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在国外学习、工作了13年的高福回国了。令中科院微生物所（微生物研究所）所有人吃惊的是，这位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刚一回国，马上就担任了微生物所所长。这在中科院传统的研究所里开了先河。

“海归派”加盟中科院

其实，像高福这样的改革开放后出国、而今回国后担任重要工作的年轻科学家，在中科院还有许多：饶子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研究员）现在是生物物理所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谭铁牛（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英国雷丁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高级研究员并获终身教职）现为自动化所所长、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汪寿阳（曾任荷兰Delft理工大学运筹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如今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副院长；张德兴（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博士）现为动物所副所长、主持“973”项目“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成灾机理及调控基础的研究”；王道文（英国John Innes研究中心获博士学位）现为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们在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谭铁牛1998年从英国回到国内，加盟中科院自动化所(自动化研究所)。他主要从事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他瞄准国际学科前沿，紧扣国家建设需要，开辟了一系列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动态场景的计算机视觉监控，基于人们行为和生物特征的人物识别与身份鉴定以及数字多媒体数据的水印处理等。他领导的实验室硕果累累，其中虹膜识别系统更是打破了国外对此项技术的垄断。

“海归派”能回国，能融入到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中进行创新，能担任所里或某项研究的重要职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科院创新文化的成果。

“这里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1998年，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后，中科院党组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创新文化。这个创新文化包括三个方面：核心是精神层面，包括科学价值观、世界观和科学精神等；其次是制度层面，包括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最后是可视层面，包括园区环境、形象标识等。经过6年多的发展，一种新的适合创新的文化正在中科院形成。

中科院办公厅主任蒋协助对文化氛围的转变深有感触。2000年，时任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副台长的蒋协助随团出访澳大利亚。一位在澳的中国留学生对他说：“其实我也想回国工作。国家欢迎我们回去，研究机构也欢迎我们回去，但真到某个单位后，那里同事的歧视和不友好态度令我们害怕，一回去可能就被‘掐死’。”看到一批优秀的人才不能归国效力，蒋协助心里很着急。他详细地向留学生们解释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中科院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唯才是举”的新的文化氛围。

2004年，凭能力竞争上岗、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在中科院已经形成。此时蒋协助已调任院办公厅主任。他经常要接待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取经者，介绍知识创新工程是如何吸引大批海外学子加盟的。每当看到各位取经者羡慕的表情时，他不仅感到自豪，同时更有一种对知识创新工程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理解。当然，他也忘不了向来宾介绍当年他在澳大利亚见到的那个留学生。因为此人在回国考察后，毅然决定到中科院生态中心工作。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如今在中科院及各所，只要你有能力，能做创新的工作，就能得到同事的认可，就会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广大海外学子之所以愿意加盟中科院，正是认可了这一文化。

微生物所所长高福的回国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991年，高福到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之后分别在加拿大 Calgary University、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2001年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谋到职位，做博士生导师。回国前，高福已经有了一个6个人的实验室，有了自己的学生，并且也能申请到课题经费。他在英国做博士后期间，就已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封面文章。他对记者说：“谁都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之所以回国，就是感到整个中科院的文化氛围不错，在这里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更大一些。”

“土博士”也能脱颖而出

一个单位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不管谁来主政，也不管谁做员工，都要融入到这个文化氛围里，推动整个单位的进步。中科院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结合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新机制，适时提出了建设“创新文化”的要求，力争让各研究所不再只是“研究”单位，而成为“创新单位”。

1999年初，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后，新任领导推行的“竞争上岗”政策竟被理解为让“科学家下岗”，并在科技界引发了一场争论。然而，六年过去了，中科院再也没有人对竞争上岗提出异议了，全院上下形成了“能者上，庸者下”的文化氛围。

戏称自己为“土鳖派”的胡伟武，是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从念本科到读硕士、博士都是在国内完成的。2001年3月，胡伟武主动请缨组建 CPU设计队伍。这时的胡伟武年龄33岁，又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仿佛是没有多大优势的。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后的中科院及各个研究所，领导并不只看重年龄和是否有“洋”学历，而是看重是否有研制国产 CPU的能力。领导认为胡伟武有这个能力，又特别肯干，能吃苦，因而就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所领导的攻关小组。

这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科研群体。在很多单位，这个年龄还只能给别人打下手。而在计算所，胡伟武带着这批年轻人，已开始攻关。

领导的信任、祖国的荣誉使这批年轻人一直在拼命。对他们而言，早上7点钟上班、晚上工作到深夜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连续加班三天三夜也只能说是家常便饭。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有一次他们竟连续加班了六天六夜。

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群年轻人终于研制成功我国首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高性能微处理芯片，结束了中国人只能用外国人的 CPU造计算机的历史，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鼓励创新，公平竞争，给能人以机会，这种全新的文化让胡伟武这样的完完全全的“国产土博士”在科研中能够独树一帜，让一群小字辈也有了出头之日。

不论是留洋的还是土生土长的，也不管年老的与年少的，如今中科院的科研人员都在知识创新工程这个平台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同时也营造着中科院人的创新文化。可以说，经过6年多的发展，中科院创新文化的建设已从启动阶段的以可视层面和制度层面为主，逐步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

刊登：《科技日报》2005年3月19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