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绝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
侯仁之 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枣强，祖籍山东省恩县。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此后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开辟了新途径、新领域。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82年前的初秋，一个20岁的青年第一次来到北京。走出前门火车站，眼前雄伟的城墙，巍峨的城楼深深震撼了这个青年的心。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也在这个青年心中萌发。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将与这座城市永远地不可分割。
他在北京生活了七十多年，目睹了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而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他研究了一辈子北京城，耗尽毕生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这座古城的生命印记。
这位年逾百岁的老人，被称为“活北京”。他，名叫侯仁之。
从开明书店到勺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20岁的侯仁之从河北老家转学，来到北平通州（当时隶属河北）就读潞河中学。父亲希望他考入医科大学，将来成为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
国难当头，这个青年心中抑郁烦闷。初冬的一天，侯仁之独自一人，徒步从学校一直走到前门，走进位于杨梅竹斜街的开明书店，买下一本他平日最喜欢读的《中学生》杂志。这本杂志当年影响甚广，主编是著名教育家叶圣陶。
回去的路上一边走一边看，里面一篇慷慨激昂的短文让侯仁之深受触动。文章满腔热情，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篇文章的作者，是燕京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顾颉刚。
受此影响，潞河中学校长积极鼓励侯仁之，去投考顾颉刚所在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拿不定主意，他找胞弟侯硕之商量，究竟应该学医还是去读历史。
“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胞弟的这句话，让侯仁之豁然开朗，最终改变了志向。
1932年，侯仁之如愿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走进燕园，眼前的景致让他永生难忘：“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四年后毕业时，侯仁之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并被历史系主任顾颉刚聘为系主任助理。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积极宣传抗日的顾颉刚被迫南下。侯仁之转至历史学家洪煨莲门下继续学业。
洪煨莲早年留学美国，那时它已听说燕京大学买下了昔日的勺园作为校址。勺园是明代著名园林之一，洪煨莲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便开始了对勺园的研究，出版《勺园图考录》一书。
“老师所写关于校园的来历，引发了我的兴趣。”一有时间，侯仁之就要捧着书在勺园中与实地一一对照。
侯仁之因好奇心而起的考察活动，竟一发不可收拾。考察范围从勺园扩展至颐和园、西山，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发现了被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跑去清华大学旁听地理课。
侯仁之的学术兴趣从历史转向地理，老师洪煨莲自然心知肚明。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洪煨莲让侯仁之去他家里一趟。
侯仁之刚一落座，洪煨莲就突如其来大声对他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
侯仁之有些一头雾水，正待发问，洪煨莲又接着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到地理学的领域里去。”
在利物浦追寻北京之源
抗战烽火中，侯仁之一直未能成行。直到1946年，在洪煨莲的推荐下，他最终得以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该校地理系创办人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不久罗士培去世，地理系系主任、毕业于剑桥大学地理系的达比（H.C Darby）成为侯仁之的导师。
出国前，侯仁之随身携带了大量关于北京的历史地理资料，他要“带上这些砖头瓦块，去学习建筑方法，构建历史地理的大厦”。
如洪煨莲所期待的，侯仁之在利物浦的确遇到了名师。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在国际学界极具影响力。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对侯仁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复原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把这些历史断面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过程。”达比的这些观点和研究方法，让侯仁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天地。
求学利物浦期间，一位美国学者来校演讲，他断言：“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条河，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等，唯独北京没有。”这个新颖的结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而坐在台下聆听演讲的侯仁之并没有被说服。
侯仁之决定，要尝试运用历史地理学，揭开北京几千年前的建城之谜。
为了准确恢复当时的地理状况，侯仁之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野外考察，采集土壤标本、绘制古代华北平原分布图……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城同样起源于要津之地——古永定河，只是受到季节性、季风性气候影响很大，为避开洪水而选择在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
不仅如此，侯仁之进一步研究认为，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非那位美国地理学家所推论“依傍大河而兴”的单一结论。
1949年，侯仁之以题为《北京的历史地理》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从海上经香港回到北京。三天后，他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开设“历史地理学”课程。随后，其他大学也逐渐以此课程取代传统的“沿革地理”。
同行这样评价侯仁之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他最成功的地方，是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个学派，成为创建中国历史地理的第一人。通过这个学科，要按照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问题，他选择了北京城。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一个全新的学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项前无古人、启示后学的学术成果。”这是地理学界对侯仁之的研究与北京这座城市关系的描述。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侯仁之则用这句话，表达着他对北京的感情。
上世纪80年代，当侯仁之得知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卢沟桥桥体损毁严重，随即撰文呼吁“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在他的大声疾呼和奔走下，卢沟桥很快得到妥善保护和整修，后来被列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1980年夏，美国匹兹堡大学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中国北京的两块城砖。这两块城砖，烧制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甚至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早219年。把城砖带到美国的，就是侯仁之。
上世纪80年代，这种城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它们被垒上胡同里简易厨房的山墙，或者是作为低洼地的垫脚石。然而最初，他们属于北京的古城墙。
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侯仁之接触到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中国的加入刻不容缓。回国后，他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中国应加入公约的提案，并最终促成中国成为缔约国之一，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北京计划修建西客站时，最初选址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池水几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且可以避免居民搬迁的问题，能够很快动工。
侯仁之又坐不住了，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对北京城追根溯源的研究中，他发现“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二者血脉相连。
“北京是靠着一个蓟丘、一个西湖（莲花池）才成长起来的，作为北京历史上城内、城外水源的起点，它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变迁和金中都城位置、地貌等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证。这不是一般的古迹，它对于北京有着重要的意义。”侯仁之再次奔走疾呼。
最终，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而这个干涸的水池仍让侯仁之放心不下，他继续建议恢复莲花池水源，再现历史风貌。
“一个人绝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侯仁之的这番话，今日听来仍掷地有声。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词中说：“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经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两个月后，为表彰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这是设立于1946年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侯仁之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六位著名科学家。
“我已经100岁了，只希望对我的这些奖励，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除此，侯仁之还有个更大的心愿，“期待着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