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3月23日，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是一个灰色的日子。那天清晨，有“断肢再植之父”之称的著名骨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中伟不幸坠楼身亡，上海警方初步断定其在尝试翻窗时失足。这则消息在许多人中引起不少疑问：一位75岁的老人，为何一人独居？为何会不顾七楼窗外的绝境而翻窗取一把钥匙？到底有多少老人生活在这种未知的危险之中？……怀着对“空巢”家庭的关注，尤其是对老年科技工作者生活现状的关注，记者走访了北京中关村附近的几个小区。

北京中关村，一直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源地。仅仅在记者采访地之一的中关村北小区的13、14、15号楼里，就曾经满载着中华腾飞的源动力——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人在这里完成了毕生最伟大的科学构想，有人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人至今生活在这里……在这些仍然健在的科学泰斗里，许多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的子女多数长年生活在国外。即使有在身边的，也没有能力完全承担起养老的责任，许多守着“空巢”的老人们都是这样地生活着：

老人＋保姆

85岁的李佩教授，在丈夫郭永怀院士1968年离开人世后，一直居住在中关村老楼的这套两居室里。当记者来到她家时，和她一块儿的还有一位老保姆。李佩告诉记者，像她这般年纪的人，需要的已不仅仅是有人帮助打扫卫生，整理家务，她更乐意找到一个合适的能常年住在一起的保姆。“虽然现在我的身体还算健康，没什么大病，但是毕竟一把年纪了，难免会遇上生病的时候，找个能帮忙收拾房间，做一两顿饭，闲来聊聊天儿的保姆，确实挺重要的。”

话虽这么说，可真要找到个中意的保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佩说，以前在她家常住的那个保姆今年春节前因为自己的母亲生病而离开了她家，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幸好她的妹妹举家去了美国探亲，她便把妹妹家的老保姆接了过来，暂时填补一下空缺。

像李佩这样对保姆有依赖的老人很多，而有些老人对保姆的要求则仅仅是打扫卫生，“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彭桓武院士便是如此。自夫人去世后，彭老一直独居，今年春节前他曾把前去拜年的中国科学院领导着实吓了一跳。那天，工作人员陪同院领导来到他家门口，敲了大约半个小时的门，里面都没有动静。工作人员急得满头大汗，不知彭老究竟出了什么状况。半个小时之后，彭老才穿着睡衣把门打开——原来他根本没听见。

彭老让人着急的事已经不是一件两件了。就在他刚刚搬到黄庄小区时，以前住在一起的老朋友们曾经拜托住他楼上的年轻人帮忙照看一下，于是，邻居们便经常能够闻见从楼下传来的糊味儿，循着味儿下楼，不用想也知道是从彭老家传出来的。有一次彭老生病住进了医院，他所在单位的年轻人趁机帮他做了一次大扫除，结果发现他家大大小小的锅几乎都被烧穿了底儿，只能一一换过。

彭老对保姆的要求不高，不需要在家里住，也不需要给他做饭，只要整理家务就行。彭老的夫人生前是一位医生，对一日三餐吃什么吃多少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虽然老伴去世十几年了，但彭老依然保持着这些年的习惯。2002年，彭老因大叶肺炎住进了医院，医生经过一番详细的检查后发现，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彭老就没有不缺的。原来，那时彭老家的老保姆得了心脏病，不能为他做饭了，而新来的小保姆“手艺”不合彭老口味，干脆就自己做饭。经常买点肉，外加一些青菜，全拿白水煮，什么佐料都不加，甚至连盐都不放，这样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吃成了营养不良。

远亲不如近邻

在中关村黄庄小区的812号楼里，曾经住着著名的美籍生物学家肖淑熙。肖淑熙终身未婚，上世纪中期被中国科学院发育所聘请回国后始终独自住在这里。虽然她已在两年前离开了人世，可她和住在她隔壁的著名作家边东子至今仍让朋友们频频提起。

边东子在提到2002年春节的那件事时，似乎还有些遗憾：“我们两家共用一个防盗门，肖淑熙的身体一向很好，但她还是留了一把钥匙在我们家，想着如果哪天忘记带钥匙了，或是煤气忘关了时，不至于解决不了问题。有一天，她突然觉得心脏很难受，便挣扎到电话旁拨通了我家的电话。我一听，赶紧用那把钥匙开了门，发现她已经瘫倒在电话旁，人事不省了。”虽然肖淑熙最终因心脏主动脉血管瘤在七天后离开了人世，但邻居家留着的这把钥匙，还是为她争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肖淑熙的一家，不乏大名鼎鼎之人，比如音乐家肖淑英等。但真正遇上急事时，远亲确实不如近邻。因此，拥有一个融洽的邻里关系，随时得到邻居的关心、帮助，能避免很多意外的发生。

