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破冰恢复

1966年，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高考制度被废除。1971年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这种制度不但很难保证公平，而且学员的文化水平也很难保证，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文化知识。1973年轰动全国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当时我正在上中学，对这件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1978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我从山东的一个农村考上位于省府的山东大学。当年，全国有两届（77级和78级）“幸运儿”先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分别在同一年的春季和秋季跨进大学校门，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最小的与最大的相差十五岁左右。年龄最小的是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年龄最大的则是十多年以前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停止十多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千万年轻人从农村、工厂、渔乡、牧场、营房、课堂涌入高考考场。1977年冬季，全国570万考生报名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最终录取了27.3万人；1978年夏季继续招生，610万考生参加全国首次统一高考，最终录取了40.2万人。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采用高考方式选拔了约5386万学生，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各条战线的人才需求。其中，如今依然呈现“77、78级现象”，即目前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中卓有建树的领军人物，不乏77、78级大学生。这批学生30年后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然而，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国家选拔了大批建设人才。它实际上是“文革”后一系列“思想解放”、全面“拨乱反正”的先声，是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开端。从当年恢复高考制度和迎来“科学的春天”，到后来的“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知识与人才对国家建设起关键作用。

我的大学

我考取的，是山东大学自动控制专业。

选中“自动控制”纯凭“感觉”。当时，“自动控制”这个词深深吸引了我，我深信这方面的知识能解开人造卫星如何准确回收的奥秘，能实现人类登月的奇迹，能用导弹准确拦截高速飞行的敌机……不过当时想得更多的还是用自动控制使人坐在家里一按电钮，农田里的水泵就能自动浇水，且在家里也能自动监视农田灌溉状况。带着这些期望，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于1978年金秋跨进了山东大学校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父母，独自一人去闯荡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不满17岁。

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带着学习自动控制知识的渴望聚集到山东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出乎很多同学的预料，我们被安排到了数学系。系主任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教授，他因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作出过重要贡献而遐迩闻名。接着更“令人迷惑”的事又来了：我们得知今后四年大部分时间竟将全用来学习数学分析、线性代数、高等几何、实变函数、复变函数、常微、偏微、概率、统计、近世代数、拓扑等十几门抽象的数学专业课程，并且只有到了最后一年多，才学习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电子技术、程序设计、微机、仪表、自动调节原理、线性系统等被认为“着边”的课。当时，我与许多同学一样都甚感不解。

这时，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张学铭先生出面了，他是我国最早研究最优控制的前辈之一。他向我们讲述了控制论的发展历程，使我们明白了控制论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数学和工程学紧密结合的产物。我们终于相信了数学在控制论中的重要性，于是在“陈景润精神”的激励下，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学习。

作为来自农村的一位相貌平庸的新生，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学习成绩方面也并不占优势，惟有心理素质和拼搏毅力方面自信不比别人差。因此从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起，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就一直名列前茅了。从第二学期开始，数学系从全年级四个专业中，根据学习成绩，选拔了二十位左右同学参加“数论小班”，在学习正常课程之余，额外学习数论知识。我与控制论专业的几位同学一起被选入这个“数论小班”，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诗人数论专家的蔡天新教授。

在大学的知识海洋里，我掌握了多门数学理论，学到了必要的自动控制知识，锻炼了辩证地思考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科学春天开启新时代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这次全国科学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我国的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国家科研整体布局作了具有前瞻性的部署。3月31日大会闭幕时，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其中有些脍炙人口的段落至今还印在我脑海里，比如：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等参加了这次盛会，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陈景润在会上作了发言并且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大会召开前不久，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以生花的妙笔使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陈景润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动人事迹，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曾经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热爱科学并投身到科学事业中去。

可以说，全国科学大会开启了科学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大会召开之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举措，如建立学位制度、恢复国家公派留学生制度、扩大出国学术交流等。

1978年4月，刚刚参加完全国科学大会的数学家杨乐和张广厚，到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顺访英国，这是“文革”后我国学者首次以个人身份出国参加学术活动。30年后，杨乐在一次座谈会上感慨地回忆道：“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当时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为我们的出访专门给中央写了申请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方毅在报告上作了批示，之后，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出国学术交流，需要全体政治局委员画圈，这在今天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科技交流的大门从此逐渐打开。1978年12月26日，“文革”后首批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学习深造。30年过去了，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达到了121.17万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家的教育体制不断完善。1978年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立即恢复了招收培养研究生制度。1980年2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1983年5月27日，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18位博士的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其中有12位来自中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技大学。 。

我也是国家这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通过大学学习，我已深深爱上了控制理论。但，大学的学习仅仅是走到了门边，要探究进一步的奥秘，只有继续深造，报考研究生。在这关键时刻，山东大学控制论教研室的老师们一致建议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因为那里有国内一流的导师。通过激烈竞争，我考取了该所的研究生。 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应邀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两年的国外博士后生涯，使我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知识面，提高了学术鉴赏力，进一步磨练了克服困难的心理素质。同时，打开了国际交流之门，科研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后来回国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实际上，改革开放后，我国有大批优秀留学生学成回国，成为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生力军，涌现了众多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

科技教育得到空前重视

1989年我结束两年的国外研究工作后，如期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刚回国时，在工作和生活上确实遇到了很多实际困难，但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一直十分关心我的情况，并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1989年10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31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归国的留学人员代表，我是代表之一，并作了重点发言。在随后的岁月里，国家对我科研工作的支持和鼓励，是对广大科研人才以及高等教育事业重视的一个缩影。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是对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深化和升华，精辟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依赖于人才队伍的建设。为此，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提出了“科教兴国”等一系列发展战略。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但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谁拥有更多更好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主动，赢得未来。面对21世纪初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站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提出了 “人才强国”战略，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才资源强国的战略决策。把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把教育大国发展成为教育强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也成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创新型国家建设扬帆起航

1997年，一份非同寻常的战略研究报告由中国科学院提交中央，使正在“高等教育强国”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中国，奏响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雄壮序曲。在这份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中，中科院提出了建设面向21世纪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试点”重任。199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我所在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作为知识创新试点工程第一批启动的单位之一，是在中科院原有的四个国内外知名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和计算数学所）的基础上，于1998年12月整合而成的，当时施行了力度很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在社会上曾引起强烈反响。今年是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第十一个年头，体制改革深化、创新成果涌现、优秀人才辈出……中科院这支科技“国家队”牢记历史使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教育创新是国家创新的基础。教育作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知识创新的主要基地,又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教育优先发展地位的确立，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景象。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从1980年的1％上升到2006年的22％。近几年，“211工程”、“985工程”及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给高等学校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工作。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充满生机与活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人才贡献，为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向着高等教育强国迈进。

2006年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在本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用15年的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06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明确了未来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其中“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次规划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规划制定历时两年多，直接参与人员达2000多人,创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规划制定纪录。我也有幸参加了规划的讨论和制定的部分工作。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还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到2007年，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约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的发展中还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产业技术水平低、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沉重、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我们更加需要把科技进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在此过程当中，切实推进高等教育强国战略实施，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培养的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各类人才，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原动力，也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石，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航程上破浪前进……

时间的年轮离1978年愈来愈远，30年，弹指一挥间。品味1978，备感当年拨乱反正及时正确；感受1978，更加敬重一代伟人英明果断。如果没有1978，中华民族今天的发展能让世界惊诧、敬畏，甚至防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