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文逍遥和侠气的鲜明个性，极度简单的生活方式，以及出世与超脱，无论真实抑或传说，都显得与院士——这个制度意义上的角色，充满着张力；但如此却使他回归了院士应有的学者本色，造就这个时代的传奇。

　　身后评说

　　1月16日上午9点左右，李小文的告别时间。告别的队伍排了很长，延绵三百多米，一直延伸到广场的外面。一位前来道别的教授在我们身后喃喃自语：“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来的告别会。”人群并没有隆重的哀伤，寒冬的早晨，人们排在队伍中，平静等待着依次送别这位67岁的学者。仿佛是某种默契，构成了平淡的氛围。熟悉李小文的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走得快，没有太长久的痛苦，也算成就了他的传奇。”一位与李小文从美国留学时代起便是好友的科学家告诉我：“我觉得小文现在挺好。在国外，一个人去世是可以为他唱歌的。他这个人的一生是值得庆贺的。”直到进入礼堂，在哀乐中目睹他遗容的那一瞬间，人们才被一种永不再见的悲伤击中，在与他的家人一一握手后，一些人无法抵御地低声啜泣起来。

　　李小文深受大家爱戴，确实与他朴素的衣着、一双布鞋和他的侠客气质有关。他甚至因为过于朴素，被学校的保安拦在校门外。他开博客，与网友不论身份地讨论问题，力求有问必答；他爱喝二锅头，给世人留下逍遥似仙的形象；他有时在一些正儿八经的场合像一个孩子一样无伤大雅地僭越一些社交规则，甚至打起瞌睡来；他钟爱武侠小说，无论是在农村下放还是在美国读书、做研究，他都经常读武侠，沉浸于他所向往的侠客精神世界中。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的1月5日，他最后一次在网上回答一位网友关于“逊克农场人口”的提问：“首先在全球尺度卫星遥感图上基本能找到；其次80年来，它经历了农－牧－农的转换。……博主十年来跑了三趟东北，不容易啊。希望能指点一下可能的历史数据源。”

　　但如果仅仅是这些举动，其实又难以成就他的传奇。他去世时，在他与人们交流学术与公众话题看法的科学网上，有很多人撰文悼念他，感谢他曾无私提供的经济上的帮助。这些人，不少是年轻的留学生、博士生与学者。李小文指导的一位北师大博士告诉我：“我是硕博连读，和我爱人一起都是自费研究生。当时我们俩上学的学费很贵，李老师对我们资助很多。那时李谦奖学金刚刚设立——他把长江学者的津贴拿出来，每年10万。后来他拿了特别成就奖，又把100万的奖金也都拿出来做基金，我获得了1万元奖励。他对我们的资助是慷慨的。”李小文对学生关怀很多，有时甚至事无巨细，他相信：“科研是人做的，对人的关怀不够，不可能有很好的成果出来；如果从事科研的人，不能静下心来去做，不可能有太好的成果。”可是，这些善举，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他的声望，却仍然无法诠释李小文作为一位院士的传奇所在。

　　熟悉李小文的人对他有一个较为一致的评价：“李老师把钱财与生死都看得很淡，但他很重名节。”也许这种与侠客有许多相似的人生观最真实也最透彻的表达，就是他离世的戏剧性。他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有问题，他留下话，不插管、不抢救，希望有尊严地死去。他摔倒在家后，是北师大的师生们将他强行送上救护车的，而到救护车上之后，他还流露了不情愿，觉得这违背了他不可妥协的自由意志。宫鹏可能是除李小文的家人和学生以外，李小文醒着看见的最后一批探访者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起，宫鹏就与李小文熟识，是多年的好友。他告诉我：“9日那天，我们开完会，他本来也是要来的。6点不到，我们几个人去，他正睡觉。他就睁开过两次眼。睁开第一次，就说了一句话：‘扶我起来。’但医生不让他坐起来，他可能也已没有办法坐起来，没有说话，看着我们。我握着他的手，他把手搭在床架子上，我说：‘小文，挺住。’那天晚上半夜，我们又去了。他在医院里待了不到30个小时就去了。”“他去医院前还叫他爱人给他带烟。他愿意去解放军306医院，因为那里的主治医生他都熟悉。最后的时间里，他坚持不搞特殊，并没有单独住一个房间。所以，烟带去了，最终也没抽。”

