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医科院专家们提供的科研进程时间表显示，从2月12日采集样品到3月26日综合确定冠状病毒，科研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反应之灵敏，速度之快称得上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现代战争
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人类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已处于上风。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科学技术这把利剑，人类完全有能力，最终战胜非典
内容提要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人员合作完成“非典型肺炎”病原冠状病毒全基因组测序，随后这两个单位又与北京协和医院等临床单位通力合作，研制成功检测SARS病毒的酶联免疫试剂，专用于“非典”疾病的快速诊断。天津华立达生物公司研发的一种用于预防非典型肺炎的新药———重组人干扰素α-2b喷雾剂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二月十一日，钟南山以医学专家的渊博学识，沉稳地向公众宣布，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可防、可治、可控。抗击非典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科技在打赢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容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同非典的较量最终体现在科技上，体现在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疾病和控制疾病，从而最终战胜疾病
抗击非典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决定胜败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不过，不管因素有多少，科技在打赢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质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同非典的较量最终体现在科技上，体现在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疾病和控制疾病，从而最终战胜疾病。
科技同非典的较量总体上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在临床医学方面，它就好像是前沿阵地上的阻击战。临床医学家们同医务工作者并肩作战，同看不见的致病微生物展开了近距离的肉搏和绞杀。一方面，他们观察疾病的发生发展，从中寻找疾病的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经验，摸索治疗途径，总结治疗经验，探索形成有效的治疗模式。另一条战线是在基础医学研究方面，基础医学科学家们围绕疾病的本质展开研究，包括通过各种手段寻找导致疾病产生的病原体，并将有关研究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检测手段和防治药物。他们为临床治疗实现精准打击，最终攻克疾病提供有力的武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20日考察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时强调，要夺取同疫病斗争的胜利，最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我国科学家抗击非典的历程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从非典狂袭而来，临床一无所知、无以应对，到今天科学家们成功破解病原体冠状病毒，研制出多种诊断试剂，推出预防性药物干扰素，事实雄辩地证明人们对于非典这一新型传染病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人类征服这一疾病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人类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已处于上风。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科学技术这把利剑，人类完全有能力，最终战胜非典。
临床医学科学家顽强而又成功的阻击，扭转了面对非典束手无策的局面
钟南山，这个名字随着非典的蔓延而为公众所熟知。
钟南山是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92年到2002年任广州医学院院长，现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正是他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带领临床医学工作者打响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阻击战。对于这场阻击所取得的战果，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这样的评价：广东抗击非典型肺炎能取得阶段性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南山在医疗技术方面的独到正确的见解。他的医疗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
非典是继艾滋病之后，人类遭遇的又一灾难性传染病。在非典蔓延初期，人类对于非典没有任何现成的医疗措施和成熟的救治经验，甚至对于它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也一无所知。面对突如其来的凶猛袭击，医护人员一时间无以应对。正是在这样的被动状态下，以钟南山为首的医学科技工作者迅速地拿出了一套系统的治疗方案：当病人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有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就会增多，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从每日80毫克至500毫克不等，能有效地减轻肺泡的非特异性炎症，阻止肺部的纤维化病变；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它大大提高了对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经专家讨论和修改完善，这套方案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统计资料显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抢救的危重病人有54例，成功了47例，7例死亡。其中4例转院过来的病人属于晚期，3例病人有严重的基础病。病人平均住院17天。广东治愈出院率92.7%，死亡率3.5%。这些数字表明广东是世界范围内对非典型肺炎治疗成绩最好的地区之一。
