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早晨，电话铃声依旧轻松，但接起来，却传出一个沉重的消息：中国地质大学91岁的杨起院士，我国煤田地质学泰斗，在前一天晚间突然离去了。

一年前地质界同仁为杨起先生祝贺九十华诞的热烈和欢悦尚未被岁月冲淡，这位耿直开朗的“科学巨人”却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抛却了伴随他多年的家人、学生，以及挚爱一生的地质科学，独自远行。“天堂中，是否也会因为有了您而格外温暖呢？”

对于自己是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同乡，杨起很是自豪。这种自豪，以及生长其上的爱国情怀，因父亲杨振声——五四运动的闯将、新文学运动著名文学家的言传身教而愈加浓郁，融在他的血液中，成为他一生的动力。

只有国富，才能国强。正是这样最朴素的信念，让杨起走上艰难的地质科学研究之路。

1937年，伴着日寇侵华战争的枪炮声，中学毕业的杨起逃离敌占区北平，翌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不久，他受父亲挚友李四光的影响，萌生了学习地质为国寻宝的想法，随即转读地质系。

地质生活常常与艰苦、危险连在一起。

1944年，已成为北大研究生的杨起去了新疆，参与筹备建立新疆地质调查所。8月15的新疆忽然飘起了大雪。但风雪又怎么可能阻挡热情满腔的杨起去考察地质？他骑着马行走在辽远的西陲。就是这一次，他在妖魔山发现了油页岩。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雪覆盖了道路，让他迷失了方向，幸好老马识途，把已冻僵了的他驮了回来，捡了条命，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次的发现竟是新疆油气资源勘查的最初成果。

这次新疆之行还被称为新疆煤田领域的发现之旅。新疆辽阔的煤田让杨起兴奋不已。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煤矿中，他坐着柳条筐下到矿井底部，用尺子测量煤层，“煤层厚度居然有60米，这里一定具有巨大的资源量。”他推测道。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1945年，杨起到了滇西。一天，他收集标本过于投入，竟忘了时间，天已擦黑，他赶紧结束野外工作准备返回。回身一看，只见一头大灰狼赫然立在几步之外，正盯着他。杨起背起背包，不时抡起地质锤，边走边吓唬大灰狼。尽管大灰狼始终没敢上前，但却尾随了他很长一段路。

尽管地质生涯十分艰险，但杨起对地质的热爱从未动摇，甚至乐在其中。为什么，只因祖国的需要。

“杨起的心中，有一道坚固的爱国长城。”杨起的夫人王荣禧说。

1979年，国际长远能源会议在加拿大召开，10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围绕能源问题热烈讨论。会上，杨起听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故意压低我国煤资源储量和年产量贬低中国，在散发的文稿中，还把台湾说为一个国家。杨起当场对其做了纠正，并提出抗议。后来大会秘书长特地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了道歉。第二天，《蒙特利尔报》等报刊这样报道：中国一位教授用适度的口气打断了这个不友好国家代表的讲话。

香港回归时，78岁的杨起承陆游《示儿》诗韵即兴赋诗一首：七十有八圆夙梦，欣喜得见九州同。明珠回归祖国日，发个传真慰放翁。

澳门回归时，他在电视前看着高高飘动的中国国旗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999年5月，在他八十寿辰祝贺会上，他情绪激昂地痛斥当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行：“我十分悲痛与气愤，同时更加认识到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们必须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在杨起家里的客厅中，摆放着一个标着112号的导弹驱逐舰模型，舰上还悬挂着一面国旗。据说，杨起对它爱护备至，还特地嘱咐老伴摆放时不要遮住国旗。“杨起幼时随在国立青岛大学当校长的父亲杨振声住在青岛，他看到青岛港里的外国军舰比中国的大、炮声比中国的响，很是生气，他决心长大学造船，把国外的船统统赶出去。虽然后来儿时的理想未能实现，但这种情结伴随了他一生。每当电视里出现我国军舰的时候，他都非常注意，当他第一次得知我国军舰出访美国的消息时，高兴得眉飞色舞，神情充满得意和自豪。”王荣禧回忆道。