还是在中关村北小区的一幢老楼里，住着一位今年已84岁的老太太。她的家也曾经人丁兴旺，三世同堂，但如今有的离开了人世，有的离开了中国，留下了她一个人守着空空的“巢”。这位老太太在她的床头安着一个警铃，警铃的那一头是住在她对面的邻居。老太太告诉记者，当初安这铃一是怕自己身体不好，二是怕遇上坏人，万一出了事可以直接通知邻居。虽然这铃安了许多年了，但一次也没有用上。她还说，当初这警铃那一头的邻居已经搬走了，所幸的是新搬来的邻居十分体谅老太太的处境，铃也就一直留了下来。

两个人的世界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陈家镛院士和夫人刘蓉——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刚刚从中关村北小区搬到了新盖好的红楼里。老两口虽然一个82岁，一个78岁了，但健康状况很好，陈教授每天上午都坚持去研究所工作半天，为培养接班人鞠躬尽瘁，夫人则在家里帮所里的年轻人看看论文，尽心尽力地传帮带。他们的两个女儿都生活在国外，由于工作原因大概只能每两年回来一次，其它的日子都是老两口相濡以沫。陈老说，“托身体好的福，虽然年纪摆在这儿了，但做做家务还是没有问题。家里还请了一位钟点工，每个礼拜来十几个小时，帮忙收拾一下房间，做几顿饭。钟点工不在的时候，就是老伴做饭，我洗碗。遇上点儿急难险重的活儿，还有所里的年轻人帮忙，挺好的。”虽说现在的日子老两口过得有滋有味，但陈老还是有自己的忧虑：“现在我俩身体都好，万一哪天谁生病了，需要住院的时候就麻烦了。我们不可能因为自己身体上的原因要求子女调换工作，所以这类的问题最终还得落在社区或是单位的肩上。”

和陈家镛夫妇俩一样，郭慕孙院士的三个孩子也都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初，郭老和夫人桂慧君同在美国留学，他们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分别于1951年和1954年出世。1956年夫妇二人回国时，年幼的子女也一同回到了国内。孩子们长大后还是去了美国，就连1964年出世的小女儿也在后来留学美国，最终定居在那里。郭老说，大儿子是1980年去的美国，最后一次回国还是20多年前。不过，今年暑假，老两口过上了一段特别幸福的日子——两个小外孙参加双语夏令营来到北京，女儿也在半个月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给这个平时空空的“巢”平添了许多快乐。老人们说，孩子不在身边的日子已经过得很习惯了，他们每个星期都会通一次电话，拉拉家常，加上有“院士”这个永不退休的职业，日子过得还算满满当当。孩子不在身边，两位老人过得非常“自立”，自己能解决的事绝对自己解决——郭老笑称自己是个修理工，简单的敲打活他都自己干；桂老则是个“特级厨师”，她做的饭菜让郭老一个劲儿地夸赞“好吃好吃”！

谁为他们送上“一碗汤”

采访完全可以继续，因为每一位被采访者都能为记者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谁家对面儿独居的老太太、单位里和他们一样的老两口……可记者还是在采访完郭慕孙院士后合上了采访本——也许是对无奈现实的回避，也许是不想过早地体会到若干年后可能身受的孤独！

走进21世纪，多子多福、子孙满堂的传统观念正渐渐淡出中国人的思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谈到，“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促成了空巢家庭的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工作变动日益频繁，人口流动和迁移加速，促使大家庭结构向小家庭转变。而复旦大学胡守均教授则表示，空巢老人由于特殊的身体条件和精神状况，更需要得到外界的关心。这些关心主要来自于亲属、社区和单位等几大方面，应该形成家庭内部以夫妻关照为主，社会上以社区关照为主的横向关照模式。

日本学者在研究空巢家庭后提出，空巢家庭最理想的生活模式是：“一碗汤”距离，即子女与老人相距不要太远，送过去一碗汤不会凉，以这样的距离为最佳。这样的“一碗汤”对于中关村的老人们来讲几乎是奢侈——子女们都在国外，哪来的汤呢？在这种家庭关爱缺失的时候，社区和单位是否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煲汤和送汤的义务呢？

记者曾经参加过中关村老年活动中心组织的一次科普讲座，那次做报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王梓坤院士，讲台下坐满了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据了解，这样的科普报告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很多年，每个星期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无论是做报告的还是听报告的，大家都相约不见不散。除了这个常设的报告会，他们还有自己的英语班，虽然一个班就十几个人，虽然有些“学生”几十年前就留学海外，但大家从来不会无故旷课。

“社会上把我们这样的家庭称为空巢家庭，但空了巢不能再空了心啊。所以我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学学英语呀，听听科普报告呀，有时候还会请一些演出团体来给大家表演节目。我们这样的老年人没有子女在身边，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大家多聚聚，多聊聊天儿，对心理健康也很有益！”活动组织者李佩教授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这些老人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模式——老年公寓。他们说，如果有那样一个地方，那里有舒适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完备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一定会相携着住进去，在那里安度晚年！

单位：科学时报社

刊登：《科学时报》2004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