对非典成功的阻击扭转了面对非典防治束手无策的被动局面。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以医学专家的渊博学识，沉稳地向公众宣布，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可防、可治、可控。
阻击非典，钟南山功不可没。然而，取得广州的防治经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临床医学科技工作者做出艰辛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抗击非典的最初阶段，钟南山主动向卫生厅请缨“鉴于广州呼吸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
除夕之夜，万家团聚，广医附一院领导们却火速赶回医院连夜布置工作。医务科、护理部、呼研所、急诊科、药品供应部、后勤服务中心、设备科等紧急部署：腾出呼一病区作隔离病区；腾出ICU(重症监护室)的单间病房，用于抢救危重非典型病人；紧急采购抢救药品与消毒药品；购置19台呼吸机及抢救设备……
钟南山领导的呼研所成了非典型肺炎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面对一些医务人员的顾虑情绪，钟南山毫不犹豫地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短短几天时间，广医附一院便接收了21位危重病人。钟南山身先士卒，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在他的带动下，医院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早期危重的非典型病人病情重、传染性强。医护人员与病人“密切接触”，往往是抢救一个病人，就放倒两三个医务人员。广医附一院有20多位医务人员感染得病。
钟南山带领科研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与病毒短兵相接。在救护疾患的同时，他们不失时机地观察病情，收集材料；总结经验，制定方案；成立了以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为骨干的老中青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配合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治小组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严密观察病人的变化，细致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治疗过程中，试行的方案不计其数。
通过观察，他们对非典的临床症状有了比较清楚的掌握：病人持续高热、干咳、呼吸困难；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白肺”，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毫不见效；如抢救不及时，病人容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
通过对死亡病例的尸检，钟南山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理机理主要是“肺硬”，即肺组织纤维化。有丰富的临床依据作为基础，钟南山认识到要治疗好非典患者，必须解决肺的纤维化问题，这也正是救治方案诞生的基础。
钟南山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介绍，当时我对一个病人进行了一下体察，发现病人发烧并不很严重，其他的器官没什么事儿，而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肺很硬，我们知道肺平常就像橡皮球那样，有气吹进去就胀了，气一出来就缩瘪了。但是他这个肺就像一个硬邦邦的一个塑料一样的东西，吹也吹不胀，缩也缩不瘪，没有弹性，用一般的办法来进行通气很容易就产生气胸，肺就破了。在我们会诊以后用了很多抗生素，还是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考虑会不会是一个急性肺损伤。根据这个我们就试用了一下大剂量皮质激素来进行静脉点滴治疗，当时觉得是中末期，胜算不大。但是很意外地发现，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情况明显好转，这使得我们非常惊奇。
正是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正是掌握着临床第一手资料，钟南山才在科研方面拥有准确的判断，才最有发言权。
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怀疑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可能是衣原体。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轮到钟南山发言，他沉默良久，摇摇头。大量的事实表明，临床症候与治疗用药均不支持这个结论。他不同意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他认为本次非典型肺炎是病毒性肺炎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对病原是衣原体的结论持保留意见。理由大致如下：一、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所以流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这次广东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有局部流行的特点；二、衣原体肺炎死亡率不高，大概在0.1%-1%之间，而且发病也不凶险，比如发烧热度不会太高，这与本次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不同；三、衣原体肺炎属肺间质肺炎，肺泡隔会增宽，但这次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尸检显示，肺泡隔变化不大；四、在本次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病例中找到了病毒包含体，这是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重要依据。
