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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日报】青山不悔
发布时间:2013-03-03 来源:云南日报 熊燕 赵汝碧 【字号:  

早来的春风,吹过昆明上空,拂过正抽枝发蕊的植物。昆明北郊的植物园里,青翠的小草蓬勃茂盛,黄色的迎春、白色的玉兰,粉色的樱花,打着苞的山茶,和或已油绿或正换衣的各类各科植物一起,热闹地描述着昆明春天的模样。

往东北行3000公里,是还在阴雨薄雾笼罩中的江苏扬州。如果芜园还在,那些熬过一冬的花草树木或许也开始在春天的节气中展腰舒眉了。

这是吴征镒一生中最值得记取的两个地方:家乡那个让他对植物万千奥秘产生最初好奇的芜园;成为一个植物学家后徜徉数十年从未稍离的研究地。

从垂髫稚子到世纪老者,吴征镒的植物梦,悠然间已滑过九十春秋。家乡的芜园已在岁月更替中消失无影,但那些生生不息的花草树木还在,清晰如昨的植物卡片还在、承载着几代人心血的植物典藉还在、蓊郁苍翠的生态保护站还在、茁壮生长的橡胶林还在、星罗棋布的自然保护区还在……它们代表着吴征镒对自然的爱、对祖国的爱、对云南的爱、对科研的爱,它们以淡然且厚重的存在,述说着吴征镒传奇的一生。

“我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少而壮,又逢二战,中间先是军阀混战,十一岁还在家塾又遇到第一次大革命……我是患难余生,幸逢盛世!但愿能再多活几年。”

●无悔的人生抉择

小小植物家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他启蒙于母亲,树立了最初的人生观,幼时便知晓母亲家堂名“五之堂”的由来,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并将之奉为自己的人生格言。稍大,他受教于私塾,读四书五经,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底子。10岁时,在父亲的小书房中,吴征镒偶然得见清代吴其峻的《植物名实图考》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他痴迷上了植物,萌生了要穷其根本的念头。当同龄孩子忙于嬉笑打闹时,他却整日在家中荒废的后园——芜园中看花看草看叶看竹。兄弟们不爱和他玩,说他:没意思!呆呆的!可他不以为然,在芜园中掐“黄黄仔”、看竹笋破土、采榆钱儿、剥新鲜的豌豆吃。好奇春夏为何繁花满枝,而冬来却又叶落枝头……这一年中,吴征镒硬是靠着书本在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并开始在初中老师唐寿先生教授下采集制作标本、解剖花果,成为同学中有名的小小植物家。

可随着他对植物了解越深,就越觉得植物的大千世界难以穷尽,于是,才上初中一年级的他便立志,长大后要专攻植物学,将来有一天能将万水千山走遍,将没看过的植物全看完。高中一年级时,吴征镒采集的标本被老师唐耀先生赞赏,为他在班上开了一个展览会。老师的鼓励、同学的羡慕,更坚定了他报考大学生物系的念头。

吴征镒成长的阶段,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他刚上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考上清华时,爆发“一二九”等学生运动,跟着又是西安事变;大学毕业后第一年,又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和多难的国家一样,他也命运多舛。家道中落,生计多艰,清华4年学业,靠五哥半薪资助完成;在联大当助教,也是饥饱相伴,清贫度日。苦难的岁月磨砺着他,也锻造着他。和所有信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热血青年一样,他亟愿投身报国,并立下了“读书效国”、“科学救国”的志向,奋发努力地学习。这期间,他除了关注课堂学习,也想尽一切办法开展野外植物调查,并奠定了他此后在植物地理分布观察方面集大成的基础。

清华毕业后,拿着首月助教工资80块大洋的吴征镒,参加了由段绳武发起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路去到大西北、内蒙和宁夏。正当他满怀激情去认识可爱的中国时,“七七”事变的爆发,让他不得不半途折返老家扬州。此时,北大、清华、南开3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吴征镒受到老师邀请,去临时大学任助教。1937年底,临大迁往昆明,吴征镒开始和大家一起,历时68天,从长沙徒步越湘、黔至滇。

这半年,是吴征镒真正从书斋走向山野的开端。一路上,他观风景、悉人文、品世情、哀国运。既感怀河山之秀,又深憾时局之乱。一本“长征”日记,记述着他一路的所观所感:

“是日入常德境……三日来所见乡农都极纯朴,抗日情绪高涨,衣饰渐多古气,言语近于湖北。”

