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天，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层学家李星学院士迎来他的90岁寿辰，从事地质古生物工作业已65个春秋。为此，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李星学文集》（2007，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文集》）。笔者参与了《文集》的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全过程，因而有幸集中查阅了李先生全部论文著作。由于结识先生时间已久，堪称忘年交，读其著作颇有当面聆听之感，刻板的文字也变得栩栩如生。同时，又由于先生的著作除了大量学术方面的，还有不少人物传记，历史评述，科普教育，以及记录其奋斗历程的人生感悟等等。静静地读着《文集》中一篇篇论述，宛如在跟先生作心灵的沟通，让人体味到他恬淡的生活态度和执著的进取精神，感受先生在求学、处世等多方面的谆谆教诲。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以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我们年轻一代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开启了一扇智慧的大门。这些宝贵的心理品质使我们超越了古生物学范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走近古生物学家李星学院士，跟随先生回忆他的人生心路历程，领悟先生的奋斗成功之道。

 

 

长期的科研工作中，李先生一直以“学贵有恒，业精于勤”为治学和工作中的座铭来自勉。地层古生物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参考古今中外的许多资料，因而多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多一个通向知识宝库的大门。李先生没留过学，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只学过一门英语。参加工作后，他利用各种学习机会，虚心讨教，基本具备了阅读俄、德、法专业书籍的能力。特别在学习法语时，李先生已年近半百，是参加学习班的30多人中年龄最大的，他除了坚持每周3小时听课外，还充分利用早晚空闲时间背单词，做练习，从不间断。4个月后，成为学习班中少数几个能一直坚持学下来的人，并在结业考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后来的工作中，李先生能够自如地运用英、俄、德、法语的专业文献资料与他持之以恒的勤奋精神是分不开的。

 

先生的勤勉，无疑是他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用他自己的话讲，“我这个人其实并不聪敏，学识也不在一般人之上。之所以大半生还能做些工作，多少是由于始终铭记着前辈教诲的这样一句话：勤奋的人虽然不一定都会成功，但成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勤奋的”。李先生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表示了他认为勤奋是做学问和立身之本。笔者借用本所欧阳舒先生对李先生的评述，同时也表达自己的感受：“李先生从不以自己的资质自傲，相反，他历来用‘勤能补拙’、‘好记性不如赖笔头’自律。他参加学术会议，任何人作报告，哪怕是无名小字辈，他都虚怀若谷，埋头作笔记。他长期坚持做化石属种卡，而且不断补充新记载，至今仍乐此不疲。这种勤勉的境界，像我这样疏懒的晚辈是很难望其项背的。”

 

 

李先生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且被所接触的先辈们浓烈地感染，对他一生影响至深。他就学的长沙雅礼中学是当时湖南省著名的重点中学，一向重视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经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以其亲身经历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爱国热情。饱经战乱之苦的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参与救国救民的行动。1938年，他曾参加张治中领导的“湖南省民众训练班”，旨在促进“全民抗战”。在经历了一系列战乱和动荡之后，他终于悟出了“自强自立才能强大起来”和“科学救国”的道理。

 

考上大学以后，在重庆大学地质系期间接受朱森、李春昱、俞建章、张更、李学清、李庆远、丁骕等著名学者的授课，聆听李四光、黄汲清、杨钟健等名师的讲座或学术报告。这些参与奠基中国地质学事业的学者们的高度爱国热忱，为培育地质人才和发展中国地质事业而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给了青年李星学极其深远的影响。

 

李先生参加工作之后的导师斯行健先生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的先辈。斯老十分反对盲目崇洋，主张民族的自强自立，并身体力行的将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融入到古生物学研究中。这种爱国精神进一步让年轻的李星学耳濡目染。可以说，当他走入古植物学领域，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已经在各方面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从而也奠定了他一生对人处世和治学的基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感和爱国心给他的心灵打上了深深地烙印。

 

我们能够感受到正是这种民族感和爱国心成为李先生事业奋斗的动力，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先生一生从事的绝大多数研究专题和科研任务都是为了满足特定时期的国家需求，而非以个人兴趣为主。几十年来，他先后赴美、英、法、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巴西、西班牙、前苏联和韩国等访问、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牢记自己不仅是一位古植物学者，更是一位国家和民族的使者，通过与国外进行广泛联系，了解国际学科动向，为中国古植物学走向世界，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做努力。1996年始，他还担任了2000年在我国召开的第6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组委会主席，并撰文《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史和展望∶一个世纪评述》，让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古植物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有一较全面的了解，以利于我国古植物学在国际学术界地位的提高。尽管先生总是谦虚地表示自己是被“赶鸭子上架”，但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是欣然地接受了组委会所安排的重任，直接负责会议的组织实施，表现出老一代科学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在古生物研究领域，化石标本是进行研究的基础，每一块标本上都包含了其科研价值和古生物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可是，在一些国际合作中，有些学者却将一些标本，特别是正式发表了的模式标本交由国外有关单位保存，李先生对此颇有看法。近年来，我国有不少珍贵化石标本流失海外，李先生对此甚是忧心，积极加入到参与呼吁对我国的化石资源进行保护的队伍，对制定我国相关的化石资源保护法做出了一个老科学家力所能及的贡献。