前几年，杨起与夫人参加国土资源部组织的院士休假来到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上，他遥望金门，对夫人说：“一定不要忘了，等到宝岛回归中原日，发个E-mail慰放翁啊。”

“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上个世纪末，一位记者问他。

答：“祖国富强！”

杨起的研究工作，也总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来安排的。

汤达祯，一个学术论文经常与杨起共同出现的名字。熟悉杨起院士的人都知道，这位追随杨起30年的学生、同事、挚友，是对杨起院士学术成就最好的讲述者。

“杨先生是中国煤田地质学科的领军人物，不仅创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煤田地质学，而且将一生都献给了推动和开拓整个煤田地质学学科发展。”汤达祯的叙述因悲伤而低缓。

杨起原先从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础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主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教研室。

20世纪50年代，他着重研究大区域的煤田成因类型、煤系分布规律，探求我国煤炭资源的前景。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结合找煤，从古地理类型和大地构造控煤角度，研究我国各时代聚煤作用有利地区时空上的迁移规律。尤其重点针对南方缺煤省份探讨构造活动性、坳陷继承性等对聚煤作用的影响；讨论构造体系对华北晚古生代巨型波状坳陷的聚煤作用与后期分布的控制作用。他主编的《试论闽粤湘赣四省煤田分布规律》、领衔撰写的《中国东部主要含煤建造与构造体系的关系》等专著，对开展第二次全国煤田预测工作起到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区域岩浆热变质类型和多热源叠加变质观点，指出多数中国煤经历过三个演化阶段，开拓性地解决了困惑已久的我国部分“煤级偏高”难题，初步阐明了中国煤种分带规律，不仅为寻找急需煤种提供了依据，还指导了寻找隐伏岩体及伴生内生矿床的研究。如对河东煤田南部的预测，经山西地矿局213地质队钻探证实，获得了包括炼焦煤在内的煤总储量高达126亿余吨。“杨先生的煤变质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法国一位著名煤岩学家曾评价：‘对煤变质热源研究涉及软流层，就我所知，杨起教授是第一人。’”

20世纪80年代，他将沉积学引进煤地质学领域，提出河南禹县太原组、山西组下部和石盒子群属三角洲体系，并就禹县煤炭的聚煤作用本应较好但却较差的现象，以及煤层厚薄相间的原因作出理论分析，解决了实际的生产问题，被作为科研生产相结合的范例推广。

20世纪90年代，从煤盆地构造—热演化、热源—介质—热场—煤变质作用时空变化模式以及煤变质地球化学反应机理等，将80年代提出的煤变质理论深化为“中国煤的多阶段变质演化与多热源叠加变质作用”。这一理论对我国聚煤规律、煤田预测、煤盆地有机质热演化、煤成气、煤成油成因和赋存规律等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煤层气选区评价尤为重要，在化石能源勘探开发中被广泛应用。

进入新世纪的前夕，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能源洁净化及其环境效应。探讨了煤中有害元素地质地球化学异常、赋存状态、分布规律与富集机理，剖析我国煤在开采、加工利用过程中有害物质转化、释放、迁移与环境污染机理，为煤的合理、综合与洁净化利用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从全国到区域、从宏观到微观、从以资源为核心到资源—环境兼顾，杨起院士学术的关注点恰恰浓缩了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变化，而其个人事业的起伏，更是映照出了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激昂、动荡、平稳和飞跃。

杨起十分厌烦应酬，更不喜欢出头露面。但进入新世纪后，杨起却屡次出现在报刊等媒体上。在这些公众信息的平台上，他大声疾呼 “中国应重视煤层气产业的发展”，“开发利用煤层气不仅可增加新的洁净能源，而且先开采煤层气再采煤，可以大大减少煤矿安全事故，有利于保护环境”。不仅如此，他还不顾高龄和病痛的折磨，多方奔走，还数次致文、致电国家有关高层。正是在他和一大批专家的共同努力下，2006年至2008年期间，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从而推开了我国煤层气产业繁荣发展的大门。