“余同李师、毛应斗先生于晨曦中步行。红梅初放,绿柳吐芽,菜花蚕豆亦满田灿烂。”

“雨中行,如在米南宫水墨画中。沅水渐急,梯田渐多,利用水利灌溉磨木浆造纸的,常可以看见。”

“访苗寨,苗民生活极简朴,均自耕自织。村中妇女见我们来多远避,足见以前汉官之鱼肉苗民。”

……

1663.6公里,从长沙到昆明,用脚丈量完这片植物众多、景色秀丽的祖国南线土地的吴征镒心中喜悦:这是一片多么丰厚富饶的土地;也在沉思:中国何日不动荡,给学者一张安静的书桌。

求知报国心

在清华和联大,吴征镒遇到了对他日后影响颇深的3个老师:吴韫珍、闻一多和李继侗。吴和李是他植物学研究的领路者,闻则是他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动荡的时局中,吴韫珍贫病交加,最终英年早逝,让吴征镒徒感伤悲,却无能为力。闻一多因激进直言,讥讽当局无能而惨遭刺杀,这更让吴征镒出离愤怒。这个一心扑在植物世界,只想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到学生运动中,并投身革命。194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子成为了一个敢为国家事鼓与呼的进步青年。而此时,并不知他真实身份的另一位老师李继侗却积极为他谋划着出国留学的事。看中这个青年的“慧”与“钻”,李继侗希望他能在国外接受到更系统更好的教育,从联系哈佛大学到填写资料,老师都一手包办了。当吴征镒知道这一切后,陷入了深思:是留下来,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见证中国的新生?还是去国外,学更多的知识后再回来报效国家?对一个挚爱学习和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过程。几经权衡,吴征镒最终选择了前者。是啊,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长满植物的高山平原,处处都可以是他的课堂。谁说一定要去国外,才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

心中装着对国家的爱,吴征镒留了下来。要么静心整理植物卡片,要么跋山涉水调查采集。这段时间里,他在用“洋油箱”堆成的简陋的标本室内,将没上标本台纸的标本,对照仅有的文献和秦仁昌氏所摄的模式标本照片,及自己几年所积的昆明、滇西南等处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鉴定,这算是中国人自己鉴定植物标本的源头之作;在大普吉附近陈家营中国医药研究所内,也与同事一起,自写、自画、自印,考证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可谓植物考据学的起源之作。

抗战胜利后,他参与科学院接管和整理,几年间一路北上南下,做了许多工作。之后又重返昆明,开始了与云南近一个甲子的植物情缘。留下来的吴征镒,行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见证了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建设、我国橡胶工业的奠定;写下了被植物界奉为典籍的诸多著述,被中国乃至世界认为是难以逾越的科研巅峰。

回望数十年前的岁月。那个一袭长衫、蹙眉深思的年轻人,或许思绪早已穿过时空,感受到了植物学研究将给他的生命带来的充实。最初的人生选择,他无悔。

“要做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必须做到三个字:安、钻、迷。就是说,不但要安心本职工作,还要钻进去,要钻进去,就要达到入迷的程度,精力高度集中,目标单纯,为专注的热情献身。”

●无悔的科研之路

一张张植物标本卡一份份情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石头墙上,“原本山川,极命草木”8个大字泛着光。每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眼,也许,他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知晓这是吴征镒一辈子践行的探索草木本源的科研精神。

如果把吴征镒对植物的研究从幼时算起,那他在这个领域,已坚持了近90年。在他70多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儿时的好奇、青年时入门、成年后的痴迷,使吴征镒的一生都绘满了让人心醉神迷的绿色。曾经有人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这是多么崇高的褒奖!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植物伟人一路留给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的财富吧:

他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户口本。在这部历时45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他担任了17年的主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江苏植物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研任务。尤其是第一卷要概括已出版的前79卷成就,最难写,是他亲自承担。此外他还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

他全面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种子植物的组成和来龙去脉问题,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等创新观点。他对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的论述,是植物学、生态学领域的经典篇目。

他为我国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参加和领导了海南和云南的橡胶宜林地考察,又参加了西南特别是云南的生物资源调查,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了建立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倡议,又向国家建议建设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对具体植物资源利用和保护也提出卓有成效的具体意见。

他创新性地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八纲新系统和植物区系的多期、多系、多域的起源理论。

