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明老师自去年11月初生病住进华西医院以来，我去探望过他多次。每次看到他谈笑风生，尤其是从一些医生处打听到刘老师的身体真是一个医学上的奇迹，满以为他这次也一定会有惊无险。

　　今年5月20日至7月20日，我原计划去巴黎六大访问两个月。去巴黎前，我又去看过刘老师，感觉他当时的状态还是很好。我于今年6月29日至7月3日曾因公事短期回国几天，在此期间本拟再去看看刘老师，但听说他刚做完新一期的化疗，不大想见人，犹豫再三而作罢。当时心想（根据以前的经验）刘老师做完一期化疗稍过段时间就会好些，我等7月20日回来后再去看他，于是我又去了巴黎。7月13日凌晨，我刚睡下不久就接到我太太张宏的微信，说刘老师已处于昏迷状态。接此微信，我整个晚上就几乎没有再睡着了。到办公室后，我随即与合作者Hélène Frankowska教授协商我需要提前回国事宜，合作者表示完全理解。7月15日赶回成都后，我立即赶往医院准备去看刘老师。在刘老师病房门口，听学院领导说我们敬爱的刘老师已于20分钟前辞世。

　　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听到刘应明老师逝世的噩耗，仍如晴天霹雳，我不禁眼前一黑、悲痛不已。刘老师关心、鼓励、鞭策我的往事一幕幕涌上我的心头。

　　我最早“认识”刘应明老师是1985年我作为新生刚到四川大学数学系求学不久，当时的校庆特刊上有介绍刘老师的文章，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得了，但记住了他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刘应明老师是1986年秋天，他参加当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后不久在四川大学数学系作了场报告介绍这次大会。由于我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刘老师报告中提到的数学内容我完全不懂也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记忆犹新的是，他反复强调：我国的数学水平整体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还很远很远（这完全颠覆了我的固有观念，中小学时听陈景润先生等的故事时，我以为中国的数学已经是国际先进水平了），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努力。

　　我在大学时成绩一般般，常常逃课，倒是不时溜到系图书馆去看书。在系图书馆，我好几次见到刘应明老师。当时我挺纳闷，像刘老师这种大教授还需要去图书馆？我当时的想法是，到图书馆看书应该是学生的事。

　　大学阶段最后一次见到刘应明老师是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当时刘老师还没有行政职务，但显然已是当时的新一代学术领导人，他寄语即将离校的学子：母校时刻关注你们的成长，希望你们为母校争光。记得我当时也不懂什么规矩，在毕业典礼上我提出和刘老师换一把扇子（当时可没空调电扇之类避暑降温设备），他欣然同意。

　　大学毕业后我去达县师范专科学校作了四年教师。刚去不久颇为迷茫，1989年底我写了一封信给已是四川大学副校长的刘应明老师，过了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写了满满一页纸。他明确告诉我，要继续作数学的话应该把大学数学内容温习一遍后准备考研究生，他还建议我可以不时翻翻《美国数学月刊》之类的杂志。我当时似乎没有觉得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现在差不多也是刘老师当时的年龄，如果有个本科毕业生给我写信，尽管我现在还只是一介百姓，我很可能没有时间更没有耐心给这个学生回信。

　　由于担心（直读研究生的）大学同学变成我的老师，我考研究生时首先排除的就是四川大学，后来我考到了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再次听到刘应明老师的名字是1995年底，李训经老师告诉我说，刘老师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当时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院士有什么意义。记得作为第一反应，我当时就问李老师，刘老师不早就是院士了吗？估计我当时是把院士和博士生导师或其它什么的搞混淆了。

　　在复旦大学快博士毕业时，李训经老师和雍炯敏老师（我的博士导师）告诉我，他们不久前碰到刘应明老师时提到过我的情况，刘老师表示欢迎我回四川大学工作或做博士后。稍后，我和四川大学数学学院联系好做博士后事宜。在联系的同时，我也和上海一些高校联系过工作，差不多同一时间，这些高校也同意我去工作。由于已经在上海呆了近6年时间，我当时其实很想留在上海，于是我去征求雍老师的意见。雍老师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我的想法，就这样我于1999年初回到了四川大学数学学院跟黄发伦老师做博士后。当时其实我还略为心有不甘，现在回想起来，回四川大学工作是我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回来后刘老师对我的关心、鼓励和大力支持。

　　我在2000年5月博士后出站留四川大学工作后，才想到应该去拜访一下刘应明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去刘老师家（当时他在数学学院没有办公室），初次见识了刘老师的风格：对学生一般以批评为主。我送了一份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给刘老师，原想他会表扬我几句，哪知他简单翻了翻就开始批评，出站报告中哪里哪里很不规范、哪里哪里安排很不合理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刘老师其实是恨铁不成钢！

　　2000年7月起，我又去西班牙作了一年博士后。2001年上半年我还在西班牙，刘应明老师告诉当时的数学学院领导并转告我太太说，我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稍后，数学学院通知我申报教授。我当时以为学院搞错了，因为我1999年初回四川大学不到半年就从讲师评为副教授，到2001年履职副教授不到两年，怎么可能就申报教授呢？但学院领导说这是刘老师的意思，后来我很顺利地通过了教授评审。当年暑假我回国后，又去拜访刘老师，再一次见识了他的风格，几句话后他就告诫我：“全国优博差不多相当于评了个三好学生，只是说明你博士阶段还马马虎虎。另外，川大的‘博导’要两年评一次，今年时间已过了，你只能2003年去报，到时别像报教授一样傻乎乎的。”于是，我2003年报了“博导”，也顺利通过。

　　2004年前初，我又一次去拜访刘应明老师，他当时就批评我似乎目光短浅，说我应该准备去报“杰青”了。第一次申报失利后，他鼓励我道：“现在大概很少有人报杰青能一次成功”。我于2005年获得“杰青”资助，很久以后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刘老师自始至终对我当年的“杰青”申报很关注，但他从未给我提起过这方面的任何事情。

　　大概是2005年底，我去拜访刘应明老师时，他又一次批评我：“到川大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学生？”我深以为愧疚，此后不断努力。记得是2011年，我的学生付晓玉留四川大学工作三年后也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刘老师第一次（在我的记忆中也是唯一一次）当面表扬了我：“看来你在川大也带出了一个团队。”

　　2010年春节前，我到刘应明老师家去拜年，他又一次批评我：“你一贯傻乎乎的目光短浅，怎么没有想到去报院士呢？”，并告诫我这件事不要指望一蹴而就，不能因此放松数学研究。在刘老师的鼓励下，我申报了院士，刘老师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了推荐材料。

　　正是在刘应明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才不断成长，不断进步。大恩不言谢！由于口拙嘴笨，在刘老师生前，我从未当面给他说过感谢之类的话。如今阴阳两隔，我对刘老师的怀念和感激之情，更非言语所能达意。巨星陨落，一代宗师的离去，对四川大学和整个西部的数学乃至全国数学届，实在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在以后的岁月，我本人一定加倍努力取得一点像样的成绩，以告慰刘应明老师的在天之灵。刘老师安息！

　　（作者：张旭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数学家大会45分钟报告者、四川大学数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