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他少小离家，在血雨腥风中赴上海求学；60年前，他带着党组织的重托，远渡重洋深造；40年前，他组织研发了“两弹一星”所必需的特种润滑材料以及被誉为“五朵金花”的5项炼油新技术；20年前，他成为首位荣获“马太依”国际科学奖的中国科学家；11年前，他联名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院，并当选首批院士；2年前，他耄耋之年再挑重担，受温家宝总理请托，主持“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

他，就是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两院院士侯祥麟，一位以93岁之躯，站在国家资源战略决策的高峰的科学家。

展开他斑斓的人生画卷，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祖国遇到石油发展上的“困惑”时，侯祥麟总能站在党和人民期盼的目光前，毅然擎缨前行……

红色科学家

192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一堂化学课上，博学多才的老师旁征博引，讲起爱因斯坦的质能理论，提到原子核中蕴藏着不可想像的威力。16岁的侯祥麟听得兴奋不已。

3年后，带着科学救国的梦想，侯祥麟考入了燕京大学化学系。开学没几天，安静的学习就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

1938年，侯祥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生执著于党的事业，成为我党最早的“红色科学家”之一。

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封锁，前线军需油料奇缺，汽车、飞机都张大了口呼唤着油。急国家之所急，侯祥麟受党组织委派，在后方开始了“一滴血一滴油”的炼油事业。

他从植物油中炼柴油，用煤低温干馏炼油，把酒精掺入汽油作燃料，恨不得把血液都变成油，输送给祖国。　

1944年，抗战浮现出胜利的曙光。

“学好技术，回来建设新中国！”带着党的领导人周恩来郑重的嘱托，侯祥麟和一批科技人员漂洋过海，赴美国深造。几年后，他在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科研工作之余，侯祥麟时刻惦记着国家的重托，与华罗庚等进步留学生组织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功动员了一大批留学生回国搞建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日后都成了我国各个学科的开拓者或带头人。而侯祥麟自己，也毅然舍弃了外国优厚的条件，于1950年回到祖国。

千钧重担

“踏上祖国的土地，激动的心情难于抑制。青岛的海滨那么美丽……终于可以为祖国大干一场了！”侯祥麟在自传中这样描绘回国之初的感受。

几年之后，千钧的重担果然落在了他的肩头。

1959年，我国和苏联关系恶化，航空煤油进口被卡了脖子，空军机群眼看就要陷入无法起飞的境地。导弹、原子弹研制所急需的油品更是一片空白。国防安全遭受空前威胁。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命令侯祥麟：“再不把航空煤油搞出来，我就把你们石油科学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油，也同样灼烧着侯祥麟的心。

其实，从1956年，我国已开始对航空煤油进行研究，但平地起家，资料匮乏，发动机火焰筒被油烧蚀这一难关始终无法攻破。

1960年除夕，京城华灯齐放，万家团聚。石油研究院的一座平房内，却弥漫着异常紧张的气氛。由侯祥麟坐镇，一场胸有成竹抑或孤注一掷的试验正在进行。一年多来，他组织20多个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在噪音高达100多分贝的环境下，经历了一次次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如今，检验攻关成果的时刻终于到来！

试验现场，一位美丽聪慧的知识女性显得异常激动。她就是侯祥麟的妻子、试验组的负责人之一——李秀珍。多少个日日夜夜，她与丈夫并肩作战，经历了太多太多失败的痛苦，此时此刻，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阵痛与欢乐袭上心头……一瞬间，李秀珍猛地记起被锁在家中的两个孩子，姐妹俩才三四岁，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试验开始了。巨大的轰鸣声伴随着他们怦怦的心跳，伴随着新年的钟声，等待着那成功的一刻！然而，仿佛迎头一棒，击得所有人目瞪口呆：被烧蚀得满是麻点的火焰筒再次无情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大年初一凌晨，侯祥麟夫妻俩拖着沉重的脚步奔回家中，紧紧搂着睡梦中的女儿，庆幸没有出事。这时，侯祥麟的外甥一大早来拜年，侯祥麟说：“你来得正好，替我们看孩子吧！”说着，夫妻俩又返回了试验现场……

终于，在1961年，喝饱了国产航空煤油的祖国战鹰展翅飞上了蓝天。接下来数年间，“两弹一星”所需的多种特殊润滑油品也在侯祥麟的带领下陆续研制成功。当罗布泊上空升起第一朵蘑菇云时，侯祥麟深感年少时的梦想在眼前成真。

“金花”烂漫

上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像两双巨手，扼住了年轻中国发展的进程。大庆油田的发现，给举步维艰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崛起的希望。但是，以我们当时被外国戏称为“小茶壶里的玩意儿”的炼油技术，大庆开采出的大量原油根本得不到有效利用。

迅速开发炼油新工艺，成为国家新的战略需求。

侯祥麟再次勇担重任。1962年，石油部召开“香山会议”，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等五个关键的炼油新技术。侯祥麟回忆，当时，由于大家刚看完电影《五朵金花》，又为影片中5位聪慧美丽的金花姑娘深深打动，便将这5项新技术命名为炼油工业的“五朵金花”。在培育“五朵金花”的日日夜夜里，侯祥麟在研究院、实验室和炼油厂之间奔波，大到科研方向、试验方案的制订，小到试验的每个环节，都亲自过问。

短短数年，“五朵金花”便朵朵绽放，并很快投入了工业生产，使我国的炼油技术迅速接近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四大类油品自给率皆达到100％。从此，结束了中国人依赖“洋油”过日子的历史。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侯祥麟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然而，1971年刚刚重返岗位，他便力排干扰，在逆境中继续推动石油科技的发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2年，侯祥麟退居二线，却开始了另一个“黄金时代”。作为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公司的高级顾问，侯祥麟戏称自己是“既顾又问”。他大力倡导技术创新，倾注大量心血，指导培育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石化技术新的“四朵金花”。

如今，“金花”俨然已成为中国石化技术的一个代名词；而侯祥麟的名字，也和这些灿烂的“金花”一起，记入了中国石化技术发展的辉煌史册。

“我和中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侯祥麟在其自述《我与石油有缘》中满怀深情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刊登：《经济日报》2005年9月7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