“煤地质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杨起先生简单朴实的这句话，也许最能反映他的内心。

高大帅气的杨起，结婚时已经是55岁。

对此，一位作家是这样形容的：“在流逝的岁月里，生活和事业是两条船，人们常常来不及平衡一下重心，另条船已远去了。”

夫人王荣禧是一位温婉的艺术工作者。在她心中，与杨起先生相濡以沫近40年的挚爱与温暖，早已化为美妙的旋律，成为她生命中最深沉也是最幸福的乐曲。

从她那里，我们得知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则是：“他这个人看上去死板，其实特别真诚、直爽、重感情，是个‘热水瓶’。”

北京地质学院建院初期，原本有两个方向可供杨起选择，即搞煤田或搞石油，杨起本来对石油有兴趣，但当他得知一位较他年长的同事喜欢搞石油时，他选择了煤田。1963年前后曾有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杨起与另一位教师都有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杨起考虑那位教师刚结婚，可能负担大一些，就把这多年不遇的名额让了。

“杨起是位典型的‘书呆子’，思想单纯得很！杨起尤其爱他的学生，凡是学生有事他都要热心帮忙。”说这话时，王荣禧的语气中全是崇敬和赞赏。

葛道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曾经师从杨起老师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得知杨起老师故去的消息， 电话那边的葛道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调整情绪后他对记者说：“我的硕士和博士都是跟随杨老师。对于我来说，杨老师就是位慈父。他不仅关心爱护学生，而且学风特别严谨。我还清楚地记得，杨老师把我精心写就的硕士论文给改成了个‘大花脸’，大到前后顺序，小至词句标点，都作了修改，就是那一次，让我触动很大，也对我日后为人、做事影响很大。”

“能成为杨先生的学生，是我一生的荣幸。”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吴冲龙说。

1979年，吴冲龙进入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院煤田地质专业攻读硕士，度过了难忘的三年。

“杨老师没有架子，说话和气，对学生的关怀无微不至。1980年秋天我去辽宁阜新107煤田地质勘探队搜集资料，结果正赶上东北下第一场大雪。很快，我就收到了杨先生的信，信中没有谈任何科研和业务问题，只问我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嘱咐我注意防寒，要我赶紧结束工作并立即返回北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格外感动。”

更让吴冲龙感念终生、受益终生的，则是杨起先生传授给他及无数学生的“治学之道”，以及对后辈学子的无私提携。

“一年，学校安排我们到北戴河进行现代海岸沉积环境实习，当时我们只想到野外去增加一些感性认识，并没有想要搞些什么比较研究。杨先生得知后，便说：‘大沉积环境中的小沉积环境是相关联的，你有没有考虑系统地了解一下各种沉积特征和岩相标志在横向是怎么变化的？在空间上的组合是什么样的？还有，环境类型相同而水动力条件不同，沉积物会有什么差异？你们的时间不多，可能要抓紧才行。’杨先生的发问点醒了我，使我明白了研究生学习不能够只是承接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注重发现与创新，也明白了野外考察在地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吴冲龙说。

“杨老师指导请教者解决问题，不是直接告诉你简单的结论，而是步步诱导。”同为杨起学生的谌建国讲述了另一件事情：1987年，杨起和他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学生进行区域煤变质作用的研究，为了使这位同志得到锻炼，独当一面，在课题确定思路后，他主动让这位同志承担这一课题，自己却转到其他科研项目上。“科技人员常常把科研课题视作自己的生命。但杨老师却总是说，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培养年轻人是我们老一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祖国的希望在年轻一代。”

