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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启迪:科研竞争借鉴体育精神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教授访谈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03-07-17 【字号: 小  中  大   

    袁国勇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非常大,但用普通话交流的时候,语速却比较慢,经常会夹杂一些粤语发音。为了帮助记者理解,关键的词语他就用中文或英文写在纸上。“体育精神”这四个字就这样被他工整地写在了记者的采访本上。

    “单是竞争,没有合作,科学就没有进步,就会变成恶性竞争。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正是借鉴了体育精神,袁国勇与内地、国际上的科学家在竞争的同时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追缉到非典“元凶”、在国际上首先排列出最准确的冠状病毒基因图谱、在果子狸等动物身上发现冠状病毒、研究出非典的快速测试法,试验新药见成效……

    作为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任职4年来,袁国勇带领那支被他形容为“微生物”的人数不多的研究小组,做出了许多赢得国际同行赞许的研究成果。

    经过这个特殊的春天,不仅学术界,包括香港的市民都对“袁国勇”这个名字更加熟悉。从事微生物研究工作已经15年的袁国勇说,研究非典病毒让他感到贴近了社会,每一个研究进展都直接地、及时地应用到患者身上,这使他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日前,利用袁国勇来京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你们4月初就在英国的Lancet发表了论文。另外,虽然同美国和加拿大相比,你们不算最快,但你们拿出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却最准确。你们靠什么在科研上做出最快的反应?

    袁国勇:如果你要快速反应,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要做很好的准备。我一直都很关注香港的流行病史,例如1894年的鼠疫、1963~1964年的霍乱、1968年的H3N2流感、1997年的禽流感。SARS出现之前我就认为还会有新传染病再来,所以非典刚刚出现时就开始关注。另一个方面,就是一定要合作,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请了三类不同的工作人员:第一类是临床医生,他们可以给病人看病,但其能力未必适合在实验室工作;第二类是博士生,专门在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还有我和另一个同事,既能看病人,又能做实验室研究。这样,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通过不同专长的融合,才在很短时间里做出那些工作。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开始这么做了。

    记者:你在这样的一个研究小组里主要起什么作用?

    袁国勇:我是系主任,主要是讲研究策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部门的每一个人,我都会给他们一些提示。我本人既懂临床,也可以做研究,所以由我来把病毒方面的研究和病人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另外,我同政府的联系比较多,所以我主要负责香港本地的合作,我们的研究小组内有人负责国际合作,有人负责与内地的合作。

    记者:合作是多方的,如何保证利益?

    袁国勇:一定要共同分享成果。作为系主任,我召集合作,但在发表论文时,作者的排名我都是最后一位。如果你排名第一,其他人都排在第三四位,就没有人愿意合作了。杨焕明教授的水稻基因图谱中,他就把自己排在了最后,我看杨焕明教授做得就非常好。现代科学发现都是经过艰苦的工作才成功的。但要分享成果,这样大家才愿意合作。一个人做不出来那么多东西。

    记者:您怎么看待专利申请?

    袁国勇:非典研究方面,我们是最先开始工作的机构之一,并最早取得成果,如果香港大学不申请专利,将来我们就要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付费。我们从哪里拿那么多钱做研究?专利申请是必要的,每个内地科学家,每个香港科学家,当他发现新的事物时都需要申请专利,这也是尊重知识产权的做法。如果我们不申请专利,那么今后香港或内地的任何有关研究,将要付出昂贵的专利使用费。比如艾滋病病毒研究,在这方面,外国人的研究抢占了先机,并处于前沿,这种情况对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造成不利,每次进行有关测试时都要付专利费。

    记者:有人认为,在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袁国勇: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我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们系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另外,我认为内地科学家没有打败,而是起步太迟,他们很努力,也得到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开始的时候,有点晚了,但原因也不在他们那里。

    记者:你和内地、国际主要的合作有哪些?

    袁国勇:非常多,包括内地很多人给我们帮忙。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很多人的功劳。

    记者:你觉得同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有差别么?

    袁国勇:国际上已习惯合作,所以同他们的合作比较好开展。但内地比较谨慎,但合作多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记者:你认为内地的科研水平如何?

    袁国勇:香港不厉害,内地也不是最厉害的,香港和内地要追上国际水平,人才和经费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合作精神。我们要明白,我们一定要有竞争意识,要有合作精神。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但是竞争的同时,一定要合作。在竞争中最大的原则就是体育精神。有了体育精神,就可以合作了。单是竞争,没有合作,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合作,没有进步,就会变成恶性竞争,国家就没有希望。这不是好事情。

    记者:你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袁国勇:下一步,会扩大和内地科学家的合作。希望能够做出一个有效的、副作用小的疫苗。我们希望能够搞清楚,免疫系统的反应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有害的。

    记者:这次北京和香港的疫情都比较严重,SARS过后,你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袁国勇:从前人口密度比较低,很多时候突发性传染病是在偏远的地方发生,很少有机会再传出去,问题没有现在那么大。但是现在就不同了,人能够很快从偏远的乡村到大城市,一两天之间,突发性传染病就传到全世界。现在中国的人口很多,关键是中国过去这20年发展得很快,所以人口的流动也非常快,另外,现在货物的流动也很厉害,所以现在突发性传染病在中国的地位比从前重要得多。

    我看我们每个时候都会聪明多一点,我们要向前看,在面对不明、未知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面对,用最短的时间,找出最多的资料,不要等,一定不要当没有事,要当它是很严重的事来看待,否则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控制,你要花很多资源才可以控制它。

    另外,政府应审视现有的法律、措施和公民教育,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环境、个人和食物卫生,这一点我们要向日本人和新加坡人学习。还有,环境的问题不仅仅是环境工人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另外,我们有些饮食文化要改,吃野生动物的问题要慢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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