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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润乾:那真是拼了命的两年
发布时间:2014-04-02 来源:春城晚报 【字号:  
  

  1976年,43岁的黄润乾被调到云南天文台,当时已是中年的他,思想压力很大,很想在短时间内赶上。他要如何赶上落后了近20年的时间,又如何才能在天文领域有所建树。那真是拼了命的两年。这是他对自己追赶落后了近20年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的拼搏历程的一个总结。    

  日前,黄润乾向记者讲述了他不平凡的科学生涯。采访中,他夫人栗志对于那次调动是这样形容的,“他归队我改行”。    

  偶像:中学时崇拜数学家张爕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4岁,随父亲辗转来到云南曲靖。中学先是在昆明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一年后转到天祥中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姐夫——张爕,清华的高材生,解放前留美,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和杨振宁、李政道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他1948年回国,我那时非常崇拜他,留美,麻省理工大学,还是数学家。我曾经以他为榜样,幻想着将来要考上清华,出国留学,回来当一名科学家。    

  我哥哥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高二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初三毕业时我利用暑假补课,张爕给我讲课。他讲的快,我接收的也快。到了高中的时候,其他同学学代数,我都学过了,高中物理也学过了。但再听一遍收获就更大,课余时间就自己做习题。    

  在高二的时候,我和同班的孙骞同学就考上了云大航空系,但没有去,目的是要考清华。我高考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填报3个志愿,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清华航空系,第二志愿是清华物理系,第三志愿是清华气象系。1951年考上清华,学的是气象系。我不怎么喜欢气象系,想学工科建设国家。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国家解放的,解放前旧中国的情景,日本侵略中国的情景,这些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解放后,看到新中国站起来了,那种心情啊!当初填报气象系只为进清华,想着进来后可以换专业。    

  留学:服从分配学习天体物理    

  在清华学了一年,国家要选派出国留学生,先是选拔,后是考试。宣布的时候我是去留苏,学厂房建设。临走前3天,总理和安子文来了,说要从650名留苏学生中抽150名到东欧。我被分到民主德国席勒大学学天体物理。那时,想着学天体物理就是整天呆在郊外的天文台,不知道学天体物理有什么意思。总想建设国家啊!但还是服从了国家的分配。    

  临出国前,中央首长来做报告。刘少奇做报告时候讲,国家这么困难,还送你们去国外读书,你们应该想到学5分是应该的,学4分就自己好好想想,学3分不要组织讲自己就背着铺盖回来吧。苏联实行的是5分制,5分最高,3分及格。    

  出去后,思想上还是想不通。但是,到了那里,也只能一心一意地学。德国的学分制刚好和苏联相反,1分最高,3分算及格。我绝大多数功课都是1分。在席勒大学留学时,我还和魏格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那时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天文台的年轻助教。天文台人很少,就只有20来个人,那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非常庆幸学天体物理。我的所长,从中学开始就是数学、物理和外语。所以,我搞天体物理就很合适。一个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去了解自然、研究自然的规律和本质,物理学家是研究地面上的各种物理现象和规律,天体物理学家是研究天体的现象和规律。懂得天体的一些规律和本质,同样可以把这些知识用到国家建设上去。    

  1958年,在德国留学5年后回到国内,在兰州物理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国防科学研究。    

  选择:18年后回归本行找方向    

  1976年我被调到云南天文台。天文我已经丢了18年了,我和国内的同行差得很远,国内的水平又和国际差得很远。思想压力很大,很想在短时间内赶上。当时,天文上有好多新的学科,如高能天体物理、等离子天体物理……面对这么多新学科,我选择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很难的事。选择不好,就赶不上去。    

  恰好,1977年,美国天文代表团一行10人访华,代表团成员都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一位是世界著名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专家——史瓦西教授。他是由德国去美国的犹太籍科学家,而我又会讲德文,就主动陪同他到石林和西山。我很诚恳地请教他,希望他能帮我找到方向。他说:人类认识恒星的规律还远远没有结束和完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恒星大气理论是天体物理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天体物理研究在这些基础部分不能取得深入进展,那么这个国家的天体物理研究水平不可能很高。   

  他回去以后,还送了我一套《恒星结构原理》的书。他使我认清了方向、选择了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正是由于我选择了这个方向,我才去读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的文章,也才知道德国在这个领域有一位有名的专家就是魏格特教授。而后,我又有机会直接到他那工作和学习。    

  追赶:那真是拼了命的两年    

  美国代表团中有位成员,他给云南天文台的研究人员照了张相。回国后就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云南天文台,刊登在美国《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上,还登载了照片和各人的名字。魏格特教授从这张照片中认出了我。那时,魏格特教授是汉堡天文台的台长、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了。1978年,我国天文代表团到德国考察。魏格特就请代表团带个信向我问好。代表团回来后,告诉我魏格特的口信。那时我正在读恒星结构方面的书籍,看到有个著名的专家叫魏格特,但没对上号。代表团捎信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立即回了信。他回信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到德国来工作,我也愿意到中国去访问。我就向中国科学院报告了这个信息,科学院马上让我发函邀请魏格特。不到一个月,魏格特就来了。第一天在云南天文台做报告,我当翻译。就在我翻译的时候,管外事的一位女同志招手让我出去一下。她说科学院来电话要我马上出国,原来是魏格特教授邀请我去德国工作。魏格特教授结束中国的访问,前脚刚到汉堡,不到一个星期我也到了汉堡。    

  魏格特教授的真心帮助下,我迅速地向落后了20年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追赶。我主要从事恒星结构演化理论研究,但想着回国后要把恒星物理搞上去,又到恒星大气理论组里学习。回来后,很快在云南天文台建立了恒星物理组,把恒星结构演化理论、恒星振动理论和恒星大气都作为研究内容。    

  在德国工作的那两年,我和魏格特教授经常讨论,晚饭后还散步讨论。我们两人合作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篇理论性文章。最后,连素未谋面的汉堡计算机中心的人都知道,汉堡天文台里有个中国学者每晚都在算题。那真是拼了命的两年。   

  (转自:《春城晚报》 200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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