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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科学,我们勇敢坦然的面对SARS病毒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03-06-05 【字号: 小  中  大   

    目前,SARS病毒肆虐全球,一时间人们谈“萨”色变,带给人一种无以言状的压力。

    然而,SARS真的那么可怕吗?

    传染病和上帝无关

    SARS就是一种传染病。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其实应当感到幸运,而不应感到恐惧,因为我们生活在科学发达时期而不是蒙昧时代。

    过去,人们面对传染病束手无策,只能把它归结为上帝的惩罚。比如,十三世纪,欧洲的鼠疫曾经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当时,欧洲人束手无策,只能向上帝祈祷,忏悔人类所犯的种种罪孽,希望逃脱死亡的魔掌。

    当欧洲人首次踏上美洲大陆时,使当地土著人大批丧生的并不是外来者的枪炮,而是他们从文明社会无意中带过去的天花、麻疹和流感等病毒。西班牙人在征服阿兹台克(现今的墨西哥)时,入侵者只有500多人。阿兹台克人在首领的带领下奋起反击,正当胜利在望之际,一个阿兹台克人患上天花,很快,天花在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中疯狂流行起来,使300多万印第安人成为牺牲品。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天花为何只杀死印第安人,而入侵者却安然无恙?最后,绝望的印第安人只能归咎于白种人的上帝胜过他们所崇拜的神灵,这是愤怒的上帝对他们的惩罚!从此他们不再抗争,驯服地成为基督教的信徒和西班牙统治下的温顺良民,墨西哥从此成为西班牙的附属国。

    不幸不只是发生在欧洲和美洲,地处东方的亚洲也没有逃过劫难。据史书记载,1408年-1643年,中国共流行过39次大规模的疫病,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数十分惊人,1408年,江西、福建两地死亡7万余人;1444年,绍兴等地死亡3万余人;1456年,桂林死亡2万余人;1643年,京师死亡20余万人,无论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今天,再也不会有人把曾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看成是上帝的威力了,这主要应该归功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荷兰的列文虎克、法国的巴斯德、德国的科赫和英国的弗莱明。

    列文虎克利用显微镜,发现了人们以前用肉眼无法看到的微生物,为发现传染病的致病真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年后,通过许多科学家的努力,特别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巴斯德的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人们才开始认识微生物与人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巴斯德首先主张传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微生物通过接触、唾液或粪便从病人传播给健康的人而使人致病。

    第一个发现传染病是由病原细菌感染造成的人是罗伯特·科赫,他是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科赫出生于德国,1872年作为医学官员,开始对炭疽的研究。随后,他发展了细菌染色、分离、培养和传代技术,并借助于这些技术发现了数种与传染病相关的细菌。这些发展和发现是他1882年提出科赫原则的主要依据,即证明一种细菌是导致一种传染病的病原菌需满足的条件:该细菌可从其可疑传染病的每一病例中分离到;从体内分离到的该细菌可在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体外培养并传代数次的细菌可以使实验动物发生相同的疾病;该细菌可从接种的实验动物中分离到。

    鉴于罗伯特·科赫举世瞩目的开拓性成绩,1905年,他众望所归,摘走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当人类认识到细菌是传染病的罪魁祸首后,便开始千方百计寻找杀死传染病细菌的新药。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检查培养皿时发现,在培养皿中的葡萄球菌由于被污染而长了一大团青霉,青霉周围的葡萄球菌竟然全都被杀死了,只有远离青霉的地方才有葡萄球菌生长。经过一系列试验和研究,弗莱明认为,青霉素可能成为抗菌药物。

    1929年,弗莱明发表论文,报告了他的发现。但由于当时没有解决青毒素的提纯问题,这种药物在大量生产上遇到了困难。

    1935年,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重新研究青霉素的性质、分离和化学结构,终于解决了青霉素的浓缩问题。青霉素的大量生产,在二战中拯救了千百万伤病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雷达并列的三大发明之一。这一造福人类的贡献使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青霉素的发现是人类发展抗菌素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青霉素被发现之后,传染病几乎无法治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得以延长,上帝也不用再为传染病的发生承担着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了。

    恐惧不能应对SARS

    此次国内SARS的传播,不仅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香港有数千人染病,北京的患者及疑似病人总数在数周内达到近千人,白衣天使首当其冲。