　　美国岁月

　　成就李小文传奇的最重要故事，发生在美国。正是他在美国创立的李-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奠定了他成为院士的国际学术地位。与他共同建立模型的艾伦·斯特拉勒比李小文年长几岁，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艾伦现在波士顿大学任教授。在电话里，他仍如历历在目般回忆起他记忆中的李小文。“小文是1978年来加州圣巴巴拉分校实验室的六个中国学生中的一个。那时的他，比其他几个中国学生要年长，安静、羞涩，也很严肃，对自己的聪明才智还不自觉，也有一些初次出国的不自信。他的英语发音不是很好。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不太好——有时阅读资料时，他需要取下眼镜，把纸张拿得更近一些看。他是个独行侠，基本总是独处。他时常在实验室待很长的时间，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早晨见到他的时候，他时常因为刚工作了通宵而显得睡眼惺忪。”

　　斯特拉勒把创建理论模型的功劳基本归功于李小文。“李-Strahler模型诞生于他对卫星数据的分析，原来的数据系统所成的数字图像像素很低。他逐渐从卫星捕获的森林阴影的图像中，发现了有趣的规律。他利用森林的几何结构特征，定量刻化了太阳光在森林环境中的光辐射传输过程，从而增加了对光与森林的交互作用机理的理解。我的角色，就是与小文一起发展他的模型。实际上，小文才是这个模型的真正创立者；因为他很羞涩，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向外界传播他的理论的发言人，在各种学术会议上通过做学术报告，让人们理解它的深刻内涵。”“1985年，这个模型一发布，就在美国学术同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别的理论显得更好。我向他们解释，小文的理论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它的美感正在于它的简单性——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将这个理论复杂化。李-Strahler模型被应用在了宇宙飞船上的一些图像矫正工具上，根据这种模型，也产生了一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球监测系统分析地球表面图像的产品。后来的学生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模型，增加了模型的精度和实用性。”宫鹏向我解释，这个理论模型，“只有学过电子学的人才能做得出来，还要有数学功底和很好的物理功底。这个模型要解方程，要做复杂的三维几何的东西，仅仅是地学的背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而“小文在国内时，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过电信工程，搞的是电子。他原来的专业是信号处理、无线电等，而这方面的基础，能够支持他去做出这个模型”。

　　10多年后，正是这个在美国创立的李-Strahler模型，奠定了李小文被选为院士的学术地位。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陈镜明这样向我评价李-Strahler模型：“它被誉为20世纪定量遥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向我回忆道：“1995年，我还是加拿大遥感中心的一位研究科学家。我邀请小文来做一场讲座，由于他的科学影响力，那场讲座吸引了特别多的听众。他说得语速很慢，也带一些口音，但观众们对能够听到他讲自己对遥感科学的洞见，感到很激动。讲座结束后，我为他主持了一场派对。在派对上，他谈了很多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说，他对世界的哲学观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深厚学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宫鹏回忆说：“2000年的时候，他好几篇文章引用都上百次。那个时候在中国遥感界，还没有什么人比得上他。”

　　留学时代的生活是清苦的。宫鹏告诉我：“他那批人都是国家的公费，国家每个月给钱。那个时候每个月大概一个人400美元，当时国内教授400元人民币都拿不到。国家投了很多钱，但在美国的生活还是初级，基本上够租房子用，得自己做饭。”李小文生前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在美国时，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都没限制，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在美国时，小文曾经把他的太太接了过来，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他太太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在美国逐渐兴旺起来。”斯特拉勒向我回忆。李小文为什么回国？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也不是完全没想过留在美国，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杨世仁）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而斯特拉勒回忆，有一段时间，“李小文开始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两头跑，3个月在美国，3个月在中国，直至后来完全回到中国”。他强烈地想回中国，也对中国的需求非常了解，他想做出一些贡献。如果说在美国，他还因为英文口语的表达受到一些限制而显得羞涩，回到中国，他就不再是一个含蓄沉默的人了。他非常聪明，他很理解思想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力量。在中国，他能够用这种力量去影响他人、说服他人，获得资源。”宫鹏则告诉我，中国文化对李小文有一种不可割舍的吸引力。“小文在国外，喜欢写小文章，有个华人的编辑群落，做华夏文摘，都在Unix系统上。他写了好多漂亮的小文章，一会儿插队，一会儿下放啊，在稻田里他想什么啊。我们就跟他说，小文什么时候给我们看看集子。他太太吴老师就说，都给他攒着呢。1994年，我担任中国华人海外地理新系统协会会长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在华人圈子里很热心。”

　　艾伦告诉我，1995至2005年，是中国遥感科技的“爆发期”，中国遥感水平迅速追赶美国，在技术与设备上几乎并驾齐驱。这段时期里，李小文的工作重心都在中国。2001年，他顺利当选院士。

