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特殊时期，每个人的生活仿佛发生了停顿。身边的人可能会突然离去，自己也面临不可知的未来，同时，很多人的行为也在感动着我们。这时，我们选择与作家对话，他们平时可能离我们很远，但常年的写作和思索，使得他们离生命的意义很近。或许他们，能给我们一些鼓励、一些答案。

    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是我们眼中非常合适的采访对象：1、有医学背景，从医20多年；2、曾在大学研修心理学。

    其次，她经历丰富，1952年出生于新疆，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会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而她的作品不纠结在单一情感世界，在探讨人性本质、关注社会问题方面，有着罕见的磅礴气势和视野。其以戒毒为题材的长篇《红处方》曾被改编成电视剧，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昨天，记者在毕淑敏成立刚半年的心理诊所见到了作家本人，和她探讨SARS病毒蔓延时期的人生与危机话题。

    来历

    人类和病毒作战古已有之

    记者：您曾经做过许多年的医生，现在又兼具心理医生和作家的身份，您怎么看待这场SARS的袭击呢？

    毕淑敏：人类和病毒的斗争古已有之。病毒的历史要比人类古老，人类的发展与病毒至少20亿年的进化相比，可以说是非常短暂的。纯从进化和科学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次“非典”病毒侵袭人类，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与疾病和病毒的斗争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记者：您觉得这是自然界发展的必经阶段吗？

    毕淑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只是我们大多数人几乎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袭击，而这次SARS病毒的袭击，让很多人恍然发现原来自己的生命是有危机的。

    心态

    活着做遍，死了无怨

    记者：在您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涉及面对死亡和危机的心理状况问题，那么您对非典时期人们的心态调整有什么指导和建议吗？

    毕淑敏：我认为恐惧是正常的，但是每个人恐惧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你究竟恐慌的是什么？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恐慌不已。

    比较典型的是台湾的那个病人，还只是疑似，就忍受不了恐慌的煎熬，自己放弃了对生命的争取。我认为如果真的是特别恐慌害怕的人，就应该具体落实，你究竟害怕的是什么，列出来对症下药也许会有好的效果。这里需要的是特别坚定对生命的执著。

    记者：对生命的执著？

    毕淑敏：是的，其实我想如果一个人真正有价值地活过，那么他面对各种危机苦难一定会从容镇定。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思索过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直到当大家看似长久的生命忽然受到威胁，数十年以后该考虑的问题忽然提到了眼前，才让大家开始着慌，这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命并没有把握和计划的一种状态。

    其实生命究竟能在何种状况下完结，我们并不清楚。昨天我看了一个节目，采访了一个陕北的老农民，记者问他，你这辈子过得怎么样啊？老农民说：“我们陕北有句话叫‘活着做遍，死了无怨’。”其实无论何时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最大的遗憾和恐慌可能就是有想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前几天在凤凰卫视中，有一个医学博士在被隔离进“深切治疗室”后，接受采访时说，他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回答给我们一些启发，在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操控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一生，让我们生命的遗憾少一点。

    实际上，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对于生命的消失大多数人都避而不谈，越是这样，在这样的问题降临或者触及每个人的内心时，可能越会造成大的心理压力。

    生死

    死亡有快慢生命需远眺

    记者：国人对死亡的避讳，是不是也让大家在面临问题时更加脆弱呢？

    毕淑敏：我们的民族确实是一个忌讳谈死亡的民族，鲁迅不就说过，如果一个孩子出生时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是要死的，他一定会被打将出去。

    除了忌讳死亡话题，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对付死亡，就是给死亡赋予意义，比如说英雄的故去、为了国家他人牺牲的重如泰山的死亡等等，我当然很敬重那种高尚的死亡，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死亡都是普通的、没有惊天动地。

    记者：早在1994年您的中篇小说《预言死亡》就给读者很大的冲击，而这次即将出版的新作也与死亡话题相关，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作吧!

    毕淑敏：我这次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癌症病人心理治疗小组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癌症就像黑洞，让大多数人逃避，甚至不知道如何安慰和对待。在新的小说里，我希望让大家了解到四个观点：病痛是永恒的困境；癌症是生命凶残的杀手；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拯救人类的精神尊严……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不意味着可以仓促地让自己的生命重复在很多无谓的事情中，而需要抬头远眺。

    我曾经在东北一个大学里讲学，面对着3000个大学生，做了一件自己都没什么把握的事情，我让每个学生当场写下自己的墓志铭。我不知道这么年轻的大学生对这样的话题，是否有过思考或者有没有兴趣，但是当时却有非常好的效果，每个年轻人在那一刹那都非常严肃，而且很认真和真诚地给我交上了答案。

    转化

    危机让一切都晒晒太阳

    记者：您的经历可以说也是非常坎坷的，您给大家谈谈您是如何看待危机和苦难的？

    毕淑敏：早在我16岁的时候，我就遭遇过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状况。1969年，我忽然被派到了西藏阿里，条件的艰苦程度可以想象，我的枕头下随时放着手枪，那时候我好几次在上前线之前就把遗书都写好了，而整理物品时我甚至没有什么可作为遗物的东西留给家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作品里才会有那么多与死亡斗争的心理战。

    记者：您当时恐慌吗？

    毕淑敏：当时最开始更多的是无奈，因为作为军人，我不能选择。

    记者：在花季年华遭遇那样的困境和无奈，这样的经历对您后来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毕淑敏：现在看来影响真的是挺积极的，对我来说，它起码可以让我一生比较坚定。我会特别珍惜亲情、温暖，我不喜欢漫无目的浪费生命。那时我就开始明白要好好计划自己的人生。

    记者：这么看来，危机的来临从另外的角度看也并非一无是处。

    毕淑敏：起码危机让人们能够停下忙碌的脚步，有时间去真正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了。

    有个朋友前几天打电话对我说，他们夫妻平时特别忙，几乎都说不上话，这段时间因为天天在一起，却突然开始吵架，而且是为20年前发生的事情吵架。但在我看来，无论怎样即便是吵架也是一种交流，20年前耿耿于怀的事情，在SARS来的时候，终于能翻出来晒太阳了。

    对抗

    活在此时此刻此地

    记者：刚刚说到您16岁第一次进西藏，那么当时您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吗？

    毕淑敏：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遇到危险的极致——死亡。

    记者：其实现在不少市民也面临这样的心态，究竟这场关于SARS的战役还要进行多久，还说不好，所以不少人存在一种无望的心理恐慌。

    毕淑敏：对，我觉得是这样!很多人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以后。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在应付突然灾害面前，是不会让它无限制地影响我们生活的。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很多危难的期限也难以知晓，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活在今天，活在此时此刻此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最有价值的生命活法去度过生命的每一天，坦然地迎接一个又一个今天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