选择科研,就是选择寂寞。这句被每个科研工作者奉为格言的经典,在吴征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一天远离过植物,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植物所的资料室里,有几个陈旧的书柜,装得满满的都是小卡片。翻开一张,正面是黑白的植物标本照片,反面是拉丁文、英文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还有的,只是些随意捡来的纸张,画有青天白日的废旧文凭,烟壳的背面、不知是什么的小纸片上,写着植物的拉丁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这就是吴老在联大期间整理和鉴定的卡片,这里仅是一部分,北京和南京还有。”吴征镒的第二任秘书,74岁的吕春朝正在整理这些宝贵的资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还未完全扫描进电脑。

从1940年一直到1950年,吴征镒用整整10年的时间,对照老师吴韫珍抄来的中国植物名录文献及秦仁昌氏的照片,整理和鉴定了3万多张植物标本卡片。“这些卡片,成为后来编撰《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最基本的素材。”吕春朝说,“这些卡片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中国植物的最初采集者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16至18世纪时,这些标本被海关官员、传教士大量带到国外进行鉴定发表。而吴老做的,就是将这些本来就该是中国植物的标本重新整理、鉴定,让它们真正成为可以为中国植物研究采用的东西。”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坐10年的冷板凳,做一项没有人做过也少有人关注的事,需要多大的兴趣和毅力?对此,吴征镒却说:“栉风沐雨、饮饿劳顿、板凳硬冷、默默无闻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我快乐,从而使我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吴韫珍先生的夙愿。”

“我已年逾不惑,亟思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有所创树,才对得起这一‘学部委员’头衔……我遂毅然请示调往云南昆明,与蔡希陶合作建一新所,在植物学研究上了我夙愿。”

●无悔的回滇之路

“摔跤冠军”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一幢老旧的住宅楼里,吴征镒在一楼的一套不到90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8年。窗外是四时不断的绿树和花枝。有抬眼就可见的植物作伴,吴征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的终稿工作,并完成了自主创新的4部学术专著。植物多样的云南给了吴征镒科研不竭的源泉,多思的吴征镒又给云南乃至中国的植物学留下了深厚的积淀。

虽然吴征镒和云南的缘份早在1938年就已结下,但他几经辗转,最终仍然选择回到云南落户,却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1949年6月,吴征镒任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12月份,吴征镒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第1批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在旁人眼里,具有老革命资历的吴征镒似乎可以走一条仕进之途,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可是,内心从未远离植物的吴征镒却开始思考人生的另一条路。他怀念在研究室看标本和在野外搞调查的日子,他时常回想1938年的横贯云南之行,那里的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热带山顶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和各式各样的次生植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心中常回想的,便是面对云南秀丽风光时许下的“一定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

1958年夏天,42岁的吴征镒偕夫人段金玉毅然带着刚7岁的儿子和5岁多的女儿,乘小飞机到达云南,筹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回到云南的吴征镒,如放飞自然的鸟儿,开始纵情融入这片天地。从云南开始,他的足迹开始踏遍全国所有省市区及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从西双版纳到丽江,从德宏到大理,从干燥炎热的河谷到潮湿寒冷的高山,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哪里有植物,哪里就必定留下过吴征镒的身影。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每逢雨季,热带雨林的红土地一片泥泞,走在上面的人常会打滑。吴征镒是扁平足,走久了会摔跤。又因他有“只顾眼前不顾脚下”的习惯,只看植物不看路,在红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满红泥。在屏边大围山考察,他也是一路摔着跤完成。因此,大家送了吴征镒“摔跤冠军”的雅号。

这个雅号也让吴征镒颇有收获。中科院院士周俊曾同吴征镒一起考察文山西畴的植物,吴征镒在密林里又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迟迟不起。“我们还以为他伤哪儿了呢,正想去拉他。却见他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细察看,认出是锡杖兰。他欣喜地叫着大家:‘快看快看,这里有个植物,是中国的新纪录。’”这个摔出来的“重大发现”,多年来一直是同事们口耳相传的佳话。

