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狮院士突然辞世，留下了好几本没有写完的著作，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偏僻的邵阳计算机厂工作时，就读过高庆狮老师的文章。那时候，一个半路出家自学计算机知识的青年技术员对高庆狮老师这一批中科院计算所的“权威”的景仰，就如同今天的年青人崇拜歌星、影星一般。1979年我从中国科大转到计算所读研究生时，听过高老师上的体系结构课，但与高老师面对面接触较多的日子还是2000年我当上计算所所长以后。上世纪90年代初，科学院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办院方针，可能是由于在“稳住一头”上执行不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高庆狮老师在国外工作几年回国后，将人事关系调到北京科技大学。但是，他对计算所的发展仍然十分关心。当我邀请他重新到计算所开展科研工作时，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但与我认真讨论如何在安全计算机与机器翻译方向申请重大课题，而且满腔热情地到其他学校与研究所动员他的老同事到正在复兴的计算所工作。他那时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但从事第一线科研工作的激情远远超过参加工作不久的年青博士，令我十分敬佩。我至今记得他讲，目前机器翻译的正确率不到60％，他有把握做到80％以上。希望我给他找3000万元左右的科研经费。在我国一次投入3000万元做机器翻译的项目很难找到，此项要求至今我没有实现，实在有愧于高院士的期望。
高院士最大的特点是一直保持旺盛的创新追求。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上刚开始做并行计算机，Cray公司的向量计算机尚未问世。不到40岁的高庆狮老师大胆提出“纵横加工”流水线向量机的设计方案，并以此为基础研制我国第一台向量机。后来公布的Cray向量机采用的寄存器－寄存器型操作的运算流水线，与高老师提出的“纵横加工”原理基本一致。我国的计算机研制大多是跟随性的设计，“纵横加工”原理可能是我国学者对计算机体系结构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计算所是“Make Knowledge”的地方，创造新知识是我们做科研的主要目标。衡量我们所创造的知识的影响度可以通过大学教科书反映出来，能否写入全世界最流行的大学教材是一个衡量标志。众所周知，John L Hennessy和David A Patterson合著的《Computer Architectur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是全世界采用最普通的大学计算机体系结构教科书，高老师1993年在本领域顶级国际会议ISCA上发表的论文“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and the Prime Memory System”是唯一一篇被选入此书参考文献的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
高老师上世纪50年代就参与中国最早的几台计算机研制，是我国5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突出代表之一。与21世纪的青年知识分子相比，那一代大学生具有更强的事业心和追求科学真理的执着精神。高庆狮老师1980年就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但他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是计算所二室室主任，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扑在科研第一线，笔耕不止，直到停止呼吸。就在他去世的五天前，《中国科学F辑（信息科学）》发表了他与其他学者合写的论文“巨型多不确定串匹配完全自动机及其快速生成算法”。面对今天浮躁的学风，高院士为我们树立了学者的榜样。
近一年来，曾经为计算所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范新弼、蒋士騛两位老先生也去世了，我们像怀念高院士一样怀念所有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前辈学者。我们要学习老一辈学者的敬业精神和优良学风，把他们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水平，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