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国家“863”计划重大科研成果为基础组建的曙光公司成立，而今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高性能计算机研发与生产企业。

　　“曙光发展到现在，在创新上从未懈怠。但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很特殊的路，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工程院院士、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杰指出，曙光能够从最初的“向市场去”到取得今天的成就，与曙光的创新实践模式密不可分。

　　这是怎样的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中科—曙光模式”？

　　体制创新

　　“公司本身必须要有它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李国杰指出，曙光历来注重公司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今天（公司的发展）还说技术来源主要在科研单位、在哪个大学，那是不行的。”

　　在外人看来，曙光公司与中科院计算所“浑然一体”，但实际上二者“各有分工”。在曙光公司成立及其后来的发展史中，这一挂靠中科院计算所的国家级高性能计算研发中心并没有成为曙光的“研发部”，而是布局高性能计算领域前沿，作更基础的研究。

　　“双方表面上看好像是距离远了、不密切了，但实际上这一步非常必要。”李国杰指出，企业不能等着科研院所提供技术，只管卖产品就行了；要发展眼前，就必须有自己的开发能力，“曙光这些年来主要就是在培养这个能力”。

　　目前，曙光公司有员工1500多人，接近800人从事技术研发。李国杰介绍说，曙光自主生产的机器的工艺水平，在产品质量、可靠性方面，完全可以跟IBM、英特尔这些国外大公司相媲美。

　　“因为这不是按科学研究的要求，而是按照企业的要求来做的。”李国杰表示，“我觉得曙光公司这几年发展中一个最大的成功就是，曙光靠自己的力量培养起了自主开发能力。”

　　“有些人觉得好像科研单位没给企业做直接贡献，总希望把科研单位往下压，希望科研单位作企业一两年就能用的东西，实际上那是一条死路。”李国杰指出，科研单位做的是前瞻性的工作，而这些恰恰是企业无暇部署和难以企及的，“计算所依旧是曙光高性能计算产业化所倚重的智库，智能中心现在研究和关注的，可能是5年后曙光要生产的机器。”

　　机制创新

　　“企业要生存发展，只能靠差异化创新，但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在机制方面也有些经验。” 曙光总裁历军指出，曙光的机制创新，就是践行“把中科院的论文写在大地上，而不是放在象牙塔里”。

　　完善的人才输送管道即是最好的体现。当前，博士们毕业去向大多选择出国、学校、研究机构或外企，能“委身”于民营企业的相对较少。而去曙光，却是个例外。李国杰指出，曙光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了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这对科研人员有很强大的吸引力。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历军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来曙光显得顺理成章。

　　历军介绍说，计算所向曙光输送人才，毕业生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计算所与曙光得天独厚的人才交流优势。

　　“计算所的研究人员，如果他的研究方向公司需要，我们会与计算所沟通，计算所就能给他一个机制：愿意去曙光尝试的话，所里留职三年，不适应可以回来继续搞研究。”历军说，科学家“下海”前通常不知道“深浅”，留职三年的机制给了他们“蹚蹚”的余地。

　　人才紧密联系着计算所与曙光，除此之外，还有股权。历军指出，多年来计算所与曙光密切联系，但又各有分工、相互独立，“亲兄弟明算账”，保持着特别有价值的机制。

　　模式创新

　　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历来伴随着唱衰冷思维和炒作热捧两方面的压力，高性能计算也不例外。曙光的解决方案是，开创新的产业模式。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这些新技术的发展类似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不会一下子取得飞速增长，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培育期。”李国杰说，在炒作和质疑声中，阵痛是有的，但曙光凭借扎实的推进，最终首先在成都探索出了高性能计算产业的新模式。

　　“成都不购买设备，只买服务。”历军介绍说，曙光没含糊，自己掏钱借机房、铺设备、建数据中心，只向成都政府收取服务费。如今，成都越来越依赖曙光提供的云计算服务，支付的服务费也逐年增加。

　　“我们认为未来的服务器是要白送的。”历军说，“在关键产业转变的时候，要抓住机会，一旦看准了要敢拼。曙光拼了一把，结果是双赢，挺好。”

　　尽管在朝着软件和服务转型，但曙光并没有头脑发热。“一个完全没有制造能力的服务商也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面，提供交钥匙等一揽子系统。”李国杰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4-01-15 第5版 技术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