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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教育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要命的上科大！或许是因为当初这里的专业设置和“两弹一星”唇齿相依，让人们觉得未来的职业会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危险性；也或许因为他们的课程安排紧跟国际前沿，稍有松懈便会落于人后，让学子们不得不闻鸡起舞头悬梁椎刺股……
很多年后，记者有幸亲身来到这个传说中的“科学家的摇篮”采访时，“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说法早已成为历史，正如一位大三学生所言：每一位来到中国科大的人都是幸运的，但能有机会在这里学习，才是最幸福的！
第一步：自主设计个性化未来
要想深入了解一所学校，学生宿舍是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此次科大之行，记者便深有感触。
本科生四人一间宿舍，仅这一点就能让不少外校的学生羡慕不已，而不同专业的学生能自由结合住到一起，恐怕更是他们不能想象的。科大2002级学生徐九如便是如此，他来自理学院，却和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同一屋檐下。
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徐九如有他自己的故事：刚上初中时，徐九如便疯狂地迷上了物理，2002年高考填报志愿时，科大物理系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第一志愿。然而录取通知书下来后，他发现自己因分数不够，被分到了工程学院的力学系，现实让他很是懊恼了一番。没想到的是，进校后徐九如发现，中国科大倡导个性化学习，每一个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后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个人志向在全校范围内重新选择专业，于是，徐九如顺利地回到了自己早已设定好的轨道上——做了一名物理系的转系生。徐九如说，转系的负担并不大，只需要补一门基础课。听说将来分专业时同样还是让我们自己选，“真是特别高兴！”
转系，只是科大为学生们打开的第一扇方便之门，他们的个性化学习模式还允许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前在学院或学科内选择专业或专业方向，本科生进入三年级后，可以在学科范围内进行专业调整或根据个性化方案设计修课计划……
对此，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这样说：中国科大较早地认识到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学生们在招生时就被确定了专业，一入学便走进了死胡同，只学与专业有关的课。而参加高考时许多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特长、爱好是什么，这样在本专业学了几年，结果却发现所学非所爱，也就很难学好了。中国科大最早从少年班实行入学不分专业，先打基础，再选专业，2003年开始全校各个学院全部实行这一制度。朱校长认为，目前世界一流大学实行的学生选课制是非常理性的做法。学生在某系注册，只有几门必修课，此外的课程全部自己选，自己设计个性化的知识结构，虽然这样会造成知识不连贯不全面，但优点是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培养了创新思维，这一点在做科研时最能体现。中国科大目前的做法是在尽量保持知识系统完整的基础上，牺牲一部分完整性，提倡学生选课，营造一种气氛，唤醒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特长与爱好。
朱校长说，像徐九如那样不同系的学生同处一室是科大的未来发展方向：让不同专业的学生自愿结合住到一起，互相交流，培养好奇心。
第二步：给你触摸科学的机会
陈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2000级学生。
当这个20出头的大四学生坐在记者的面前时，实在难以想象年纪轻轻的他一年前就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影响因子为5.4的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陈辉告诉记者，他是在大二暑期参加大学生研究计划时加入了马文教授的粒子物理研究小组，进行高能领域的理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第一次解决了函数的计算问题。虽然日本、德国都有研究小同时进行此项研究，但他们的小组做到了第一。
陈辉提到的大学生研究计划——对于中国科大的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词了。
朱清时校长介绍说，大学生研究计划包括暑期计划和学期计划两种，每年6月由导师提出后在校网上公布，在校完成4个学期学业的本科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兴趣寻找导师，通过双向选择的原则共同明确计划的详细内容。之后，学生们要利用一个完整的暑期或一学年的业余时间，累积35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来完成这项课题，期间要给出工作进度报告和总结报告，以及结题后的一场全校范围的报告会。据学生介绍，这种报告会是以“残酷”著称的。学生们要在会上介绍研究过程，由老师打分。能够在第一年顺利通过的并不多，能在两年内通过的也不过82％。
程艺副校长却告诉记者，学校对学生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严。中国科大的目标是做全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他们并不是要求学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科学家，甚至并不要求学生们最后为自己的课题拿出质量高精的论文——大学生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对科学的好奇心。因此，虽然每年只有1／3的学生可以申请到该计划，但实际参加的人数往往多出许多——谁也不愿意失去这个锻炼自己的机会，哪怕没“名”没“分(学分)”。
陈辉对此感触颇深，他说自己在大一大二时对研究工作有浪漫的想法，而大学生研究计划给了他一个深入接触导师的机会，他能从导师那里获得第一手信息，也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研究，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为将来的研究打下一些基础。