玻璃瓶里的榴莲种

吴征镒不仅是植物的“揭秘者”,也是植物的“保护者”。1956年,吴征镒率先向国家提出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提出了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具体方案。当年就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森林生态站的选点,他亲自与苏联科学院著名的苏卡乔夫院士等一起合作,最后选定了西双版纳曼养广龙山的一片热带森林,作为群落站站址。后来该群落站撤销,科技人员合并到版纳植物园,热带天然森林的生物地理群落观测工作也就中断,平时少见情绪表达的吴征镒为此深感痛心且流泪。这个一度中断的故事让吴征镒久不能忘,且多方努力。1980年,哀牢山生态站终于建成,紧跟着南滚河自然保护区也正式成立,以此为端,一个个自然保护区开始如珍珠般遍撒云南山野。

“黑龙潭后落索坡上由郑万钧定名的云南紫荆没有了,张肇骞定名的一种菊科可观赏花卉也没有了,云南山间湿地的野生稻从原来的20多个分布点缩减到3个了……很多植物物种在大开发过程中成批绝灭了,很多可能有用的种质就流失了。”2004年,在和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交谈时,吴征镒说到了种质资源的保护,平淡的陈述中,透露着无法言说的忧心。从1999年向国家提建议在云南建国家“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至今,他已等待了整整5年。“认识到了,有科学要据,就要赶快做。”他着急,筹备4年了,怎么还没开工建?因为少年老成,性子稳重在年轻时就被称为“吴老爷”的他,在这件事上性子急了起来,见到领导、见到学生,他都忍不住要催促。2007年4月,种质资源库正式建成。他感叹: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资源库竣工真是荣幸之至。他叮咛:要让这一功在桑梓的大业真正能造福桑梓,要面向全国造福全人类。

种质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大玻璃瓶,瓶里装着一把榴莲种子和半个榴莲壳,瓶上贴着标签:吴征镒院士赠。这是种质资源库刚建起来没多久,吴征镒秘书送来的,说是刚吃完的榴莲,特意把种子留着,希望给种质库添一点内容。

选择回到云南,对吴征镒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近一个甲子的岁月,他和草木相亲,与云南同行。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也从未走出植物的大千世界。1970年时,全国兴起大搞草药运动。被分配去烧开水炉的吴征镒知道了,千方百计也想做一点有用的事,发挥一技之长。劳动之余,他为云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展出的中草药进行学名订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本“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感到很高兴,就请朋友们帮他收集这种小册子,以便对各地的民间常用中草药植物进行订正。他一边在“牛棚”烧开水,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5000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并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在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书籍的记载中进行考证。在考证中,他发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或在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2年间,他整理记录了各地中草药植物的4大本笔记,后来成为编辑《新华本草纲要》的基础和基本上可靠的依据。也是在“文革”期间,在昆明郊区黑龙潭田间劳动的时候,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后就赶紧悄悄写出来、归类,就这样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近60年来,他用一个植物学家广博的胸襟和执着的坚守关注着云南,让云南的植物为天下所知,让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从云南走向全世界。他曾说:“我一生三下云南,1938年、1955年、1958年,最后定居云南至今。对云南可以说是几乎走遍了。你看,这不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吗?”

再不看,就没时间了

成长于时局动荡的旧中国,吴征镒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其踏遍千山万水,找寻中国植物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觉得已耽误很多时间的吴征镒,在这来之不易的宝贵年华里分秒必争,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科研。他马不停蹄地行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高原河谷。花甲之龄时还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足迹留在了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库尔干的沙漠里。80岁高龄时,还去台湾考察植物。他4次进藏,最后一次已是花甲之年,最终出版《西藏植物志》。他行遍除非洲之外的全球四大洲,和全球植物学家交朋友,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水平。

1956年,前苏联专家来云南考察,在德宏,从未见过亚热带植物的他们惊叹不已。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只要他们手指向任何一种植物,吴征镒都能迅速地报出这种植物的拉丁名。苏联专家送给他“植物电脑”的美誉;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科学家拿出了他们鉴定许久却得不到答案的几个标本,吴征镒用流利的英文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英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植物电脑”所称不虚;在日本扎幌,70多岁的吴征镒还未走进城边的小树林,便对同行的日本科学家说起了这里必然会生长的植物,让他们大为吃惊……

“植物电脑”、“活字典”这些雅号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是必然。在植物所,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几乎都能说出一两个他搞科研只争朝夕的小故事。在北京时,他一直兼任着北京植物所的领导职务。开会时中间有个10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他总是一分钟都不耽搁,马上冲到底下一层的标本室拿起标本进行鉴定整理。有时忘了时间,谁都知道会议主持人肯定在这里。来昆明后,这个习惯没有改,又多了一个习惯。周日休息时,他可以从早到晚泡在标本室里,直到夫人在楼梯里大叫:“老吴,回去做饭了。”他才磨磨蹭蹭地回家。家里人对他不知晨昏的伏案工作很无奈,为了让他多起来走走,夫人女儿轮番规定他,洗碗去、扫地去。他总是好脾气地把该做的事做了,接着又回到书桌前。