    于是,各种谣传开始传播,人们渐渐觉得,SARS病毒会沾着死,挨着亡,甚至开始有人怀疑,该病毒是否是人为的生物武器。

    面对灾祸,有人选择了恐惧,然而恐惧却无助于人们摆脱SARS的侵袭,对付SARS,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细菌、病毒与人类大都是共生的关系。一个人的体内有无数微生物,它们从人类诞生起就与人类形影相随,它们离不开人类的代谢物质,离不开人体的蛋白合成机制。

    除了人体外,各种动物、植物都是微生物的藏身之处。在大多数情况下,微生物与它们的宿主友好相处。但当微生物发生了遗传变异或者从一种宿主向另一个物种的宿主进行物种间迁移时,新宿主就会发生致病现象。发生变异的微生物有生与死两种结局。适合新宿主而又未对新宿主造成较大伤害的存活了下来,这叫适者生存;不适合新宿主的,有可能被新宿主的免疫机制杀死,或者反之杀死新宿主,或者两败俱伤,最终新变异的物种也不能存活,这叫不适者被淘汰。

    因此,根据物竞天择的原理,当传染病发生时,人体的免疫力会向增强的方向发展,而致病微生物则向毒性降低的方向变化,这是我们人类树立最终战胜致病微生物信心的科学依据。

    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一场传染疾病的爆发和流行决定于四个环节:病原、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病原是致病微生物。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此次SARS流行的真凶是冠状病毒的变种。明确病原就等于抓住了罪犯,医务人员及科学工作者可以据此开发快速诊断技术,研究杀死病原的各种特效药品,罪犯被绳之以法的日期也就不会太远了。

    传染源是携带致病微生物并不断向体外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除冠状病毒的原宿主外,应当说,现在只有患者才是真正的传染源,而疑似患者只有被确诊之后,才能确定为传染源。不过,由于目前我们的诊断手段尚处于发展过程中,还不能及时确定患者,才把一些疑似患者暂判为传染源,以免发生更大规模的人群感染。将传染源与人群隔离相当于釜底抽薪,柴火都没了,火自然会变小,并终将熄灭。

    SARS病毒的传播途径初步确定为飞沫传播和亲密接触,这就决定了该病近距离传播的特性。只要限制传染源的活动范围,疫情便会得到有效控制。

    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的容易感染或缺乏免疫保护的人群。病后获得免疫、人群隐性感染和人工免疫,均可使人群易感性降低。易感人群的概念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在致病微生物面前都一定会受到感染,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在SARS病毒面前忽视了对自身的保护。由于SARS是新型病原,究竟谁不属于易感人群,现在还是未知数,切不可不采取科学的防护手段而盲目地以身试之,那不是勇敢,而是愚蠢。

    此外,传染病学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传染力和致病力。

    传染力是病原体在宿主体内定居、繁殖,引起感染的能力。在自然条件下,可以用续发率(SAR)来衡量一种病原体的传染力,即当易感者暴露于一个传染病病人后,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感染的频率。

    致病力指一种病原体侵入机体后引起疾病的能力,也就是感染者中成为临床患者(显性感染)的比例。以病原体引起的具有临床症状的病例数与暴露于感染人数之比作为测量指标。因此,受到致病微生物感染的人不一定致病,这要看致病微生物的致病力的大小。

    传染病流行必须四个环节同时存在,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新的传染就不会发生。子曰,每日三省吾身,讲的是修身。面对SARS的肆虐,国人大可以四省吾身用以防病,看一看自己是否满足了四环节,如果不是,大可以坦然地生活、学习和工作,根本不用整日忧心忡忡,更不必杞人忧天。

    在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你可以买到一个咖啡杯,上面刻有奥布雷·门农的诗句:有三种东西是真的,那就是上帝、人类的愚蠢和大笑。前两种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所以,我们完全能做我们能做的第三种。

    面对灾祸,一个民族是以科学的方法来对待,还是以愚昧的方式来处理,是以坦然的态度来处之,还是以恐惧的心理来对之,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一个民族的精神,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在非典面前,我们可能已经大笑不起来了,但至少,我们可以做的坦然些,做的科学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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