鉴于此，广州方面的专家形成意见，不能按衣原体的结论来制定治疗方案，否则可能造成可怕后果。正是根据钟南山院士有理有据的论证，会议最后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广州在治疗方面，坚持了既定预防治疗方案。
基础医学科学家迅速投身于科技攻关，主攻目标首先是病原体
非典的肆意流行引起基础医学方面科学家的广泛关注，他们迅速地投身于科技攻关中去。科学家们确定的主攻目标首先是病原体，因为病原体是直接导致传染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微生物，抓住了病原体就意味着擒住了元凶。
擒拿元凶的科技攻关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先后展开。
要开展对病原体的基础研究，首要的是获得含有疾病病原物质的原始材料，这是研究的基础。因此能否占有材料和占有材料的多少，将决定是否能开展研究，也将影响研究成果的准确性。然而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要得到非典病人的原始材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很幸运地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包括解剖非典病人的尸体。
洪涛，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病毒学家，是我国病毒形态学主要奠基人和生物医学电镜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形态室负责人，现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病毒形态学研究室主任。洪涛院士先后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享誉世界病毒学界。他在世界上有两个“首次”：
第一，首次发现人类B组轮状病毒并进行了系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第二，首次发现了出血热病毒的形态，解决了久而未决的病原学问题，
并使我国的该项研究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月13日，已72岁高龄的洪涛首次看到了“非典”标本。对他来说，这两例标本在当时非常珍贵，这天洪涛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经过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洪涛惊呼：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
为确认非典病原，洪涛亲自解剖了3具非典病人尸体。3月1日，他亲自到广州，在南方医院解剖了一名非典病人尸体。3月3日，再次解剖非典病人尸体。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有一次尸检，所领导考虑到他年龄大了，需要休息，没有通知他。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家中赶往医院，在医院等了一整天，直至病人家属同意解剖。解剖时，他又坚持要进解剖室，参加解剖、取材全过程。
通过对病人的肺、肾组织标本进行电镜观察与鉴别，洪涛从中见到大量典型衣原体样颗粒及其包涵体，而未见其他典型病原的形态。
在接受上海一媒体记者采访时，洪涛说：“通过对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尸体器官解剖，做电子显微镜观察，我们已经发现，在病人的肺、肝、脾、肾等多个器官见到一种衣原体样的病原。据我们估计，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的、变异的衣原体。”他介绍，目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已经对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这种新的、变异的衣原体分离成功。研究人员发现，培养的细胞跟尸体中的病毒细胞一样，同属这种新的、变异的衣原体。
他介绍，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研究成果是，专家们对恢复期的病人做血清化验，发现病人的IgM(早期抗体)越晚越多，这表示病人的抗体越来越强，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新的、变异的衣原体就是致病源。
洪涛院士向媒体披露：“我们目前正在做药物实验，实验表明该衣原体对常用抗生素都不敏感，更肯定了这种新的、变异的衣原体就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
较早时，香港曾宣布病毒元凶是“副粘液病毒群”。之后，美国政府疾病管制中心(CDC)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这种病毒不是香港说的“副粘液病毒群”，而是“冠状病毒”。而当时正在北京协助调查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组长麦肯锡则称：“我们现在只能证实导致病发的是种冠状病毒，目前看来它很可能源自动物。”
针对以上各种不同的说法，洪涛院士说：“认为非典型肺炎病源来自于动物，并不等同于认为病源缘于禽流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病源来自于动物的说法目前也只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一种推测。”
“科学就是讲究证据。比起美国从病人的咽拭子分离研究而言，我们的证据更为充分。”洪涛院士说，“当然，我们不敢排除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作用，但衣原体绝对是主要元凶。”
根据洪涛作出的对非典病原体为衣原体的结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指出，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的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但必须是全程、足量的规范化治疗。
