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中华读书报》的“家园”栏目和版面，总是情不自禁地念叨这两个字——家园。

家园，我们现在拥有一个怎样的精神家园呢？

今天早上读到一条新闻：“杰出的地理学家、冰川之父、中科院院士、中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甘肃省科技功臣施雅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月13日18时35分在江苏逝世，享年93岁。”随即又看到一位记者情不能已而写下的一篇《从科学大师默默离世说起》的文章，文章说：施雅风先生逝世的消息，“在社会上却是出奇的默默无闻、悄无声息。在媒体、网站甚至微博上，只有零星的报道，大多也不在显要位置。同样是在春节，一位明星的离婚在社会上却是格外地引人关注……不得不承认一个让人沮丧的事实：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公众的科学素养、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却并不算是与时俱进。”

其实，岂止于“公众的科学素养、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却并不算是与时俱进”，姚晨夫妇的离婚是在西安，而春节前后让科技界乃至学术界为之一震的，就是那桩西安交大的糗事，或许我们可以问一问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家园”出了问题？我们的“家园”到底是怎么了？在记者就大师默默离去感慨之时，他发狠地说：“一个不尊重科学的民族，不会是真正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尊重科学的国家，不会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强国。”那么，我还想说一句：“一个荒芜的家园，一个破碎的家园，一个失去了向心力的家园，一个无法再称之为家园的家园，在它的前面，会有什么呢？”

又想到了施雅风。

为了悼念和纪念他，我想抄摘一点他生前的言论。

对于同道的科学工作者，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曾说：“合格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条件：不仅应该博学多闻，具有远见卓识，在学术上有所造就，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科学道德，做到德才兼备。不管哪一种工作，没有“德”是不行的。‘德’，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表现。科学研究对品德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为公，不是为私。怀有私利的人碰到艰难困苦，就会望而却步，就会钻不深、提不高，甚至会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情，比如弄虚作假。

“德”的第二个要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搞科学研究工作要有见解，但是不能固执己见。你看到一个问题，提出一种想法来解释它，来说明它，但它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为对自然界某些现象不是一下能够认识清楚的……但是在科学界，有的人提出了一些见解，就不太好意思修改，好像改了自己面子上不好过，所以就出现了固执己见的现象。成见很有危害，改正成见更需要勇气。

“德”的第三个要求是合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团队精神。另外，从事科学研究还要敢于怀疑。不能因为某个理论是著名科学家提出来的，就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对于一个复杂的自然现象，不同研究者常会提出不同的认识，这在科学界是正常的现象。人们经过深入的研究，扬长避短，弃伪存真，认识最终会得到改进和统一。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即使作过许多杰出的贡献，也不能保证他每个认识都是正确的。”

这是“德”的几个方面。这是能够成为“家园”的元素。比如最后所说的“怀疑”，没有怀疑，如何能够做到独立和批判呢？如何能够真正的“求是”呢？施雅风毕业于战时的浙江大学，这所大学当时标榜竺可桢倡导的“求是”校训，而“求是”应有之义，就是勇于怀疑。他曾回忆说：在遵义时，有的老师就不相信此地有冰川的遗迹，他们反对李四光的“第四纪冰川”说。到了后来，苏联学者支持李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分布范围也随之扩大了，但是青年学者黄培华还是在华东师大提出了置疑，竺可桢也曾在70年代初写信给施雅风，认为中国除了高山，“第四纪冰川”是很难成立的，那时黄汲清先生不便写反对李四光的文章，因为围绕大地构造的理论，他与李四光发生了很深的矛盾。李四光的文章认为凡是反对的声音都是受了“崇洋”思想的影响，但是施雅风和许良英还是在《自然辩证法》发表文章，否认庐山有“第四纪冰川”，认为那是泥石流、滑坡等形成的堆积。

大学让人能够坚持真理，让人能够葆有家园，这才是大学。

施雅风毕业于战时的浙江大学。当年他是在竺可桢校长和张其昀先生等共同缔造的史地系开展学习和研究的，在这里，他不仅在专业的地理学获得了很大的造诣，也在历史学的基础方面，如史德、史识、史才等的培养上取得了一定的训练。后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其中的“口述自传”部分，最早出版的，就是《施雅风口述自传》，里面说到了很多当年大学的种种。

如今，由施雅风先生的凋谢，不禁又想到当年的浙江大学，那是避迁西南贵州的一所战时大学，与现在动辄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那些高楼殿堂巍巍峨峨的大学相比，可谓惨不忍睹，如何？却培养出来多少大师（如今的院士，仍然都是当年的学生），个中原因呢？他们拥有家园，是怎样的家园——上上下下“倡导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精忠为国的模范行为，学校充满了勤奋、朴实、自由、民主、团结、向上的风气。”如施雅风当年师从叶良辅先生。叶先生一家六口，他本人长年患肺病，可谓贫病交加的穷措书生，但每逢过节则邀请学生到家一同过节。所谓师生鱼水，而叶先生尤强调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多方比较，所谓“求真是科学之精神，科学方法是求真的途径”云云。晚年的施雅风回忆校史，也能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我们早已噤口不提的张其昀先生，其时还是参政员，他“细密地积累资料，西迁时携带30箱，遵义时向学生开放”，又“善于用人，真正做到兼容并包”，很难设想，没有这些人的帮衬，一个竺可桢如何能够让一所流亡大学变成“东方剑桥”？

也是当年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期，施雅风不仅亲身体验了师生们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有机会看到了生活于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并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而竺可桢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更像是一盏雾海夜航的明灯，启迪着浙大师生们追求真理。

施雅风还谈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思考，他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贪污腐败之风蔓延”，只有“强有力的民主监督是制止腐败蔓延的基础”，以及必须提高民族素质，“特别是道德水准的提高”，虽然目前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不能认为初级阶段就必然伴随着腐败和腐化，尤其不能认为这种在全局上的腐败和腐化是一定出现的”。

斯人已去，精神不灭，那是他留给我们家园中的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