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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的远古生命——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星学
发布时间:2008-04-07 来源:雅礼中学 【字号: 小  中  大 
“百年雅礼,屡创佳绩;出类拔萃,一流教学;与时俱进,再铸辉煌”短短二十四字,道尽了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对母校雅礼的片片深情和美好祝愿。

李星学,1917年4月8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一直从事医务工作,严谨的工作作风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5年,李星学考入长沙雅礼中学高中。他读书非常刻苦,除了认真听课、做好作业外,还利用假期广泛阅读中外名著,并且每天坚持写日记。短短两年时间,李星学不仅把原本较差的语文成绩追上去了,而且语言表达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一次,李星学到科学馆上课,无意发现了二楼扶梯左侧原来悬挂着许多外国著名科学家巨幅头像的墙上,新增了一张蓄着八字胡须、戴副金边眼镜的中国人头像。正当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物理老师陈仁烈解释说:“他叫丁文江,中国地质学家,不幸刚在湘雅医院去世。”陈老师简单地介绍了丁文江的生平事迹和他在地质学上的重要贡献。就是这副悬挂在雅礼中学的丁文江头像,激发了李星学对地质科学的兴趣。70年后,李星学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陈老师不失时机地给我们上的这堂生动的尊重科学和热爱祖国的教育课,对我以后从事地质古生物学事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937年,李星学从雅礼毕业,正值日寇逼近。他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情回到家乡郴县,组织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当,并在国民小学兼教音乐、体育课程,同时,还创办了两所成人识字夜校,深得乡民的拥护。但由于他的一些进步行为触痛了当地的豪绅,无奈,李星学只好返回长沙。

1938年,李星学力图重走“科教救国”的道路。由于荒废学业半年多,结果名落孙山。但是,他并没有气馁,继续复习功课。他把自己的卧室命名为“三三斋”,即“三抓”和“三不”。“三抓”是:数、理、化抓基础;语文、英语抓多练;其他抓要点。“三不”是:不逛街、不会友、不贪睡。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星学后来参加许多大学的招生考试,都一试中的。于是他借读于重庆大学,攻读地质学。在朱森教授的鼓励、教导和一些知名学者的熏陶下,李星学对地质专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1940年,中国地质学会专门设立了青年地质学者陈康、马以思纪念奖学金。四年级时,李星学与同学合撰的研究论文《南川西南之古生代地层》,获得了首届陈康先生奖学金。

1942年李星学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历任该所练习员、技佐、技士等职。这期间,他赴四川、宁夏等实地地质地层勘测调查,并从1944年起,师从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研习古生物学。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任工程师。当时正值百废待兴之时,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矿产能源。李星学积极响应国家希望地质人员到野外勘察找矿的号召,二话没说,立即背上行囊奔赴山西大同、太原西山、等地参与矿产的调查勘探工作。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采集了大量化石标本,这为他日后进行古生物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1951年,李星学到南京生物所工作。此时,周围的一些人已经发表了不少论文,惟独他没有突出的科研成果。李星学很想马上提笔撰写论文。导师斯行健知道后,语重心长地说:“赶时髦、急于求成不是做学问的态度。青年人要坐得住,要能潜心于学,才有学好的希望。”从此,李星学苦心研究,并开始系统地研习古植物学。1966年,他独立撰写了第一篇古生物学论文《论拟织羊齿》,得到导师的大力赞赏。不久,李星学在鉴定采自青海的一批化石时,又提出了它们是东亚首次发现的纳缪尔期植物群的看法……1956年,李星学出任南京古生物所第一组(古生物组)副组长,并开始独立承担较大的研究课题。

李星学在研究华夏植物群方面取得了另人瞩目的成就。1963年,他发表的《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是其早期研究古植物学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也是研究东亚华夏植物群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他在其中新创立的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属种,被收入到国际古植物学会编纂的综合性巨著——《古植物学论丛》。他对华北石炭二叠纪地层划分对比提出了新观点;对瑞典古植物学家Halle关于华夏植物群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最早发现中国晚白垩世被子植物化石……李星学苦心研究,硕果累累。他还擅长古生代鳞木类,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层、植物化石和古生物地理分布的研究也卓有成就。其中,与人合著的《大羽羊齿植物生殖器官在华南的发现》,提出了新的观点,是对近百年研究这类植物的重大突破,令中外同行赞叹不已。李星学对生物地层学,特别是对晚古生代陆相地层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地层古生物工作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1987年,他与人合作提交给第十一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及地质大会的论文《甘肃靖远一条建议中的中国石炭系上、下统界线层型剖面》,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所建议的层型剖面堪称世界石炭纪海陆交互地区的典型代表。1989年,李星学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中国及邻区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分区》,激起专家的共鸣。该文后来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古植物与孢粉学评论》全文刊印。1991年,加拿大开普布里顿大学E.L.佐特鲁夫博士将他发现的一个新属新种——楔叶类植物化石,命名为“李氏(李星学)楔叶穗”。国外学者以中国专家姓氏命名新发现的国外植物化石标本,在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2000年,他作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成功地在河北秦皇岛主办了“第六届国际古生物学大会”。

研究之余,李星学对宣传、普及古植物学知识也是十分热心的。从50年代和70年代末,他都在南京大学地质系任主任兼职教授,并于1984年被聘为该校地球科学系长期兼职教授。1963年开始,李星学就开始带研究生。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现在很多单位的业务骨干或学科带头人都是他的学生。再者,李星学与斯行健等编著的《中国中生代植物》、与徐仁等合著的《中国古生代植物》等等著作,对普及古植物学知识、提高古植物学研究水平,推动古植物学科的应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李星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先后十余次应邀赴美、英、法、澳、日、韩等国访问,并在国际学术专业组织和国际合作项目中担任了许多职务。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他获美国植物学会通讯会员终身荣誉称号。

李星学几十年如一日地执著追求着他的事业,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地,迄今已出版11部专著,发表140多篇论文,其中10多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中科院重大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1980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并曾先后选为全国地层委员会委员、中国古植物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报》主编、《华夏古生物志》副主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员、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等。此外,他还获第二届“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沙尼国际古植物学协会奖章”,以及“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称号。

李星学说:“科学工作是一项非常艰辛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地学工作,要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要有勇于实践和创新的精神,踏实严肃的工作作风,还要有相当强健的体魄,敢于改正错误的宽阔胸怀,才能取得较大的成就。”

他还说过:“我这个人其实并不聪明,学识也不在一般人之上。之所以大半生还能做些工作,多少是由于始终铭记着前辈教诲的这样一句名言:勤奋的人一直虽然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不勤奋的。”

李星学一直用“勤能补拙”自律,不断地研究学习,他的刻苦勤奋,严谨治学,堪称楷模。在为人方面,更可称道。向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左”的影响下,尤其是十年动乱中,他经历了很多坎坷,但从没计较过。对人对事,他总是抱着宽容、谅解的态度。

如今,已88岁高龄的李星学院士,仍在为培养我国古植物学人才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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