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中午12时许，著名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履吉先生离开了我们，享年九十四岁。第二天，上海气温骤降，天空飘起了大雪，到傍晚已是满树银花，灯光下显得格外晶莹。

施先生是我岳父的同学、室友，两人还有个共同的业余爱好：玩半导体收音机。岳父在世时经常说起施先生，到最后几年他记忆力明显减退，但对年轻时的好友反而格外想念。每年春节我们回南京家中团聚时，岳父总是再三交待外孙女“向施爷爷问好”，以致岳母常常嗔怪道：“单今天早上你就说了五遍！”

尽管有这层关系，我们平时也不常走动。施老在细胞所（后与生化所合并为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我在植生所（后与昆虫所合并为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两所不在一个园区。雷打不动的是每逢春节的拜年，而施先生和师母倪祖梅老师总要给我们渐渐长大的女儿塞压岁钱。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施先生的一次会议发言。大概是在1998年，几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在江苏常熟召开发展战略研讨会。施先生的发言非常生动，他说我们就是要搞“狼心狗肺”，大意是指异种器官在医学上是有价值的，尤其是猪的器官。他是仪征人，乡音很重，而我是扬州人，两地相距不足30公里。我听他讲话特别亲切：乡而不土，幽默中透出睿智。

他提倡的另一件事是合成生物学。很早他就说，只研究一个基因不一定能了解这个基因的功能，往往是很多基因一起工作。谈到近年启动的转基因重大专项，他认为应该尝试染色体转移。他一直对大片段转移和人工染色体感兴趣，早在合成生物学热起来之前，他就在讲这个问题，讲合成生命，而且说起来就显得特别兴奋，希望我们有人能将他建立的实验系统继承下去。

两个月前我和夫人去医院看望他，那时他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令人担忧了。见到我们来，他只说了一件事——合成生物学，以至于看望病人的常规问候语都显得多余。当时我们真不忍心听他讲，怕他太吃力，怕他太激动。听倪老师说，他为这次见面特地做了功课，还写了几行字。大概是因为手抖，字迹已经不易辨认了。我想，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真的是把生命科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2005年12月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家休息的施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提议待来年春暖花开时请我和另一位新当选院士吃饭，三家小聚。然而由于大家都忙，此事一拖再拖，到后来施老的身体已经不允许过多的户外活动了。没能满足老人家这个小小的愿望，我一直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上海生命科学大院里，曾经活跃着一批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从海外学成回国的科学家，施履吉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者，是微观生物学或曰实验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开路先锋。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热爱祖国和人民，虽饱经沧桑而热情不减。他们精力最为旺盛的阶段是在困难中度过的，等到我们国力发展、科研条件大为改善时，他们又提携后生，把希望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