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本报记者 夏欣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项目。2005年，浙江省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成为第一个正式授牌的项目保护试点。此后十年间，先后有14个国家的32个项目入选，其中有11个在中国。
对很多人来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这个概念是陌生的，它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时间不过十余年。记者日前随中国科学院相关专题活动，先后前往浙江省青田县和贵州省从江县，采访这两个最早和较早入选GIAHS的中国项目。
传统农业蕴含“天人合一”的魅力
无论是浙江青田还是贵州从江，入选GIAHS的核心保护区都在山区的幽谷里，扑面而来的农耕大观和浓浓乡土气，给人极深的感官印象：青田龙现村的稻菽满坡满谷，捕鱼的竹篓静静晾在家前屋后；从江的加榜梯田气势如虹，层层叠叠的翠绿衬出褐色的吊脚楼，背着孩子的侗族女人在水田里移动……
由远及近，看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稻叶下的水面不时倏忽一闪，那就是田鱼，并且多数是红色的。一个老乡俯身提起半袋子鱼，都是他边捞边存在水田里的。同行的干部介绍，这种稻鱼共生系统在青田有1300余年了。
贵州从江的稻、鱼、鸭复合系统显得更古朴些，是侗乡千年不弃的耕作模式。县农业局局长刘华钧描述：“把稻、鱼、鸭放在一方水田里同养，虫和杂草正好是鱼、鸭的饵料，又能控制病虫害，而鱼、鸭的游动起到增氧和松土的作用，其排泄物则是水稻最好的有机肥。”稻、鱼、鸭在这样的立体生态中各得其所。
“这些古老的农耕系统都是土地资源紧缺的产物，当地人却巧妙利用了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是经典的生态型低碳、循环农业，也是人与环境共荣共存的结果，充分体现人类的生存智慧。”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的一番归纳很有“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意味。
经过千年积淀，这些诞生于古代的活态生产系统，其合理性甚至超过精细的工业化设计，在农业技术上无可替代，加上由此衍生的农耕民俗、文化现象，极好地诠释了中国的农业文明。
“活态系统、动态适应、生物资源、生态景观、民俗文化、传统农耕知识与技术体系”——闵庆文口中的这些关键词，标注出农业文化遗产在生态、文化、旅游和经济方面的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需要在保护中发展
不加保护，古老的农耕系统会在快速的农业现代化中萎缩甚至消失。但保护，不是为了作秀。“既然传统农耕模式还作为社会生产力存在着，就必须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保护得好不好，要看当地的农民是否能从中受益。”闵庆文和他的学生张丹说。
午饭是在青田方山乡山岭上一个农户的老屋里吃的。这里是著名侨乡，50多岁的金岳品就在老屋里出生，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15岁便到欧洲的中餐馆里谋生打拼，在国外发展得顺风顺水，却有一腔无处安放的乡愁。
得知偏僻的家乡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消息后，他于2007年毅然返乡回国，脱下西装，钻进稻田。“稻田养鱼是祖先留下的财富。”他说。稻田养鱼，鱼苗孵化是基础。他把重点放在鱼苗孵化上，虽然也遭遇了失败、赔钱，但通过系统学习和不断实践，他最终成功，也为传统的稻鱼系统增加了技术含量。
随后金岳品组建了田鱼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开发企业，一举拿下了田鱼和稻米两项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我给乡邻们算了这样一笔账：稻鱼共生，田鱼能收120公斤，稻米能收400公斤，价格好，人工又省，一亩地能稳定收入上万元。”明白了传统农业的价值所在，全乡80%的养鱼户都做到了不用化肥农药。古老的农耕系统显示出在健康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优势，为农民增收。
难怪去年在泰国曼谷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的“亚洲模范农民”奖励时，连出席颁奖仪式的诗琳通公主都对他大加赞赏。目前在方山乡5000多亩农田中，有4000多亩是稻鱼共生系统。记者听到不少人说，当地超好吃的原生态米越种越多了。
而在贵州从江，干部通过走出去调研，逐渐醒悟到身边的无价之宝，正是那些平时熟视无睹的东西。他们外出招商，开拓市场，增加产量，形成产业，走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开发的道路。县委书记王之政说：“经过几年努力，全县稻鱼鸭复合系统已在总量上翻了两番，达14万亩，成为当地的民生保障。目前我们正进一步考虑发挥资源优势，将其融入‘大健康产业’发展中。”
让传统农业系统协同进化、推广，向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也许这才是遗产保护的高级境界。这种“现实性”，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有别于其他遗产保护的最大特点。
那些有人文情怀的科技工作者
几乎在第一时间，中国科技工作者就参与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准备和保护工作。经过十年努力，中国的工作走在了世界的前面，甚至成为样板。
发掘传统农业的价值，需要一手的调查研究。十年前，闵庆文是被自己的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带进这个领域的，而闵庆文又带着自己的硕士、博士生频繁来这些偏远地区，做基础调研，其中就有张丹、孙业红两位博士女汉子。
张丹回忆，那时没通高速路，随闵教授从贵阳到从江，怎么也要12个小时的车程，赶上雨季，公路常会被阻断。每一次去都是不小的考验。这支高学历的团队不止一次遭遇车祸，一位专家就曾付出骨折的代价，还有摔破了视网膜的。为了工作方便，他们在农民家里一住就好几个月。有的人水土不服，小咬、臭虫经常侵袭他们……但他们没动摇过，因为这一切与传承农业文明有关。
十年过去，两位女博士已为人妻母，闵庆文也已一头白发。随着农业部于2012年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展此项工作的国家。同时在李文华、闵庆文他们这支精干团队的感召下，一支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在内的多学科专家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一些区域性、国家性的学术团体相继建立。
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闵庆文“特别贡献奖”。可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劳顿奔波，不停向自己追问“怎样保护”的问题。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他认为，对内涵的保护远大于形式。“既要避免‘原汁原味’的‘冷冻式’保存，又要避免‘大拆大建’的‘破坏性’开发。”鉴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进化、推广以及示范方面的特殊功能，“不能将保护与现代农业发展对立起来，也不能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对立起来。”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很容易让遗产地旅游开发成热点。一直在做有关研究的孙业红认为，“不能阻止人们到这些地方旅游，但在这些地方发展旅游又的确是双刃剑。怎样协调好保护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之间的关系？怎样把原真性和文化创意兼顾好？怎样引导旅游者为保护作贡献而不是破坏？还有太多问题需要探讨”。
并且，对于农业文化遗产这个活态的农业生产系统，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
谈到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方向，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应有这些功能：人类生态文明的研究平台，展示传统农业的窗口，高效生态农业的生物与文化“基因库”，生态文化型旅游地及农产品生产基地。
他们将为这一切继续坚守。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5-10-19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