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大师级地质学家走了。

2010年7月17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网站的主页忽然转为黑灰，同时失去色彩的是地质学界许许多多人的心：学校初创者之一、杰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王鸿祯院士，在这个夏天，悄然逝去。

噩耗传出，地质界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7月23日，地质界、教育界、科技界400余人自发赶往八宝山，送别先生。站在冰冷的灵堂前，悲伤在无声地蔓延。无论是声名显赫的高官、学者，还是默默无闻的学子，都静静地回想着这位地质大师不平凡的人生，感受着学高德馨的垂范。

“渐远杏坛老凤声 文风严正 不愧地界宗师 国学榜样  顿飞教苑苍山泪 薪火传承 且看林中桃李 海底珊瑚”。著名地质作家常江先生书写的巨幅挽联，寄托着人们的哀思，也浓缩了王鸿祯院士在地质科学界、地质教育界的丰功伟绩。人们无法忘记，那带有山东口音、略有些沙哑却总是意味隽永的话语；人们无法忘记，那透过镜片流露出的睿智淡定、慈祥和蔼的目光；人们更无法忘记，他丰厚的学识、灵动的思维、质朴的品格……

伤痛总会过去。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思绪停留在王鸿祯这个已融会于新中国地质学史的名字上，心底就会荡起波澜，而王鸿祯院士留给人们的珍贵精神遗产，也将永不陨落！

痛失良师，今后遇事我问谁？

李廷栋，原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是20世纪50年代初王鸿祯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与王先生相交甚笃。

听到王先生辞世噩耗时，李廷栋正在外地开会。哀痛之下，他硬是从紧凑的会议行程中挤出时间，写下一篇情深意切的悼念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王鸿祯院士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讲团结，讲和谐，待人以善，克己以严。他那种克己奉公、勤于行政的高贵品质，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科学精神，善以待人、提携青年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会议结束后李廷栋迅速赶回北京，下了火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往王鸿祯先生家中吊唁。

“愿他远行天涯，一路走好！”李廷栋的祝愿，也是大家的心声。

记者联系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莫宣学时，已是王鸿祯院士追悼会的第二天。很显然，情绪低落的他还沉浸在悲伤之中，“直到现在，我还不愿意相信王老师已经走了”。

同样不愿相信王鸿祯离世的还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学院地层古生物教研室的苏文博老师，他是留在王鸿祯身边工作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这些天里，16年来与他共同相处的一幕幕，总是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今年春节，苏文博像往年一样去给王先生拜年。那天，老人家气色和精神都特别好，还兴致勃勃地与苏文博谈起了他当年在英国和剑桥大学的一些人和事，谈到了当前华北前寒武纪测年工作等等。下楼时，苏文博心里想，依老人家今天这样的神态，百岁应该是可以期盼的！

然而，一切都在今年那个异常冰冷的春天里突然改变了：三月份传来王鸿祯因肺炎住院的消息，然后就是短暂的出院，接下来又是突然再进医院以及重症监护室。但苏文博在震惊之余还坚信，老人家能够像以前那样转危为安。

最后一段温暖的记忆定格在今年的5月2日。那天下午，他到医院探望老师。在那里，他遇到了躲在一旁悄悄看望老师的王训练。他们看到护士问询王鸿祯被子的厚薄如何，老人因口腔插有输氧管等不能讲话，但却很快用左手比画了一个OK的动作。看到老人家的头脑如此清醒和敏捷，苏文博与王训练相视一笑。

王训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从硕士一直到博士后，跟随王鸿祯学习了9年，是在王鸿祯老师跟前学习时间最长的学生。说起先生，他数度哽咽：

“王老师正是以他无比宽阔的胸怀和追求完美的精神境界不断完善着自己，也在不断地展示着他人生的完美。从做学生到现在，我先后在王老师身边学习工作了28年。我知道，先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去年教师节，我去看望王老师，问他平时做些什么。王老师告诉我，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做不了工作了，平时看看电视，翻翻报纸和杂志，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另外就是反思过去自己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今后要改正。当时对我触动很大，我很难相信一个为中国地质学、中国地质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作出重大贡献的地学大师在他年近93岁高龄的时候还在反思着自己以前的不足，而且准备不断改正。