的确，在他数不清的学生心中，“杨起”是个有温度的名字，可以随时照亮人生道路上的沟坎和泥塘。

“他就像他毕生研究的煤炭，心甘情愿地燃烧自己，为祖国、为社会、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光明。”一位长期追随他的学生如是说。

杨起先生不喜照相，留影不丰，但幸运的是，去年为纪念杨起院士九十华诞，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与中国地质大学联合编纂了一部文集《地质人生》，其中收录了杨起从年轻到耄耋的多幅珍贵照片。封面，是他1947年带学生到玉泉山看地质现象间隙在茶座小憩的留影，那时，年轻的杨起，唇边是淡淡却又明媚的笑容，眼中透露着自信的光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杨起，正处于科研的高峰时代，于是，照片中留下的几乎都是他工作时的状态——作学术报告、在野外考察、与学生研究问题，那时，他的眼神迸发着——力量；21世纪，老年的杨起，精神矍铄，此时，他眼中更多的是平和，平和背后，是岁月在他身上沉淀出的智慧。

生于山东蓬莱仙境的杨起、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的杨起、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杨起、将毕生奉献给中国的煤田地质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杨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年少时的杨起，性格倔强，而就是这种倔强，后来让李四光对他特别喜爱。年迈的杨起时常会回忆孩提时的一件事：那是在青岛上小学时，每天上学要经过日本人居住区，一些日本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故意欺负中国小孩，伸脚挡住他的去路。杨起毫不畏惧，抬脚用力向挡路日本孩子的脚跺去，吓得那些日本孩子立即闪开，再也没敢挑衅。

其实，看上去魁伟坚毅的杨起，却有颗孩子般透明纯真的心。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杨起正蹲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顶上打标本，突然一只小白兔跑到杨起屁股下的阴影处来乘凉。那小白兔的样子是又可爱又可怜，杨起敲完石头不忍心立即站起来，想尽量多给小白兔遮一会儿阴凉，结果，搞得他两条腿酸痛不已。

王荣禧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件事。新婚时亲戚给他们送来了一只鸡，她不会也不敢宰鸡，这时，杨起先生男子汉气十足地说“我去”。她心中暗喜，心想，真看不出斯文的杨先生居然还会宰鸡。可等了半天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正在纳闷，忽然门开了，只见杨先生站在门口，左手提鸡、右手拿刀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好意思宰它呀，它正瞪着眼看着我呢。”

关于杨起的趣闻还真是不少。

杨起不会做饭。一次，王荣禧发烧了。就对杨起说：“家里还有一点龙须面，你把铁锅里加点水，少倒一点酱油，等水开了把龙须面下进去搅一下，等锅水再开了就好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表情十分奇怪。“出什么问题了？”“真怪，龙须面变成大棒子了。”原来，杨起先生未将捆龙须面的塑料绳解开，就把整扎的龙须面扔进锅里了。

杨起从不出去玩儿，在家总是“黏”在他的那张桌子旁边。“他每天吃过早饭就趴在桌子上写啊、看啊，直到吃午饭才肯停手。我把饭做好了，怎么请他也不过来吃，虽然嘴里说‘就完就完，再写几个字就来’，可是等半天也不见人影。下午也一样，中午稍事休息过后又趴到桌子上，直到吃晚饭。我怕他太累，有时过去劝他休息一会儿，活动活动，谁知他却不耐烦地说别打断他的思路。就是节假日，他也不肯离开他那张桌子。虽然我们同处一个屋檐下，可经常是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这样的杨起，是不是生活在古板和乏味中呢？

非也。

他喜欢听京戏，喜欢看电影，喜欢游泳、打排球、打垒球，喜欢猫，喜欢水仙花。他一生都以水仙的品格自勉，这也是他一个座右铭“人活着就要讲奉献”的来历。

历史像一面镜子，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折射出不同的样貌。

正是杨起先生人生的这些不同侧面，让我们对杨起先生的崇敬和怀念，汇成一道温暖的河流，流淌在历史的时空中，流淌在后来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