 

 

李先生与地质古生物学结缘，并最终选择古植物学颇有戏剧性。1938年秋，已通过考核，犹豫于选择金陵大学物理学或同济大学医学的李星学在向他二舅、著名地质学家朱森先生征求意见时，被舅舅鉴于国家需求极力劝说改学地质，于是就读于重庆大学地质系。从此与地质古生物学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1942年，他在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历任练习员、技佐、技士等职，早年曾作为尹赞勋先生的助手先后两次共赴四川南川县，为中国地质学会第19次年会筹办其会后的《南川地质旅行》。1943年跟随边兆祥先生到宁夏、内蒙古贺兰山地区进行较为全面的地质矿产考查。1944年回所后不久，受领导指派随正在北碚任兼职研究员的斯行健先生研习古植物学，从此走进了古植物学及其相关领域研究。

 

在长期艰苦的科学研究中，李先生不像当代科学家那样能够主要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科研方向进行专题研究，而更多的是为了不同时代的国家需求。“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这一重大科研成果的发表是为了满足20世纪50-60年代煤田地质勘探和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理顺含煤地层划分对比关系；“中国古生代植物”、“中国中生代植物”等也都是应当时地质野外工作者之急需的较通俗实用的专业书籍；“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则为了第一届全国地层大会之急；“西藏北部双湖地区晚二叠世植物群”等青藏高原古植物及地层的研究缘于1980年在我国举办的第一次青藏科考国际会议；“北祁连山东段纳缪尔期地层和生物群”始于1987年在我国举办的第11届国际石炭纪地层会议，为了推荐我国甘肃靖远纳缪尔早期地层作为国际石炭纪中间界线侯选层型剖面，李先生及其同仁进行了大量的地层古生物综合研究，并增补了后续多方面相关工作积累的专著。凡此种种，均缘于特定时期的国家需求。先生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之需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先生的导师斯行健先生早年也先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古植物学。据悉，上世纪２０年代，我国古植物研究的基础薄弱，有关地层问题得不到解决，严重地阻碍了地质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不得不把化石寄往国外，请国外有关专家研究鉴定。为了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力劝在德国攻读古脊椎动物学的斯行健以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重，放下个人兴趣，改攻古植物学。先生和他的导师斯行健先生都投身于古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其成就与贡献为学术界所共识，然而，他们早年都未能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联想到当今有些青年学子以狭隘的就业观来决定自己的专业，相比之下让人汗颜不已。

 

 

李先生事业上的成就和他执著敬业的事迹大家知之甚多，可是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又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和情趣呢？走近李先生，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感受到李先生恬淡的生活态度和崇高的人生境界。

 

笔者与先生结识大约是十多年前，当时对先生充满了敬畏却无亲近感。生活中的先生是什么样子，毫无感受。逐渐熟悉之后，发现李先生的生活真是再平凡不过了。我们首先把《文集》中李先生“自述”内谈及夫人刘艺珍时的一段话摘录如下，体会先生是怎样一位体贴而充满爱心的丈夫和人生伴侣：

 

“她作为我这个地质古生物工作者的妻室也真不容易。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常年工作在外，儿女还幼小，家庭生活操持和儿女的管教都集于她一身。有时，我就是在家里，由于任务紧迫而日夜赶工时，她也总是给我以莫大的支持与谅解。可以说，几乎我所有的工作成果都包含着她不少的辛勤劳动。我俩自1948年秋结婚以来，50多个春秋了，也历经了不少生活困难和命运坎坷阶段，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我们虽然年老多病，还是过着和谐的幸福生活。我认为，幸福的家庭或美满的婚姻主要依赖于夫妻双方的互敬、互爱与互谅，才能在任何艰难的境遇下，都能相濡以沫地走出困境。”

 