洪涛院士的研究结果与后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世界卫生组织做出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在最终结论出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非典病原体出现了极大地争论。不过，4月中旬，在看过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成果，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后，洪涛院士改变了原有的观点，同时对衣原体仍有一定保留：“从现在的证据来看，变异的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但病原学的研究工作并没有结束。WHO是从病人痰液、咽拭子等标本中分离或检测到了冠状病毒，但还不能说明这种病毒就是唯一的致死元凶。我们的专家已经克隆了这种病毒的基因，处于初步研究阶段。国外同行(德国)和国内一些同行，也从病人肺组织和咽拭子中看到或分离到衣原体，但变异衣原体的基因目前尚未克隆成功。变异衣原体的作用还需要动物实验来检验。”
4月20日，洪涛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我们不能肯定衣原体是患者的重要的死因，但根据我们对以往病例的研究，单凭冠状病毒不至于那么‘凶狠’。”“冠状病毒像空军一样先进行轰炸，使人的免疫力受到损伤，然后变异的衣原体再进攻，杀害人的肌体，引起人体肺、肝、脾、肾的坏死。很可能是冠状病毒和衣原体样因子同时或先后作用导致病人死亡。”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洪涛对衣原体的发现本身并没有错。在其他科学家发现冠状病毒的同时，他发现了衣原体。这一发现提示临床治疗在关注病原体的同时，也要格外关注衣原体造成的合并感染，它有助于全面认识非典的发生发展规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指出，关于在病原的确定上出现意见分歧，在科学研究上很正常，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典这一疾病的严重复杂性。
军事医学科学家主动请缨，从三个方面包抄“元凶”，最终锁定冠状病毒
在获取病原体材料方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并不很幸运。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少得可怜，仅仅是几份病人的血清和肺组织切片、病人痰液、咽拭子等标本。当带着仅有的几份材料离开广州白云机场时，受命前往疫区采样的病毒学专家祝庆余在给院领导汇报的电话中急得无奈地哭了。仅有的几份材料能否支持科学家们完成破解病原体的重大使命，对于祝庆余来说，这是一个未知数。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最早投入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当“非典”导致患者死亡的消息传到医科院，院领导和科研人员从职责和职业敏感出发，意识到这一疾病的严重性。他们不怕危险，向上级机关主动请缨，要求立即奔赴广东疫区。
2月12日，经总后卫生部批准，医科院派出五所所长助理、流行病专家曹务春、病毒学专家祝庆余前往广东疫区采样。在广州，两位专家得到第一军医大、广州军区总医院、南方医院等单位的积极配合，及时地获取了病人的血清、肺组织和棉签。
从两例广东非典型死亡病例尸体上截取下的带有非典型肺炎病毒的肺部切片标本被空运到医科院的微生物检验中心。标本放置于一个密闭的不锈钢瓶里，外层用装满冰块的三层医用塑料口袋包裹——直到它们整体被放入密封的病毒检测操作平台。祝庆余介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对这种致人死地的东西还一无所知，当时是戴了4层手套才把带病毒的标本取出密闭瓶。
在派人取样的同时，医科院抓紧部署科研行动计划。首先，他们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由13名权威学者参加的专家组；其次，整体协调，组织以微生检测中心为主，多个部门参加的研究队伍，包括中心所属的病毒室、细菌室、电镜室和流行病室；第三，确定从细菌、病毒、衣原体的病原体分离、血清学的检测、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分别由祝庆余、秦鄂德、端青、杨瑞馥、曹务春、王翠娥等领衔。
研究全部是在一个全封闭的负压系统中进行，只有一个2尺见方的玻璃可以观察到里面。研究人员要通过三道门并经由高压消毒间之后才能进入实验室核心部分。进大门时，检验中心门口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红色标志“BL-3”。这是国家生物安全水平3级标志。这种实验室只有在面对极度危险的病毒时才启用。这里的空气要通过一个过滤系统处理后，才能被排到室外，绝不可能有一丝通道让病毒泄漏。
由于病原不清，专家们最初的研究方向并不明确。根据人类对于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基本认识，传染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一般是细菌、病毒和衣原体。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科研人员在血清学研究方面，通过抗体查找抗原，结果很快从4份样品中，发现有一份呈阳性反应，显示衣原体可能是元凶，科研人员对此非常激动。但是，医科院研究人员认识到，一个新病原体的测定是复杂的。对于这项结果，医科院领导和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认为这项结果令人振奋，但是有几个疑点：首先是4份采样中只有一份显示衣原体，结论比较孤立；其次不能排除这位患者本身在患“非典”病原体感染的同时，也受到衣原体的感染；第三，相关细胞学研究、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动物培养的研究结论尚未出结果。因此，衣原体定论为时过早。
在细胞学分离病原研究方面，科学家们对采样的病原做体外培养，并用培养活的病原去做动物实验，感染乳鼠。发现被感染的乳鼠均表现出非典症状。这说明采样确实含有病原物质。对这些病原物质进行逐个分离、培养，再对动物进行感染，直至确定特异的病原。与此同时，他们已经获得了清晰的病毒颗粒电镜照片。
为了从形态学上确定冠状病毒，医科院专门请来了院里已经退休的老专家陈德惠。陈德惠研究员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分离出第一个冠状病毒的权威专家。当她看到用电镜拍摄的图片时，当即肯定显示出的就是冠状病毒。
此后他们又获得了部分病毒核酸序列测定结果，进一步证实为冠状病毒。4月11日，专家祝庆余和秦鄂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一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特殊的病毒，其基因序列的长度比其他病毒要长，例如与登革热病毒相比，要比它长两倍。另外，这种病毒在细胞培养过程中，也与一般病毒不同，其温度在37℃，而其他的病毒在33℃。
