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6日，圣诞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海啸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网上不断发布和刷新着死亡人数：6万，10万，18万……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撼动了所有人。

当时，我们这个鉴定中心（指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刚刚成立两年多的时间，是国家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先驱者。而在这场海啸发生一个月之前，我们刚刚请来了包括“华裔神探”李昌钰在内的七名国际DNA鉴识领域的专家，在北京昌平，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法庭DNA证据研讨会》。通过这次会议的组织和学习，我们愈发的踌躇满志。突然之间，海啸发生。我们迫切地想要参与其中，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参与来证明我们的实力和能力。

所以，作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一个独立研究室，我们在海啸发生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29日一早，斗胆向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递交了“请战书”。作为专业的鉴定人员，在大型灾害来临的时候，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灾区，了解灾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我们的“请战”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经过大科学项目锻炼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拥有部级法医学重点实验室，具有国家司法部授权的司法鉴定资质，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技术队伍，配备有先进的DNA鉴定与分析设备，完全有能力快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遇难者的身份鉴定工作。恳请中国科学院与国家有关部门协调，使我们能够尽快赶赴灾区。”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中国科学院和外交部的快速反应，12月30日中午，我们就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说已经收到中国科学院转来的我们的报告，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去泰国，我们决定当晚就走。剩下来的时间好像非常不够用，一下午的时间，用来准备参与救援的各种物品还加急给两个人办了护照和我们所有人的签证。晚上八点，我们搭乘中国国际航空的班机，于泰国时间31日凌晨1点左右，到达曼谷机场。

我们到达泰国曼谷机场时，中国驻泰国使馆张九桓大使和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亲自在机舱口迎接我们，他们的手里高举着一面灿烂的五星红旗。机场外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的许多记者纷纷发问，镁光灯频繁闪烁。在这样的氛围里，突然间就觉得，一旦踏上异国的土地，我们不可能只是代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也不仅是代表中国科学院，而是代表了中国，觉得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在我们身后，祖国和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

12月31日凌晨5点半，我们从曼谷转机至普吉，当天上午就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攀牙，现场了解灾情。进入攀牙灾区，眼前的情景令人震惊不已：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铁；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当地的有些村民三五成群，继续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当我们来到攀牙一处存放遇难者遗体的寺庙时，距离寺庙约1公里的地方，就可以闻到强烈的尸臭味。寺庙里的场面更令人触目惊心：尸体高度肿胀、腐败，一排排横陈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蛆虫从尸体的嘴里、胸口、胳膊和腿上不停地冒出，那是真正的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距离尸体不足两米的地方，是一个遮阳棚，许多工作人员在那里忙碌着。

我们走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来的DNA援助组，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帮助。他们非常高兴，据泰国的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最缺乏的就是进行尸体识别和DNA鉴定的专业人员。

2005年1月1日，除留下一位同志去普吉警察局开协调会外，我们四人直接赶到昨天的寺庙里，立刻投入工作。穿上从国内带来的防护服，走进摆满了尸体的现场，当时是35度的高温天气，大太阳晒着，几分钟的时间，就感觉胸闷、气短，几乎站立不住。为了不倒在那一大堆尸体上，我赶紧坐在了我们带来的勘查箱上。

天哪，这样的天气如何工作，这么多的尸体什么时候才能检验完呢？看着满场的尸体，我的心里直打鼓。现场的困难大大超出我的想象，我们真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为了不让其他几位组员看出我的不安，我强撑着站起来说我可能有点中暑，先去休息一下。来到棚子里，脱下防护服，里面的衣服裤子全被汗水湿透了。我们可是为减轻海啸造成的灾难在进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坚持呢？

于是稍作休息，我又带着他们几人继续工作。一天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小组共检验了50多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以前见过高腐尸体，但是从来见过这么多的尸体，更不用说检验这么多尸体了。每打开一个包裹尸体的袋子，就会有强烈的尸臭味扑鼻而来，每一次都要竭力控制着胃里的翻江倒海，不让自己吐出来。还要随时提防尸体上的蛆虫顺着鞋子爬到身上来。实在累得不行了，就休息上十分钟，中午的时候，谁也没有胃口吃饭。