作为古生物学界的前辈，先生却从不以前辈自居，总是保持着平易近人的生活态度，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爱心，笔者对这一点深有感触。1997年，我们到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博士后站，由于到南京生活不久，我们各自的家长亲人也都遥远无助，生活上缺乏照应，颇有漂泊流离之感，先生对晚辈的学习，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在后来怀孕期间，先生偕夫人居然亲自带着礼品，来到我们的住所，嘘寒问暖。为此他还特地收集了一些音乐磁带送给我们，有的还是国外同行所赠。他认为适合于胎教，有益于孩子发展音乐天分。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上小学了，音乐方面的确从小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天赋，并且已经在课余时间学习钢琴演奏。一些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孩子多听几遍，很快自己就能够写出乐谱并演奏出来，甚至孩子的音乐教师也对其音乐方面的悟性表示惊讶。这其中的收获和感受到的温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长期以来，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们也学会了怎样以一颗爱心对待自己的学生，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在与同事们的相处时，先生更是平易近人，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权威情结。对待学生的疑问，总是耐心做答，毫无保留。在艰苦的野外考察中，也总是身先士卒，手把手地传授化石的采集、鉴别知识，培养学生们实践能力。由于年龄上的巨大差距，笔者未能和李先生一起从事过野外地质考察，但有幸和先生一起攀登华山，一睹先生老当益壮不言老的风采。

 

2001年5月，中国古生物学会第21届学术年会在西安召开，85岁的李先生应邀与会。笔者之一被会务组安排负责照顾先生的生活起居，期间安排登华山。知道先生要登山时，笔者着实心里没底，85岁的老人能不能顺利登上雄伟陡峭的华山，大家心里都暗暗地捏了一把汗。结果，他与大家一道乘缆车到达北峰后完全靠自己攀登到达五云峰。

 

天梯是华山最陡峻的一段，这里布满了悬崖峭壁,石级很陡，直插云霄，不觉让人头晕目眩，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意识到登上天梯不宜半途休息，因为短暂的停留就可能导致后面攀登者的滞留等候，于是在天梯下的一块平地坐下小憩。

 

“喂，李老师，您真了不起！您甚至在我前面爬到了天梯跟前”，同样来自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已退休的刘第墉先生从后面跟了上来吃惊地问候先生。

 

“嗨，刘大哥，您不也上来了嘛，大家彼此彼此。何况我还有保镖呢，没啥大不了的。”先生用他与刘先生多年来非正式场合一贯的称谓招呼着，他风趣幽默的话语顿时化解了大家的紧张、疲劳。

 

“了不起，了不起，我到您这年纪恐怕连登山的勇气都没了”，刘先生道。

 

大约10分钟之后，先生起身准备继续前行。

 

“等我一下，李老师，咱们一起下去。”刘先生也连忙起身，边低头收拾自己的东西边说。

 

“啊？李老师，原来您还要往上走啊！我本来是计划爬到这里返回的，现在看来得霸王硬上弓，陪你继续上啊？”

 

李先生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年轻人一起，迈着稳健的步伐，从容地走过了华山最陡峭的天梯。最后，我们到了五云峰，因时间关系调头回返。沿途不少游客看到当天华山上最年长的李先生都热心打招呼，猜其年龄，问其职业，邀其合影，李先生都一一耐心作答。

 

上山容易下山难，但先生轻松地按时返回北峰与大部会议代表汇合，途中还讲了“斧劈石”、“舍身崖”等有关华山美丽的传说和典故。

 

登华山的经历不仅让人吃惊李先生作为地质人所具备的好体质，也看到了他像山一样博大宽广的胸怀，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长辈的平和、慈祥。

 

先生常说：“一个人的幸福快乐不在乎他拥有的多，而在于计较的少。多有时是负担累赘，是另一种失落。总之，烦恼来自贪欲，快乐源于宽容安祥。”这是不是他能够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的内在因素呢？

 

 

李先生业余爱好十分广泛。阅读报纸杂志除外，参加体育运动、欣赏音乐、集邮、集硬币、摄影等活动也都很有些年头了。李先生自己把这些统称为闲趣。年轻时，他是体育能手，对各种球类运动都颇为爱好。现在年事已高，但只要有重要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几乎一场不漏地要看。受其影响，妻子儿女大都也是体育迷。在音乐方面，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内敛，笔者至今未曾听就先生一展歌喉。不过，听师母说过，他闲暇时独自哼哼也颇为开心。先生中学时代就自备有抄歌手册，当时的抗战歌曲，电影插曲和中外著名民歌几乎都收入其中。还包括像“汉宫秋月”、“雨打芭蕉”等粤剧的曲谱都密密麻麻的抄入了他的手册中。他爱好集邮和收集硬币大多是平常和国内外亲友、同行书信交往中保存下来的。不知不觉之中，先生已收集有20多本邮册和40多个国家、地区的硬币了。此外，家中现有的二三十本相册，又是他摄影和收集相片的见证。先生的这些业余爱好为他广博而深厚的文化修养奠定了基础。通过读报纸杂志，他领略和学习时事短评、小品趣事、科技新知、名家书法、保健知识、抒情散文等等；通过剪贴整理，他收藏了许多精美书法和经世格言，用他自己的体会，“收藏”二字的内涵，就在于“收”的喜悦，“藏”的乐趣；通过集邮和硬币，包括摄影，他涉略了天南海北的美景胜境、异域风俗人情，古今名人或名著故事等，所谓“方寸之间，世界万千”。