精密机械仪器系03级硕士研究生钟小强同样是大学生研究计划的受益者，他在2001年参加该计划，进行两足步行机器人的研究，2002年便带领校队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举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2003年提前一年结束本科学业，到今年，已被学校聘为新一届校队的教练了。他说，“在其它大学学习的高中同学到大四了还不知道实验室是什么东西，经常一聊便是关于钱的话题，很幸运的是科大能给学生创造这种科研的环境、创新的环境，让我们躲开金钱的诱惑。”
有的名校出商人，有的名校出文人，科大则盛产科技精英。中国大批中青年院士、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等都出自科大。程艺副校长说，在全国高校一窝蜂扩招的时候，科大一直保持着每年1800多名新生的招生量，以此保证每一位科大的学生都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在滚滚经济大潮中，科大也一直不主张学生休学创业，而是给他们提供创新科研的机会。朱清时校长说，我们每年都会安排1／3的学生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学习一两个月，当然不是为了做论文，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学，学会怎样做科研，悟出怎样才能创新，培养他们对科技的兴趣。
第三步：提供最好的科研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科大各院系的经费中关于设备一项的支出都是相对较少的，是因为没有经费？还是经费另有他用？朱清时校长告诉记者说，过去的5年时间里，学校确实没有把设备经费分到课题组，但也并未挪作他用，而是集中起来建立了公共实验平台。
在平时的采访中，很多大学里的研究人员都告诉记者，技术平台是制约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瓶颈，但高水平的技术平台又是科技创新和高素质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院系资源分割，使用效率不高，系统集成、资源共享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科大和很多学校一样面临着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但他们集中财力建设公共科研教育平台却大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科大目前已建设了理化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和工程科学四大实验平台。侯建国副校长介绍说，一台高分辨电镜，需要80万到100万美元，而物理系、材料系、化学系都需要，如果大家都去买，别说买不起，就算买得起，单独使用的效率也不高，造成资源浪费。现在学校买了两台，集中放在理化科学实验中心，有专人管理，对全校师生开放。还有一个中国科大惠普计算中心，有一台高性能计算机，其计算能力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一。如果按学科买，只能花几十万一百万买小型的，我们集中了800万元资金，买了一台国内顶尖的，计算能力走在了全国高校前面。
记者在参观理化科学的实验平台时，一位学生正在一台X光衍射设备上做图，他告诉记者，学生在做论文时都可以申请使用这里的仪器，学校会提供非常优惠的条件。比如按国家标准，在X光衍射设备上做一张图应该收费20元，学生只需要付7元就行。对于某些学校的学生来说，就算上到研究生毕业也未必能摸上这些设备，中国科大的学生们当然是幸福的。
在科大，让学生们幸福的事儿太多了，比如心理健康预警系统，会让每一位学子微笑着长大；扶贫济困预警系统，不让一个贫困生荒废学业；学生成绩预警系统，在科学的大路上随时拉你一把……除此之外，还有23位两院院士、461位博导、460位教授和这14629名学生共同奔赴科学圣殿……
下
在采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天里，记者常常在午后的校园漫步，体味中国科大独特的宁静与深远。记者常常在想，从地理位置讲，合肥并不是发达地区，没有某种特殊的优势得以在中国版图上凸显，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战略在地域上和她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就连一衣带水的“长三角”也没有带着她同心戮力。在这样的环境里，生于北京、长于合肥的科大为何还能成为“科学家的摇篮”，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科技界输送着强有力的后备军？
那几天，记者一直试图找出问题的答案……
根在哪里？
科大人都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不是安徽的“土特产”，她出生在1958年的北京，文革期间“奉旨”南迁，1970年10月才在合肥落脚——这样看来，中国科大的根应该在北京。
和悠悠百年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比，中国科大充其量只是个小老弟，毕竟去年才刚刚过完45岁生日。然而，仅仅翻开这段历史的前几页，就足以让每一个对科学充满向往的人潮澎湃——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建议，由中国科
学院试办一所大学，该建议得到聂荣臻、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首肯。随后3个月，筹建工作紧张进行。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由郭沫若出任首任校长。中国科大将自己定位于“理工结合，理实交融”，当时设立的13个系41个专业全部围绕“两弹一星”和国家空白、薄弱、新兴领域设置，特别是原子核物理、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等系和专业。当时，中国科学院发挥人才、设备等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办学，“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在中国高教界独树一帜。
“那时候，每年有300多位科研人员到科大授课，华罗庚、钱学森等经常是上午给学生们上第一、二节课，然后去办公室，下午又回到学校和学生们在一起。当时，他们分别是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兼科大数学系主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兼科大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介绍说。
