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是否需要申请国家专项资金？三年前高庆狮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云计算”并非新产品，很多理念和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出现。他说，科学领域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向国家要钱、做出产品给国家看。

但他的担心正成为现实。“新瓶装旧酒”的“云计算”，从国外一种变废为宝的企业行为，在中国上升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国家战略。而中国计算机领域的科研水平，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在越拉越大。2006年高庆狮呼吁，不能因为可以使用进口元件而放弃独立的研究，“不仅全部国产化的亿次高性能巨型机中止了研制，而且真正完全自主的国产计算机集成电路研制工作也中断，至今也没有恢复，甚至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高庆狮出生在厦门鼓浪屿，童年是与母亲、哥哥伴着海边的贝壳和岛上的琴声度过的。他一直说自己五音不全，但儿时教会学校的训练，让他可以听着音乐写出五线谱。1953年高庆狮从漳州一中毕业，以数学100分、物理97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那时在他眼里，北大是一个“充满着真理而没有虚伪的天堂”。

毕业后的高庆狮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总体设计组。这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组。此后，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电子管计算机、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的系统设计在他和同事们手中诞生，中国第一台每秒10万次的109丙机——由于专为“两弹一星”服务，被誉为“功勋计算机”——也由他主持设计。

“文革”爆发后，中科院计算所所长阎沛霖被打成“走资派”，高庆狮则是“走资派的掌上明珠”。不过，由于他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设计组军代表予以保护，使他免于陪斗。

1973年3月阎沛霖复出，带着高庆狮到钱学森处领取了巨型机的研究任务。因发展中国飞行体研究的计算流体力学急需，钱希望他们70年代提交亿次巨型机，80年代提交10亿和百亿次巨型机，90年代提交千亿和万亿次巨型机。高庆狮经过多次研究论证，提出了中国第一台超大型向量机的原理和设计。他的设计与三年后国际上公布的CRAY-1不谋而合。

高庆狮1980年将研究重点转向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两年后，提出了机器翻译的原理和方案。这一科研成果由他的博士生陈肇雄进一步开发，并与香港权智公司合作，以快译通EC-863产品推向市场，形成每年6亿港元的产业规模。80年代末，高庆狮赴加拿大担任访问学者，进行第五代智能计算机研究，1994年后回国时，计算所已经没有适合他的位置。于是他选择北京科技大学，继续机器翻译研究。

由于妻儿留在国外，他独身居京，生活可以用清苦二字来形容，一年四季常常是一双浅色的运动鞋，一件浅色的薄外套，天冷穿里面，天热穿外面。他自己烧饭，系里也让学生们偶尔帮他做做家务，不过学生们每次到他家，他总是说，你们在剥夺我锻炼身体的权利。他下厨给他们做饭，同学们戏称，以后要开个“高院士餐馆”，聘用高老师掌勺。

在学生们眼里，高庆狮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一个特别真实的人，这种纯粹一直没被社会所改变。过于真实的性格，可以让他成为良师和诤友，却无法让他在中国特有的那种人际关系体系中游刃有余。他说，要我讲话，我就要讲真话，要不就别让我讲话。

不仅抨击“云计算”，他还曾抨击“中国芯”。他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制造自己的集成电路生产线，那么无论有多少种“中国芯”，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PC机的发展水平，必然还是取决于美国的发展水平以及美国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水平。

“但是，能够设计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仅目前没有，恐怕不远的将来仍然是空白。”高庆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