“长期在王老师身边学习工作，我对他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依赖。即使到了近几年，每当遇到拿不准的事情，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问问王老师，听听他的意见。每次王老师都能给我很好的指点，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如今痛失良师，以后遇事我问谁？”

远在温哥华的高振家是王鸿祯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地质学院教过的学生。7月21日惊闻老师辞世，不胜悲伤，万般情感无处宣泄，最终化为一首饱含深情的悼诗：噩耗惊闻悲沁心，地勘痛失领军人。满园桃李培多士，沧海经纶作等身。促膝倾谈声在耳，梦魂追忆泪沾襟。他乡学子仰空奠，懿德长存万木春。

长歌当哭。痛定之后，是深深的追忆和思索。

“以前的工作已经成为历史，一切都要从现在重新开始”

时光回转至75年前。

1935年，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正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就读的王鸿祯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改学自然科学。这一年，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三所名校，均被录取，最后他选择了北京大学专攻地质学。

在藏书丰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他博览群书；在精英荟萃的课堂上，他从胡适、饶毓泰、李四光、谢家荣等诸多前辈身上汲取着思想的营养。当时，国际知名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还在北京大学任教，王鸿祯有幸成为他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葛利普的《地史学》课内容系统严密，阐述理论观点溯本追源，广征博引，妙绪泉涌，让王鸿祯备感敬佩，而更让他受益终身的，则是葛利普从历史演变、全球视野对地质现象进行分析的思想和方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幸运的是，我们的学术界依然坚强，我们的民族依然坚强。动荡的时局，让王鸿祯等一干学子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而有力。

幸运的是，王鸿祯正处在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

在学校南迁途中，他参加了行程1600多公里的“湘黔滇步行团”，在原清华大学地质系系主任袁复礼教授指导下，坚持观察地质现象和地层剖面，学习作记录、采标本；在长沙和昆明，他从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系主任孙云铸教授那里获得了对地层学意义和趣味的深刻感知。王鸿祯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古生物学家。

倚仗西南联大广博的图书资料，王鸿祯阅读了大量地质构造和古生物方面的专著。就是最枯燥的《地质学教程》（III）德文本，他也通过把书中的具体材料同地理位置对照起来的方法，读得津津有味。强烈的求知欲把王鸿祯变成了一块海绵，在科学的海洋中快乐地吸收着前人积累的知识、见解与智慧。“知识或资料的积累主要在有恒，兴趣的培养主要靠主动，获取知识的动力来自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责任心。”王鸿祯曾这样传授经验。

“上王老师的课，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博学。地史学的内容很难记，但他讲得特别生动，旁征博引，想不被吸引都难。而且，他的学问绝不仅限于地质，文学、历史、哲学等等，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莫宣学说。

博学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王训练回忆说：“王老师每天都工作到深夜11点左右，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89岁高龄。有一次我和王老师聊天，劝他多注意身体，把工作强度降低一些，他却说‘以前的工作已经成为历史了，一切都要从现在重新开始’，他甚至在近80高龄时还给自己和自己的科研团队提出了一个20年的工作规划。”

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此乃王鸿祯学术生涯的最佳写照。

全局视野让他总是能提出根本性、影响整个领域的问题

珊瑚，海洋中的精灵。许多人并不知道，外表美丽的珊瑚还是地球历史最好的记录者之一。它们从奥陶纪就开始出现，几经繁荣和衰落，但从未消失，直至今日。简言之，研究不同地质时期珊瑚的种类和分布，能够得知有关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丰富信息。

珊瑚古生物学是王鸿祯地质科学研究的起点。

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对黄汲清先生的中国二叠纪地层和二叠纪珊瑚、腕足类著作深为倾倒，王鸿祯开始了与珊瑚的不解之缘。精读了有关珊瑚的大量文献后，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他亲自采集、磨制了500多片珊瑚薄片，并在孙云铸教授指导下开始从事四射珊瑚和地层学研究。不久，《云南中部及北部志留纪四射珊瑚》等论文相继发表，让他在中国地学界崭露头角。

