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时璋院士在试验室工作。（资料图片）

　　当今年的首次寒潮席卷京城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贝时璋院士辞世的噩耗。

　　中科院网站首页发表的讣告称：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贝时璋院士，于在家中睡眠中安详辞世，享年107岁。

　　冒着瑟瑟秋雨，在交通最繁忙的周五下班时分，记者赶到了贝老家中。由客厅改成的灵堂布置的简单大气，没有悲恸的哀乐，没有肃穆的遗像，只高悬一幅油画，画像中的贝老在对着我们微笑。画像下，黄白两色的鲜花已是层层叠叠，空气中荡漾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贝老的次子贝德告诉我，这些花多是贝老好朋友的子女送来的，“都是科学家的第二代，比如钱三强的女儿、竺可桢的3个子女、赵九章的孩子等等”。

　　也已花白头发的贝德的脸上，看不出太多悲戚，但鼻子还是红红的。“昨天爸爸走的时候我们都懵了，很难过，之前他的身体还是挺好的。临走前一天，他还在和学生交流学术问题，把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科学事业。我觉得他走的很安详，很圆满，因此我们做子女的也不能太过悲伤，反而让爸爸走的不安。”

　　身为中科院的终身院士，贝老实际上一直就没有退休，在离开实验室之后，也仍关心科研工作。“爸爸会叫人把每期新出的《科学》与《自然》杂志第一时间就送到家里来。”在贝老的书桌上放着一只放大镜和两盏台灯。贝德说，贝老由于视力下降，看资料时就同时开两盏灯，拿着放大镜。

　　“每个星期三，他都会在家里举办类似学术沙龙的聚会，就在这个客厅，最多时有十四五人。因为爸爸有很重的宁波口音，而且牙齿也掉了，只有我能听得懂他说什么，所以来当翻译。”贝德说。

　　就在10月28日上午，贝老举行了最后一次的“周三聚会”。贝德回忆说，因为2009年诺贝尔奖的公布，父亲的心情很不平静，他认为中国完全有实力在某些领域拿到诺奖，但因为没有继续深入研究，而一再的与诺奖失之交臂。

　　“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是我爸爸的学生，十几年前就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并在当时的《自然》杂志发表了封面文章，当时受到国外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林克椿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而国外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跟进研究。因为最近诺奖的公布，爸爸想起来这事，觉得这个方向近年来被所有人都忽视了，值得努力下去，就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继续做下去。”贝德说，贝老那天的情绪有些激动，和大家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束时还与大家约好下周三再来继续聊。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我们！”

　　中关村科源社区14号楼是一栋由周恩来总理特批，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3层小楼，当时专门拨给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和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居住。从1955年搬进来以后，贝时璋就再也没搬过家。家里的地板还是搬进来时的老样子，大部分地方的油漆已经脱落，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是水泥地。

　　贝德说，父亲对于生活的要求极为简单，他只对科研工作感兴趣，“求是求实求真”，就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改革开放以后，上级曾要求他担任一些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坚决推辞，“希望回到科研一线去。”今天来吊唁的贝老的学生，就深有感触地告诉贝德，贝老在思考科学问题时总是有他独到的见解。当年贝老的教诲他们当时并未完全理解，但过了二三十年后，他们才发现，国外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科研路线，正是与贝老的想法是一致的！

　　而爱国，又是贝时璋这样老一辈科学家的另一个标签。贝德说，他在德国求学时，有机会可以留校任教，但想到年迈的母亲和贫弱的祖国在生物物理学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他选择了回来。在国民党战败撤退时，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他也曾被当局劝说离开大陆，但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又在家偷听了延安的广播，他觉得共产党来了，中国就有了希望，因此毅然留了下来。就在生前最后一次的“周三聚会”上，贝老留给大家的最后一句话便是：“现在是国富民强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知识分子要努力做贡献、为国争光的时候！”

　　在贝老画像前的一个花篮上，有挽联写道：“伯伯曾用生命探索生命，我们当以努力接续努力。”当我走出小楼，雨仍在下，虽有凉意，却滋润了干涸已久的土地。（记者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