 

正如教育规律所揭示的，人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可以促进发散性思维的发展，最终实现知识的迁移，对于理工科的学习研究可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通过学习哲学、历史，带给人们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论，构建新的思维模式；通过学习文学、外语，使人认识自我、认识外界，创设新的思维空间；通过学习绘画、音乐，可以折射出生活中的真善美，产生新的创作灵感。其实，如果认真研读李先生的代表作“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和“中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便能够对先生深厚的文化素养领略一二。不仅是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旁征博引对有关论题的论述，而且其正、反辩论和运用与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底也足以令人叹服。两部著作创建起来的华夏植物群的植物组合序列，提出的我国及东亚地区晚古生代含煤地层的划分对比关系，及其从古植物学角度对我国晚古生代陆相地层进行的全面系统论述，几十年来都经受了实践检验，成为从事我国晚古生代植物及相关地层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所以如此，著作本身的学术内容固然重要，但能够成为经典之作，与其提出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解决问题的多维思考模式，论述问题的深厚的文字功底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翻看先生的论著名单，除了文革期间，他几十年来一直都有论文发表，而且在他80岁以后也一直保持每年都有文章发表。随着年事增高，阅读文献和掌握最新进展亦非易事，但他始终关注着学术界各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坚持浏览和阅读文献。除了作为美国植物学会的终身荣誉通讯委员需要定期完成自己的有关责任和义务外，他和国内外同行们始终保持着交流和联系。笔者经常替李先生回复电子邮件，因而熟知李先生与国内外同行联系之频繁。这样高龄而活跃的同行，国内外并不多见。近年来，先生已不再从事一线研究工作，除撰写科普或评述性文稿以外，更多的精力用于提携后人，甘做年轻一代的铺路石。他热心为年轻学者发表论著写序，积极为申请项目或奖学金写推荐信不计其数。他凭借自己多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确立的威信和结交的朋友，帮助所里年轻人申请国外知名奖学金，不遗余力地将年轻人推向古生物学界的国际舞台，为提高我国古生物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试想，先生如果没有与国际同行们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在国际学术界也就不会有这么持久的影响力。能够如此，正得益于先生有一颗永远充满活力的上进心。近年来，全社会都在倡导全民终身学习，李先生堪称终身学习的典范。

 

 

迄今为止，李先生已独立或合作发表论文140余篇（本），专著11部。这些厚重的论著，清晰地折射出先生的事业历程。

 

李先生在上世纪40-50年代期间论文有若干篇是与斯行健教授合作发表的，那是在师从斯老研习古植物学时期的见证。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大量独立完成的成果特别是代表性著作的问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从斯老那里接过接力棒，成为学术带头人。十年浩劫期间，一切业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但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与同仁们共同编著完成了《中国古生代植物》一书。70年代以后与人合作成果显著增加，那是在牵头完成国家的科研任务，并培养下一代古植物学接班人。近年来评述性和科普宣传性论著明显增多，则反映他仍然老骥伏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科普事业不遗余力。

 

一次，笔者偶然看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H.W. Pfefferkorn教授赠送给李先生一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l S. Buck）的名著“Pavilion of Women”，扉页上的赠语：“To Professor Li and Mrs. Li, who have seen several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who have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and worldwide.”。我们恍然意识到，李先生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古植物学发展史。《李星学院士文集》的出版，必将是地质古生物学的珍贵财富，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它的科学价值，还将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2007年6月，第16届国际石炭-二叠纪大会将在南京召开。同时，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也将召开第8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庆贺李星学院士90华诞学术讨论会。国际、国内同行将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庆贺我国地层古生物领域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庆贺李星学院士90华诞，而《李星学院士文集》的及时出版，更为会议增辉添彩。在此喜庆之时，作为他的学生，回顾十年间跟随李先生学习的点点滴滴，一鳞半爪地写点对李先生的认识，以及一些与先生相处的琐事，试图从另一个侧面，解读一位老科学家的人生心路历程，作为向李先生的祝贺。另外，从李先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超越智力因素以外的良好的个性品质对于成功的重大影响，即将迈入90华诞的李先生以他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诠释了非智力因素（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在学习上的重要意义，给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以借鉴学习，让我们思索，催我们奋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