1945年，王鸿祯考取公费留英，赴剑桥读博士学位，而与他共往的则是几百片骨骼构造保存极佳的珊瑚薄片和丰富资料。在那里，王鸿祯把研究六射珊瑚和现代珊瑚微细骨骼构造的概念方法用于四射珊瑚，观察了英国各大博物馆保藏的几千片珊瑚薄片，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论文《从骨骼微细构造观点论四射珊瑚分类》，根据四射珊瑚层状和纤状两种类型的消长演变，提出了全新的分类及演化关系。后来，这篇论文在代表当时英国学术界最高水平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丛刊》上发表，引起了国际珊瑚古生物界的关注。

3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电子显微镜技术已开始用于古生物研究。王鸿祯依靠青年助手陈建强等，改进制样技术，运用电子显微镜扫描，查明了四射珊瑚大量属种的微细构造，证实了他早年提出的学术见解，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据此完成的专著《中国古生代珊瑚分类演化及生物古地理》，则在1991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熟悉王鸿祯的人都谈到了同一点，他的视野非常广阔，当别人大都关注局部时，他却能统揽全局，提出那些根本性的、影响整个领域的问题。

“王老师的专业是地层古生物学，但他在地质科学上的建树已远远超越了这个领域。”他的一位学生说。

王鸿祯认为，科学研究和事业，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正因如此，他十分注意博采众家之长，注意从多时空的视角统观全局。而后，他逐渐将目光投向沉积古地理和全球构造，甚至宇宙天体。

20世纪40年代，他就开始注意了解地质科学的整体动态，开始向沉积学、古地理学和大地构造学扩展；五六十年代，他主攻地史学，进一步汇集中国和全球的系统地质资料，兼容西方和前苏联的地质理论；七八十年代，他紧跟国际地学发展的新动向，立足于板块学说这个新的全球构造观点，结合中国实际，总结规律，在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提出中国大地构造单元系统划分名词体系，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等。

20世纪90年代，他依据系统论观点，更加重视多学科交叉渗透，通过扩展时空视野，更加深入地探讨地球科学的根本理论问题。1993年，王鸿祯组织承担了一项国际前沿性研究项目——中国古大陆及其边缘层序地层和海平面变化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和他的研究集体初步建立了层序地层的级别体系及其与各级天文周期的可能对应关系，为以自然节律为依据的新的地质时代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方向，开辟了层序地层学的新领域。

王鸿祯还提出，地球科学的根本问题和目标之一是了解地球的形成和演化史，当前地学基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试图建立地球演化的基本过程及其可能的动力学模式。他以地球演化的突变论和阶段性“点断前进”说为主导思想，提出了中国及全球构造发展阶段，并率先提出以泛大陆为基础的大陆聚散周期，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在1996年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王鸿祯以主题报告形式介绍了这一成果，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可以说，稍晚兴起而至今仍为热点的全球超大陆旋回研究（包括哥伦比亚、罗迪尼亚等），无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微，窥造化之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王鸿祯80岁时写下的自勉，也是他如今留给后人的期望。

王鸿祯的全局视野还使他做了一件对地质大学发展影响深远的事情。

一位地大老教授告诉记者，1970年学校南迁后，原北京地院只设了一个留守处。短短几年间，美丽的校园被步步蚕食，面目全非。1978年2月，留守北京校部的王鸿祯与袁见齐、马杏垣、杨遵仪等人共同召集16位老教授，联名给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和方毅副总理写信，反映地质技术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再次提出在原北京地院“创办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的建议。见到信后，邓小平批示：“好意见，由教育部商同地质局处理。”这才有了后来的“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并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地质大学两地办学的模式。这一模式，之后又被矿业、石油等迁出北京的专业高校复制并应用。

智者的胸怀、科学的严谨、诗人的深情在他身上交融绽放

有了宏观、全局的思维，其胸怀也必然广阔。

与那个年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王鸿祯的命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对于“反右”和“文革”期间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王鸿祯却绝少抱怨。当许多人还在为自己的蹉跎岁月祭奠时，王鸿祯已经怀着极大的科学热情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马丽芳与吴正文，这对地质界伉俪，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同为王鸿祯的学生。他们对于王老师的崇敬，不仅来自对先生学识的景仰，更来自日常工作所见的点点滴滴。