初到普吉的几天里，我们就一直和泰国的法医们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出发，晚上7点回来，再去普吉警察局与国际DVI的人一起开会，开完会，我们五人小组再开会，传达会议情况，总结今天的工作，布置第二天的任务，准备第二天所需的物品。在泰国的十几天时间里，我们小组每天的睡眠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因为工作辛苦，压力大，还常常失眠。

发现的遇难者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欧美国家，泰国死亡人员的总数约5400人。世界各国陆续向泰国派出了救援队。中国是最早到达普吉的国际救援队之一，后来陆续有30多个国家近200名专家来到普吉。按照国际惯例，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国际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简称DVI。

在2004年12月31日晚国际DVI组织的协调会上，许多国家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这么多遇难者的DNA鉴定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为了统一标准，这些样本应该在同一个实验室进行检测，而泰国所有的DNA实验室是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法医DNA鉴定的。

2005年1月1日，我们在国际DVI的会议中提出，我们愿意承担泰国此次海啸中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并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这句话一出口，立刻震动了在场的国际同行。全场安静了近30秒的时间，会议主席嘴巴张的好大好大，愣在了那里。随后，全场掌声四起。

国际专家吃惊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竟然能够在这么多国际专家面前，在第一时间内快速反应，主动承担起如此重要的工作。这显示了中国在法医DNA鉴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1月3日晚DVI的会议上，泰国司法部刑科所所长参会，表示泰国政府基本同意将此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工作交由中国去做。1月7日－9日，泰国卫生部派来他们的DNA鉴定专家与我们一起讨论各种技术细节，1月12日泰国政府就此次泰国所有海啸遇难者的DNA鉴定一事，向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来了照会。正式宣布此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交由中国来做。

那一刻，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和我们一样骄傲和自豪，但是所有的人都无法体会我当时的心情。那不是一句骄傲和自豪可以形容得了的，经历了十几天高强度的工作，十几个不眠之夜，几经反复，才赢得了这份荣誉。

泰国政府和国际专家同意将DNA鉴定交于中国来做，是对中国高科技实力的一种肯定。十几天与国际DVI组织的会议和协调，其间还不乏各种各样的斗智斗勇，在泰国，我们代表着中国政府派出的DNA援助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从2004年12月31日到达普吉，到2005年1月15日，我们DNA援助组成员随着第一批100份样本返京。我们在泰国度过了整整16天。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工作条件又十分艰苦，但是救援组所有组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每天都全力以赴，没有丝毫怨言。因为大家都知道，到达泰国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代表了中国，我们背后有10多亿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在泰国的这些天，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泰国政府的高度赞扬和其他国际救援队的好评。1月6日泰国外长和温总理见面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了中国DNA援助组，对我们在泰国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中泰两国外长会见时，我们也受到了泰外长的赞许。国内外多家媒体也都给予我们高度的评价。

其实这么多天的时间，在后方，在北京，祖国政府和人民也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是我们坚强的后盾。1月2日，路甬祥院长代表中国科学院给我们发来了慰问信，向援助组表示最亲切的问候和衷心感谢，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基因组所的领导们每天都打电话，询问我们在普吉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同时也为接收泰国送来的DNA样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2005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代表我们，将1596份在泰国遇难的遇难者DNA数据交给泰国政府，我们的工作圆满结束，这也是中国首次以DNA鉴定这种高科技方式对外进行援助，也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DNA技术，从70年代末到现在，30年的时间，历经了几个阶段和几个标记的革新和发展，成为司法鉴定领域里，唯一一个可以以99.99％的准确性锁定当事人的一项鉴定技术。同时，也在2004年，以它独特的视角，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大国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