　　院士的角色

　　几乎所有我采访的人，都有些犹豫、最终却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李老师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处理复杂关系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太意外的答案。一个极富个性、特立独行又热爱自由的人，怎么会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如鱼得水呢？

　　李小文指导的一位北师大博士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李老师长期在国外，受到美国的熏陶要多一些。他经常说‘有教无类’，无论做哪一方面、什么研究，他都给你支持，都让你去做。遥感是一个交叉学科，都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他指导学生，从来不会因为，我的这些项目是做这些事情的，你们就要做这方面的事情，一二三四去做。他从来不给学生限制。你只要有好的想法，去找他讨论，他觉得不错，都会鼓励你继续做下去，而且会给你一些实质性的指导和支持。”“他的领导风格可能比较偏向于民主多一些，集中少一些，大家商量着来做。不像有一些地方，可能领导认为自己的思路正确，就会要求大家去做，去分割做一二三四方面的事情。”这种宽松的治理方式，作为一名学者，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但作为一位院士，也许任何一位局外人都并不真正完全知道他的处境。好几位对李老师熟悉的学者都这样告诉我：“他管理方面的能力，可能比学术方面要弱一些。他是个学者型的科学家。你让他去做行政机构的管理，可能是有些超乎他的能力范围，更并非他心之向往。”

　　李小文指导的99级博士肖青现在是中科院遥感所的研究员。李小文主持的“973”、“863”等工程的不同项目，肖青一步步跟着做过来，成长为课题负责人，然后开始管理一些项目。他告诉我，李小文基本采取的是宏观管理的领导模式。“我们做遥感实验，一些太细的东西他不会去管。有些时候宏观上，他会把握，他一直强调，做实验要心中先有模型，对整个宏观的科学体系有个初步的概念，成果会更好一些。我们在1999年去禹城做实验（那时李小文还不是院士），李老师就在那儿亲自测量一些东西。我们做‘973’实验的时候，在黑河流域，对整个的实验设计、实验规划他都是全面了解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每个时期他感兴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在有些领域会开拓一下，然后有些人能顶上来，他就是宏观指导了，不再亲力亲为。对一些新兴的领域，他也比较敏感，去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他非常关心，关系到国计民生，科研也会有做相关的东西。”但只要涉及教学与学术，李小文都是学者本色，亲历亲为。“很多细的方面他还是亲力亲为的。我自己遇到问题就去先生家，我们都很熟悉他们家。一般是先通过邮件，有一个大概了解，然后到那之后能继续聊，怎么解决。包括后面一些李老师指导的博士生、研究生，李老师都非常喜欢和他们探讨问题，有时候具体问题学生拿不准，我直接让学生找李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他都亲自进行。”肖青说。

　　2004年，宫鹏从美国回到中科院遥感所。“当时小文是所长，我是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我们共事6年，其中4年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宫鹏说，“他当时已经是院士了。但我作为他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没有看出外面有多少改变。当一个遥感所所长就不是简单的事，他是有自信去驾驭复杂的局面的。他基本上采取了放手的领导方式，‘无为而治’，对大家的学术追求不加限制，尽量鼓励支持，不与同行争抢项目。他有时还是很有点江湖气的：谁谁谁，你负责做这一块，谁谁谁那一块；这个事你可以指挥谁谁，办公室主任可以调动，或者科技处长要听你的。他能造出这么一种文化来，让遥感所有些人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很有意思。我想，自己不承担项目这一点，他可能受到他之前所长徐冠华的领导风格的影响。徐冠华老师到遥感所后就宣布：‘我自己不承担项目，不申请项目，帮所有的人申请项目。’项目都是别人的，所长并没有承担。”与他亦师亦友的艾伦·斯特拉勒在2005年之前，虽然很多次在美国和中国与李小文见面，“却一直没有听到他谈起过自己当选院士的事情，知道这件事都是很久以后了”。“我也从未觉得他与别的科学家有什么不同，也从未觉得他有过什么改变。”艾伦告诉我，“我知道中国的院士有任命与领导的成分。但我想，小文所扮演的领导角色，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以自己的性格和科学的理念，去影响遥感基础科学的走向。”

　　李小文虽然不长于管理之道，但却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正如肖青所说：“他有一种出世的精神。出世能看得更远。”“小文和美国意义上的纯粹院士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宫鹏如此向我评价他，“他坚持生活要简单，走到哪儿也不想穿西装打领带，走到哪儿都想穿拖鞋光脚丫子，他不愿去弄那些形式。这是他坚持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如果执著于这个东西，那他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执著。即使当了院士，去哪儿做项目委员会专家或组长，他想的都是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