大。”周恩来这位伟人光辉的一生，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而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吴阶平的收获则更是常人无法相比的。他也一直以周总理为榜样，认真勤勉、忘我地工作。

倾心医学教育工作

1960年3月，吴阶平接受了筹建北京市第二医学院的任务。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条件极差。没有校舍，吴阶平就领导大家在一片菜地和苇塘上白手起家。在这个艰苦的建校过程中，吴阶平与教师、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但组织教学、亲自上课，还和同学们一起劳动。

在“北二医”尚未完全建成之前，吴阶平就已经开始贯彻他的“教学要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办学方针，先让教师去各个医院参观、学习，了解医院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培养学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吴阶平的学生中当今有许多已经是教授、副教授，他们仍然被当年课堂上的情形吸引着：身材不高的吴阶平在讲桌后站定，首先把目光投向所有在座的同学，全场立刻静下来。他讲课效率高，讲得生动、具体，中心思想突出，思维逻辑严密，语言精炼富有哲理，引人入胜。学生们人人爱听，认为有兴趣，易懂、好记。

临床医生们最爱跟吴阶平一起查病房，听他主持病例讨论会。和讲课一样，他启发诱导并鼓励大家多思考多探讨。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吴阶平经常能从哪怕是一份常见病的病例记录或是一张普通的X光片上，发现和提出不寻常的问题，给人新的启示。这样的活动常常是座无虚席，气氛十分活跃，同行和后辈都很受益。

吴阶平领导的泌尿外科研究所是全国闻名的，几十年来培育了大批来进修深造的各地医生和研究人员，先后有120人成了各自单位的骨干，有些已卓有贡献。

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他告诉年轻人：“首先要有高尚的医德，极端的负责精神，高度的同情心，还要有精湛的医术和服务的艺术。”

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1982年，一本医学专著居然成了畅销书，被倒买倒卖后，价格能翻好几倍，在地摊上买一本还要搭配一本滞销书。这本书就是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

其实，吴阶平很早就开始认识到性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被称为“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吴阶平说，要解除那个传统的观念——性是谈不得的。其实咱们中国人，老早就说“食色性也”，色就是夫妇情色，是人的本能。如何认识性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性教育实际上是自然的需要。孩子到了十一二岁，女孩子慢慢就来例假了，男孩子嗓音就开始变了，这是到了青春前期；再往前走，就到了青春期。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男孩子开始喜欢跟女孩子一块玩，女孩子也喜欢跟男孩子一块玩。所以青春期性教育最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根本不懂，要教他们性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周总理当时很关心这个事情，他说你去调查一下生理卫生教育的情况，搞一些材料。我们编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两张男女正面裸体图。书出了以后，周总理让我去看看效果怎么样，我到学校里一看，那两张图都给撕掉了。他们说，书一拿出来，男孩子就冲女孩子笑，女孩子说别耍流氓，老师就把图拿掉了。周总理说你还要去帮助他们。青春期教育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把大家发动起来，都理解这个事情。

引进狮子会  复明百万人

国际狮子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服务组织，1990年发起“视觉第一”行动，筹资1.46亿美元用于全球的防盲治盲工作。

1991年，吴阶平在香港出席学术会议时，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朱育诚打来电话说，国际狮子会港澳303区总监谭荣根先生想就狮子会在祖国大陆推动防盲治盲工作拜访他。吴阶平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即答应尽快见面。

简短的寒暄后，谭先生说出了自己的设想，吴阶平对他的设想予以充分的肯定，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半个多小时的会面中，谭先生被吴阶平的谈吐和气质所折服，也增加了在大陆开展“视觉第一”活动的信心。

不久，谭荣根先生被国际狮子会委任为“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执行主席，在吴阶平的精心安排和引荐下，与协和医院专家以及卫生部和中国残联的有关领导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视觉第一行动”在中国的开展揭开了序幕。后来，吴阶平又协调国际狮子会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和协和医院联合开展了眼疾调查研究。

从1997年至2002年，“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一期取得了重大成绩：组派了262支医疗队分赴31个省市的1700多个偏远贫困和医疗条件落后的县，共完成210多万例白内障复明手术；培训了12000名眼科医生及医务辅助人员；在偏远县级医院建立了104间眼科诊所……

2002年5月14日，85岁高龄的吴阶平出席国际狮子总会向中国深圳和广州狮子会授证仪式和“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二期合作签字仪式，勉励大家为开展和推动“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多作贡献。

最自豪的头衔是“医生”

1982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武汉市雷江滨的一篇文章，感谢吴阶平教授20多年间两次亲自为她作手术，治好了她先天性膀胱尿道畸形的顽症。她说，吴阶平教授这样平易近人，对待普通患者这样关心，这是一种多么认真负责的态度啊！他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医生！

吴阶平这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统计过。头衔虽然很多，但他最喜欢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的志愿一样。他最自豪的头衔还是“医生”。

如今，吴阶平不顾老之已至，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始终在忙。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上自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无论是哪种身份的患者，他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做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决不过夜。

很少有人知道吴阶平曾动过大小手术6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