“毕业后我们虽然与王鸿祯老师同属一个系，但因所在教研室不同而很少来往，真正深入了解王先生还是在1973年到1976年我们共同参加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制工作的时候。

“那是我国首次编制的洲际性地质图，由国家地质总局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和西北地质矿产研究所抽调近20名科技人员完成。当时，王老师已年近六十，但每天都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学校所在地五道口到百万庄中国地质科学院上班，来回20多公里，风雨无阻。他每天上班都带一个饭盒，里面装着师母为他准备的饭菜，中午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凉饭菜加开水下肚，中午实在累了也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但他从没有半点怨言。

“1976年，为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展示亚洲地质图，领导临时决定编写一份英文简要说明。为此，王老师夜以继日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会上，地科联世界地质图编图组看到了亚洲地质图和这篇以亚洲地质图编图组名义编写的单印本，立即邀请我国参加编图工作。尽管王老师本人并未去澳大利亚参加会议，而且1：500万亚洲地质图在1981年与其他地质图件一起获全国科技一等奖时，王老师在获奖名单上还被列在后几位，但他从未计较过。”

一同参加了这次编图工作的还有李廷栋院士，他也回忆起了那段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为了编制一份高质量的亚洲地质图，他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时光。他把亚洲大陆划分为南亚大陆区、南亚陆间区、中轴大陆区、北亚陆间区、北亚大陆区和环太平洋区等六大构造域，这一划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属首创，后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他经常到地质图书馆查阅新的地质资料，了解新的研究动态，并将这些新资料、新发现、新认识及时反映于图件和专著。后来，他还亲自执笔撰写有关论文和《亚洲地质》专著的若干章节，编制有关图表，翻译英文图例和编撰地名、地质名词中英文对照表，亲自审校地质图件与专著。可以说，没有王鸿祯老师严谨科学的态度、全心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就不会有这样高水准的亚洲地质图。”

在地质学界，王鸿祯的严谨是出了名的。

学生时代曾经长期协助王鸿祯清抄整理稿件和画图的王训练告诉记者，王鸿祯老师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一次性成稿，但成稿后会不厌其烦地修改，一直修改到已经印刷不能再修改为止。“王老师的论著基本上都是经过无数次修改锤炼而成的，这也是王老师不少科研成果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字上都堪称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

莫宣学对此也深有感触。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前夕，大会学术委员会邀请王鸿祯先生写一篇关于中国大地构造的文章，拟在国际地科联刊物《Episodes》上发表。王鸿祯要莫宣学作为合作者共同完成。“从起草到完成直至出版前夕，王老师对每个细节都要仔细调查核实，只要发现文字或图件上有任何一点小问题，再晚他也要给我打电话，商议如何修改。王先生在学术上超乎常人的高度严谨的学风，给了我很大影响。”莫宣学回忆说。

王鸿祯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把我名列第一，必须由我执笔，或由我写1/2以上；如果把我名列在后，必须经我审读或让我参与讨论。否则我不能署名。”王鸿祯上世纪80年代带的研究生梁传茂回忆说：“那时我们写了论文，常拿去给王先生润色，但要他署名，他却从来不肯。”

桃李满天下的王鸿祯曾说：“署名的规则在国外要求很严，在国内只能靠道德自律。我这样做，我的学生就不会太离谱。”

不了解王鸿祯先生的人都以为他很严肃，其实，有着极高古典诗词造诣的王先生，还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

从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感受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也能感受他对师长友朋的深情，更能触摸他关心时政、关心地质事业、关注环保、关注地球未来的拳拳之心：

科技兴国气象新，躞蹀几度更逢春。为有育人多壮志，敢将格致证丹心。年华已逝身垂老，学思方遒意转深。环境生态须记取，好留清白到儿孙。

斯人已去。一生站在地球历史书页上倾听地史回声的王鸿祯院士，又站在了新中国地质科学研究与教育的史书上，成为其中闪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