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名叫《七色花》的童话：七色花瓣组成的花朵，每撕下一片，就可实现一个心愿。91岁的古植物学和地层学家李星学院士就有一朵岁月为瓣的“七色花”，每一片花瓣的一次翩飞，就是一则意味隽永的小故事。

赤

1927年，我10岁。在北大地质系读书的舅舅朱森回到了家乡。有一次，我跟他上山看石头，采化石。他采集了几块珊瑚化石，菊花般漫卷着，煞是好看，这或许是我对古生物兴趣的萌芽。

我就读的长沙雅礼中学的大楼门厅里，悬挂着国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画像。一天早晨，我们发现那里多了一幅照片，是中国人的。老师说，这位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叫丁文江先生，他刚在学校对面的医院病逝，他很了不起，我们要永远记住他。

橙

1938年我参加了全国大学联合招生统考，竟然名落孙山。后来，我把自己的卧室命名为“三三斋”，并把“三抓”和“三不”的条幅贴在门后。“三抓”是：数、理、化抓基础；语文、英语抓训练；其它抓要点。“三不”是：不逛街、不会友、不贪睡。如此闭门苦读数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但出于对地质的偏爱，我选择了重庆大学地质系。

黄

解放初，我们这些地质古生物学者被派往大同煤矿等地，利用地质手段探测矿产的层位、厚度等情况。如此风餐露宿、埋头苦干就是5年。

有一次，毫无征兆的狂风挟着暴雨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打来。我们背着器具在泥泞的山路上连滚带爬地奔跑，在跨越一条山涧时，水已经齐腰深了。我跳下水去，一位年轻同事却被湍急的水流吓住了，我猛地拖了他一把，拉起他就往对岸趟。趟到对岸时，水已经漫至胸口了。

绿

外语，是我们地层古生物工作者的“利器”。60年代初，所里为研究生开办了一个法语学习班，我挤出时间参加学习。同班30多人中，算我这个已届不惑之年的“老秀才”年龄最大了。他们都认为我学不长，但我除了坚持每周三小时听课外，还充分利用早晚空闲时间背单词，做练习，从不间断。四个月后，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只有七八人，最后的结业考试，我得到了好成绩。

青

由于被借调到地质部找矿，影响了我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一些同时研究其它专业的同事都有论文问世了，我却没有什么具体成果。在这种对比压力下，我也试图写篇有关古植物的论文。这种想法被我的导师、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先生觉察后，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赶时髦，急于求成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青年人要坐得住，要潜心于学，才有学好的希望。”

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使我放弃了急于出成绩的想法，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所学。之后，我发现了一种连斯老师也忽略了的二叠纪植物——拟织羊齿，同时确认了一种他不敢确认的“沟木”，令他刮目相看。

蓝

平生也有尴尬事。1982年秋，我应邀赴日本访问讲学。有一天到日本一县博物馆参观后，馆长研墨铺纸，要我题词。这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再三推托不成，我只好提起笔来，写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万岁”几个大字。然而，十余年后，我的同事再到该馆访问，发现我写的那张条幅还挂在客厅里。我只觉得，字写得不好，长久挂着，反而让我不安。

小时候我练过字，但因为学业繁重，没能坚持下去。由此足见，万事贵在有恒。

紫

在古植物的沉静中，我能感觉到它们的灵动和芳香。在沉醉中，我已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工作了整整40年。《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是我的古植物研究代表作，其中提及的许多种属被国内外古植物学教科书或论丛收入，我对华北石炭、二叠纪系划分提出的新观点和建立的植物组合顺序，至今仍在华北煤田地质勘探中广泛应用。

1996年7月，一枚金光闪闪的“沙尼国际古植物协会”奖章别在了我的胸前，让我站在了古植物学的国际领奖台上。最令我难忘和自豪的是，加拿大开普顿大学地质系的佐特鲁教授为表彰我在古植物学上的贡献，将他发现的一种植物化石命名为“李氏契叶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