医科院专家们提供的科研进程时间表显示，从2月12日采集样品到3月26日综合确定冠状病毒，科研速度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反应之灵敏，速度之快够得上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现代战争。
科学家们在锁定冠状病毒之后，开始进行病毒的测序工作。由于这一病毒含有3万个左右碱基对，最初只获得两个片断，此后又增加到8个片断。同源性分析表明，这一冠状病毒与传统已知冠状病毒的同源性接近。一般而言，同源性在40%，即可认定属于同一科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在基因测序上所显示的同源性进一步使非典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得以确认。
科学家们进一步将新型冠状病毒与已发现的人和其它动物，包括猪、羊、牛、鸡等数种动物所有的冠状病毒的核酸序列进行对比，发现其同源性在65%-69%之间。如此高的同源性最终为确定非典病原体为冠状病毒盖棺定论。
众多生物领域专家将携手共克非典病毒蛋白质，直捣病毒“老穴”
4月13日，卫生部决定成立联合攻关组，4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建立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这些都给科研人员以极大鼓舞。
军事医科院召集攻关人员会议，进一步要求科研人员对已获得的成果不骄不躁，继续努力，奋力拼搏，早日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临床。
军事医科院立即把下一步主攻目标锁定到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上。为了加快测序进程，院所领导立即决定和华大基因组合作进行。做出这一决策已经是4月9日下午6：00。正常工作的人们都已下班回家，而攻坚的科学家们却仍坚守岗位。双方领导和科技人员一个多小时内立即开会，讨论了测序的计划，分工并立下了军令状。要求科学家务必于晚上11：00准备好所有病毒材料，并于当晚12：00送往位于昌平的中科院华大公司。华大公司是我国完成人类基因组1%测序的权威机构。医科院的专家与华大的科学家们经过两个通宵的拼搏，36个小时完成了4个病毒株全基因组的序列测定测序。
在病原体分离鉴定的同时，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的研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科研人员不顾长期作战的紧张和辛劳，有时每天工作在16个小时以上。最后科研人员在一周内出色完成了任务。检测结果表明试剂对42例临床诊断为“非典”患者检测，40例呈阳性，准确率达95%以上；30例健康人群检测，全为阴性，准确率100%；这说明检测试剂特异、灵敏、快速，是理想实用的诊断试剂。也就是说，利用这一试剂可以在两小时之内确定“非典”。
全基因组测序和试剂研制成功，使对“非典”的疾病控制扭转了被动局面，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黄培堂做出如下评价：首先，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完成，对最终确定“非典”病原体画上了句号。第二，它为研制诊断试剂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三，通过序列对比，可知病原体的毒株来源，为阻断病源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条件。第四，为下一步开发疫苗和药物研制提供了基础。
继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人员合作完成“非典型肺炎”病原冠状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后，这两个单位的科研人员又与北京协和医院等临床单位通力合作，研制成功
检测SARS病毒的酶联免疫试剂，专用于“非典”疾病的快速诊断。此试剂具有准确、灵敏、快速、方便和经济等优点。一个测试板可同时测定96个样品，1小时左右可获得检测结果。这一重要成果将为我国“非典”的预防和诊断发挥重要作用。
近日，天津华立达生物公司又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一种用于预防非典型肺炎的新药——重组人干扰素α-2b喷雾剂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并即将用于一线医护人员等高危人群。
这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启动防治非典“绿色通道”后批准的第一个可在高危人群中进行临床试验的药品。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介绍，试验证明，α-2b喷雾剂对阻断呼吸道感染途径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不排除具有全身广谱的抗病毒作用，临床应用基本上是安全的。
4月21日，北京华大蛋白质研究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揭牌，众多生物技术领域专家们将携手攻克“非典”病毒的蛋白质，直捣病毒“老穴”。
据介绍，蛋白质是DNA编译指令的最终产物，蛋白质组是新世纪最大的生物战略资源之一。有人形容说，蛋白质扮演着构筑生命大厦的“砖块”角色；也有人说，基因图谱是张生命信息的图纸，蛋白质就是根据图纸构建生命的“士兵”和抵抗外来侵略的“飞机”、“大炮”。生命活动像一场场战争，当一个正常的细胞发生病变时，蛋白质会发生相应改变。大多数疾病在症状出现之前，蛋白质种类和数量就已出现了差异。
在“非典”的研究中，蛋白质研究注定将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科学家杨焕明向媒体表示，新成立的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国内科研团队，共同来识别“非典”病毒的蛋白质，为开发快速、敏感、准确的诊断手段，并为今后研制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奠定基础。
北京华大基因公司将三管齐下，一是不断完善现有的病毒检测技术；二是在有了DNA和蛋白质序列后，用现有的软件分析出可能有抗体的那一段，找出抗体蛋白质短肽，并人工合成；三是用生物技术克隆这些不同的蛋白质。估计在未来两三周内，就可以找到病毒阳性抗原片段，开发出应用于临床的“非典”蛋白质检测的试剂盒。我们渴望着那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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