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科星新闻奖”设立于1990年,旨在表彰新闻工作者在宣传报道中国科学院改革发展与科技创新中的优秀作品,促进提高科技新闻质量,推动科技新闻宣传不断进步。
    “科星奖”评选奖励工作,坚持创新为民的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导。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原则。严格遵循评奖规定,切实体现公正性、广泛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坚持突出精品质量的原则。以引导和激励科技新闻工作者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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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三把尺子“量”创新
媒体:人民日报 日期:2010-09-28 作者:杨健

今年三月,中科院确立并实施三大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跨越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人才战略和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科院一九九八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又一重大战略举措。五年多来,在中科院发生的科研、观念、制度等多层面的变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科技创新  从重“量”走向重“质”,要有“敢为天下先”的世界眼光

一位年轻数学家到杨乐院士所在的中科院系统与数学研究院做客座研究,临走前,小伙子说,“杨先生很好,这些年从来没有逼着我写一篇论文,这是要承受压力的。我得做点什么表达我的敬意。”他一口气发表了3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令同行大为折服。可杨乐听到这事,却惋惜地直摇头:“哎呀,你急什么!沉住气再做几年,写出的论文肯定比现在更好,更具世界级水准。”

杨乐的回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实施知识创新工程5年来,中科院的科研评价标准从重“量”走向重“质”的变化趋势。中科院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设立起国际先进水平的标杆。

“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但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在科技竞争能力方面的排位,落后于进出口贸易名次,也落后于国民经济总产值名次。”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和他的同事们时常有一种紧迫感。他在很多场合都会算算这笔账,激励科技人员“敢为天下先”,从习惯于跟踪与模仿转向立足于自主创新,敢于开展高风险的原始性、突破性创新研究,敢于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

最近5年时间里,中科院进行了建院50年来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科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将科学研究的能量汇聚在国际科技发展最前沿。到目前为止,这一调整已初显成效。水稻基因测序及其后续研究确立了我国在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成年体细胞克隆牛群体的培育成功,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世界一流的体细胞克隆技术,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方面的一系列创新使我国在世界纳米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更多成果则要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间段里才能逐渐显现。

“在今天的科学院,没有奋勇争先的意识、没有甘坐冷板凳精神的人,很难心安理得地呆下去。”中科院化学所所长王梅祥这样说道。

观念创新  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为“扩胸收腹”,树立国家目标与学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在科学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发现、轻发明,重成果、轻转化,重研究、轻管理的文化积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对此并不讳言,“创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转变过去那种发表论文、成果获奖、晋升职称的价值导向,引导大家树立国家目标与学术追求相统一的价值观。”

观念转变的过程是艰难的。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要按照投入产出来衡量其效益和效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具有其文化属性,遵循着与物质生产不同的客观规律,不能像生产队计工分那样来要求科学家。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只有改革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调整政策导向,加强分类管理。

中科院秘书长施尔畏说,在新的战略框架设计中,探索性基础研究主要应该选择有重大科学意义且一旦突破可能带来重要应用价值的方向,强调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原始性创新;而高技术创新与集成和定向性基础研究,一定要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解决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为导向,目标明确,只争朝夕。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反思,计算所原来是自己会什么就接着做什么,很少顾及国家和市场的需求,结果不少项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达不到国际前沿水平又难以为企业接受。“现在我们提倡‘扩胸收腹’,‘扩胸’就是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收腹’就是要舍得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方向。”

近年来,中科院开展了一大批高技术创新项目,如“龙芯”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机器人作业技术和工程应用、载人飞船材料和器件研制等。这些高技术创新项目在信息、材料、能源等领域占据了技术制高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制度创新  让“前无古人”的创新“后有来者”,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

11年前,留美博士韩兴国来到中科院植物所时,六七个人挤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一个月工资200多元,很多博士硕士都在复习英语出国。“说实话,下车之后,脚是落了地,心里却更没底了。”忆起当年,韩兴国至今还感到一丝苦涩。

比起韩兴国,1999年3月回国的江雷博士就幸运多了。进行完20分钟的面谈,当天所领导就拍板要人了。第二天,房子、职称和配套经费就统统解决了。“除了工作,我几乎不用操别的心,这是乘了知识创新工程的东风。”江雷说。在中科院,像江雷一样的研究人员不少。王毅琳研究员1997年出国,去年2月回化学所工作。对比今昔,他说有三大变化:“课题新了,经费支持力度大了,工作压力也大了。”王东研究员说:“压力不在出文章的数量,而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他认识的一位日本有机化学家跟他做同一项研究,就是因为比他稍晚了半拍,现在只好在低一档的期刊上发论文,而且不得不引用王东的文章。

制度是持续创新的保障。中科院在人事聘用、工资分配、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和干部任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科研管理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大气物理所,行政秘书承担起所有后勤事务;在自动化所,电子所务公开透明,将“民主治所”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数学院,国际同行评议制度已经坚持了3年;在神经所,外籍所长在决定研究方向、选聘人才等方面高度自主,对研究组组长实行严格的淘汰制……

“我们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已是植物所所长的韩兴国说,“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件事:让这项历史赋予我们的宏伟事业后继有人,往开来。”

单位:人民日报社

刊登:《人民日报》200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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