78岁的武素功老师年轻时常与吴征镒一起去野外调查。“他这个人,从来不知道疲倦一样。爱做笔记,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在车上也是,很少和别人聊天。我们去西藏考察回来后,有机会去青岛疗养。他离开北京时装了一皮箱书,我就知道这个疗养可疗不好了。我们住一屋,他中午从不休息,就坐在桌前整理从西藏带回来的标本。累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疗养一个月,他竟然整理出了一本《西藏植物名录》。”

“他是植物地理分类学最伟大的践行者,所以很多地方即使他没去过,也能准确地说出该区系的植物。”弟子孙航对老师很敬佩。孙航在做雅鲁藏布江植物科考时,曾在那儿找到一棵松果带了回来。他找到吴征镒,说这是一棵高山松。可吴却很肯定地告诉他绝对不是,这棵要么是一种新种,要么是南亚的松。事实证明吴征镒是对的。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到90岁以后,吴征镒每天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工作1个小时,而且1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来,吴征镒总忘记了自己是个高龄老人。有时医护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时进行劝阻,他要么装着听不见,逼急了就发一点脾气;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着和医护人员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个“不服老”的老人,让医护人员也没办法。

2007年,吴征镒91岁了,正在家读书的他应任继愈先生之邀,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典》的主编。此时,吴征镒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家人反对他参与这项繁重的工作,但是吴征镒说,“我不做,谁来做?”为了编出让自己和世人满意的书,他倾其全力,开始重读清代《草木典》。2007年,吴征镒只能看清3号加粗大字了,医生对他说一定不能过度用眼了。可他却回答:“我再不看,就没时间了。”仍天天据案疾书。到2009年时,吴征镒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他便让助手念给他听,他再据此鉴定整理。一直到2012年3月,他因身体不适再度入院,也从未停止过手头的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吴征镒很遗憾,遗憾他只开了个头,而没能干完。他对助手说:我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做完这项工作,让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华大典·生物典》出版。

“为人学,学为人,先立志,后献身。”永远是一个开拓者而不是一个享福人,认准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终身,吴征镒用他的行动,传达了他对科研无悔的坚定执着。92岁时,为中国植物科研付出一生的吴征镒获得了中国科技界最高奖项——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岁月如河,或疾或缓地滑过吴征镒辉煌的一生。责任如山,中国植物研究之重担却从未卸下他的肩头。一辈子与植物的情缘,一个多甲子与云南的情缘,使吴征镒和这方山水越发融洽。如果把他看作一座山,那该是怎样多姿多彩的一座山啊。

在同行研究者眼中,他是个真正的大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胸襟广博,坚定担当。他无私地亮出他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同行;他倾心教授后学,没有一私保留。而在朋友和家人眼中,他也是一座山,宽厚大度、深沉隽永。他情感丰富,爱父母家人,爱植物世界,也爱平凡生活;他唱昆曲、摄影、收贝壳、吹笛子、写格律诗。在世人眼中,他是一座永远让人充满敬意的高山,镌刻着执着和奉献。青山,无悔!

链接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成长记

1958年底,吴征镒率领科考队首次在景洪勐龙选点,在大勐龙曼养广龙创建了中国首个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

1959年,吴征镒又率领由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科技人员和云南大学生物系师生组成的科考队,深入西双版纳热带原始森林,进行实地勘察划界工作,创建了大勐龙、勐养等4个热带森林生态保护站,总面积为85.84万亩。

1978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勐养等4个热带森林生态保护站的基础上,设立了勐养、勐腊、勐仑3个保护区管理所。

1981年,省政府批准建立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面积补充扩大到305万亩。

198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88年1月,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正式成立。

2010年,西双版纳州实施“生态立州”战略,在全国率先创建了53万亩“布龙”州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南木哈保护区建立跨境联合保护机制,划定跨境“联合保护区域”总面积290.55万亩,构架起了“中老边境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和“中老边境生物多样性走廊带”建设的新格局。

(原载于《云南日报》 2013-03-03 06、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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