岂止华罗庚、钱学森？我国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物理学博士学位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曾亲自在科大登台执教，给8个系的500多名学生讲授电磁学和电动力学，每周3次，连续6年；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原子核所，将自己突破重重阻力从国外带回的加速器送给学校，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被称作科大数学系“三龙”，陈景润、王元等亲自辅导学生做毕业论文；还有马大猷、贝时璋、吴有训、赵九章、郭永怀……他们给科大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教学授课。
“科研和教育分开，只会浪费资源，不合规律，不利发展。必须将探索新知识的过程和培养人才相结合，学生也要和研究过程结合，从中感受科学的思想、方法，这种紧密结合便是资源互补。”郭传杰说。
成立之初，中国科大便是这样借“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改变了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相互割裂的状况，实现了教学与科研一体化的建设目标，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也可以说，中国科大的根在中国科学院。
根深，所以叶茂
背靠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的创新意识便在中国的大学里首屈一指：他们在建校伊始就摒弃了理工分家的苏联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宽厚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验技能和科学创新意识，五年学制中用三年半讲授基础课程，在教育界最早强调宽口径培养人才；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大又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行对外开放，选派青年教师赴欧美进修、访问，邀请著名科学家来校讲学并担任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和第一个研究生院；调整以理科为主的学科结构为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结构……
背靠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大对科技发展灵敏的嗅觉在中国的大学里同样首屈一指：比如在建校之初就设置了计算数学系，比如目前正在筹备中的系统生物学系……据该校生命科学学院的施蕴渝院士介绍，生物学是国际上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但目前科学家们的研究属于瞎子摸象型，摸到哪儿就是哪儿。事实上，要整合现有的成果信息，进而阐明整个生命过程，并不仅仅是生物学家的事，还需要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等。2003年9月23日，哈佛大学在世界上率先成立了系统生物学系，立志培养该领域的专门人才。施蕴渝说，“我们和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正在共同筹建这个新系，将是国内最早的，将从上海生科院引进骨干人才，还打算聘请诺奖得主当系主任。最快到今年9月，就会有第一批学生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
“和中科院的研究所共建学科专业只是我们实现新时期‘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法和模式。”郭传杰说。
记者在学校采访时，曾经在火灾重点实验室办公楼的宣传栏里看见一纸红头文件，上面打印着新任命的部分系科主任名单。在这张名单里，记者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所长谭铁牛，在这里，他的头衔是自动化系主任。郭传杰说：“聘请兼职系科领导是中国科大保持与国际科研同步的重要方式。我们会聘请一些知名院士和不同领域里比较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来担任学院院长或系主任，其中很多都是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比如谭铁牛。通过这种形式，研究所可以把经过知识创新工程后的新理念带到学校。”郭传杰给记者开出了一张名单，上海的龚惠兴、林其谁，大连的包信和，北京的崔尔杰、郭雷、阴和俊，福建物构所的洪茂椿，这些知名的院士、所长在中国科大都兼有“一官半职”。“中科院物理所前所长杨国桢已经在中国科大理学院兼任院长三四年了，每年他回来四五次，每次来都能把物理学的国际发展前沿以及国内目前所做的工作带过来。他会从理学院的发展上组织大家讨论，做报告，调查学科结构。通过他的联系，有物理所的优秀人才来到中国科大，也有一些有潜力的学生去到物理所，院所之间靠他们保持着学术和人才的良性互动。”郭传杰说。
中科院的大部分研究所地处北京，距离中国科大毕竟有千里之遥，怎么办？面对记者这样的提问，郭传杰笑谈，“在21世纪，距离还是大问题吗？通信还是大问题吗？网络是干什么的？”原来，中国科大一直用网络的方式和国内的科学家们保持联系，数学家吴文俊前段时间刚刚用视频会议系统给科大学子们讲述了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世界级难题。这里的视频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学生们与大师如同在现场，可以当场提问，科学家当场回答。5月21日，中科院最年轻的两位院士卢柯和张亚平同样也要用这种方式在科大做报告，同时连通中科院10多个分院。
中国科大和中科院研究所的紧密结合源自建校的第一天，直到今天，许多科大学生的研究计划都不是在科大校园里完成的，而是在研究所里。有些研究生从读研一开始就在外地的某个研究所里学习，从沈阳、长春到广州、昆明。在记者来到中国科大的前几天，中国科大刚刚和中科院数学所、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许武透露说，最近他们正在和中科院各大分院进行合作准备工作，希望今年能全部签下来。对于他们来说，中科院的研究所和中国科大有着一脉相承的血源关系。“文化应该是更广泛更多元的，我们的下一步是要走出中科院的圈子，和科学院以外的研究机构、大学广泛开放、结合，不仅仅是国内的，更要面向国际。”郭传杰道出中国科大未来的发展思路。
行文至此，记者开始玩味“中国科大”这4个字——她当然是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但又何尝不能理解为与中国科学院同源流、同文化、同使命的大学呢？
单位：科学时报社
刊登：《科学时报》2004年5月13日—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