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曾经先后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武汉大学杨弘远院士，到外地只参加了4次会议。

一次是参加“两院”院士大会，一次是他勉为其难地主持中科院一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审论证会，另外两次他作为“考生”到北京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选答辩。

院士80岁才退休。年届70的杨弘远，就提前坚决不再申请任何课题，也不招新研究生。

年龄与知识的老化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终究有限，他自认知识结构跟不上时代，精力也有限。“虽是院士，到了年龄可以培养学术梯队和著书立说，干嘛一定要去拿大项目。”

2004年，他一直躲在家中，心神宁静地在撰写他的第四部著作——一部国内外都空缺的专著《水稻生殖生物学》。他说：“过去一直忙着向前看，现在也要向后看，要总结和反思。”一些“杂务”他是推掉了，但尽管忙，对青年的要求他很少拒绝，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成教生，只要有空，他有请必到。他常参加科普活动，并以切身体会，和学生交流治学成才之道。2004年，他在校内外和学生对话或作报告就有七次之多。

每年，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都要为新生开设“思想道德修养”课。他总是结合亲身经历，到大课堂上做“治学与为人”的报告。杨弘远已发表200多篇论文。论文高产的同时，其培养的研究生数目却很“低产”。20年间，他只“精耕细作”了18位博士生和12位硕士生，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平均一个半人。但数量少质量却颇高，已有7名学生在国内外成为教授。他说，培养学生不能像放羊。

有一次武汉大学评名师，杨弘远被选中，但被他推掉了：“不能老是几张旧面孔，应该让年轻人上去 。”

2003年，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领导和一些年轻教师商议，在杨弘远七十寿辰时为他举办一个纪念活动，不料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成绩不大，不必张扬”。

将自己定位为普通科学家的杨弘远，一心走自己的路。正是因为保持了这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他才学会了选择，舍得放弃。
20世纪80年代，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有位美国专家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去美国做研究。杨弘远当场回绝了：“我们刚刚有了自己的方向，也草创了一个实验室。”

1984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又有一美国学者邀请杨弘远去美。此时，杨弘远的工作已走上正轨，实验室也已建立，正好可借机深造一下，但对方希望他研究“棉花”。因与自己的“水稻”研究方向不一致，杨弘远再次果断地拒绝了。
单位曾想让杨弘远任系主任，他没有答应。评上院士后，有人建议他去谋求更高的领导职务，他也坚决推辞。他说，“科学家就是做科研的”，自己能力有限，难以一心二用。

也是20世纪80年代，他应邀参加国家的一个大项目，预计可以拿到一个几十万元的课题。这个相当于如今几百万元的大课题，曾让一些人非常向往，杨弘远最后还是放弃了。他怕接了这个项目，影响自己正在全力以赴研究的课题。
其实，那时杨弘远的实验室很穷，课题经费很少。一次，杨弘远拿到了一笔8万元的课题经费，他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课题组对这笔钱精打细算，用了很久。

80年代教授下海成风，如今也是市场经济。对于杨弘远来说，经商和赚钱的机会很多。比如培养点花苗之类的，这对杨弘远来说易如反掌。可他“不愿意从政，更不想经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旦去赚钱，就搞不好科研。”满足于做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始终保持着一种“入世”中的“出世”境界。
5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杨弘远和夫人周嫦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全身心投入植物生殖生物学的研究与教学。他们的执着最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植物离体雌核发育和植物性细胞操作的研究上，他们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二等奖。

一次在国外做完学术报告后，一外国专家特意称赞杨弘远和夫人：“You are not sheep”（不做跟在带头羊后的羊群）。这不仅仅是对他治学风格的评价，更是他平生的写照。杨弘远说，不模仿别人，这就是他这个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