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科星新闻奖”设立于1990年,旨在表彰新闻工作者在宣传报道中国科学院改革发展与科技创新中的优秀作品,促进提高科技新闻质量,推动科技新闻宣传不断进步。
“科星奖”评选奖励工作,坚持创新为民的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导。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原则。严格遵循评奖规定,切实体现公正性、广泛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坚持突出精品质量的原则。以引导和激励科技新闻工作者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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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中国科学院12家应用型研究机构转制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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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科学时报 日期:2010-10-11 作者:马晓岚 王学健

上:转向市场的凤凰涅槃

为解科技经济“两张皮”之痛,多年来,我国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科研成果转化率不断提高,高科技产业化迅速发展,然而,久居深院的科研人员仍普遍存在“重研究、轻发明,重论文、轻技术,重成果、轻转化”的思想观念,“两张皮”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为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几年前原国家经贸委管理的242个科研机构整体转制为企业曾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与此相对照,中国科学院所属12家应用开发型研究所的转制工作,却一直“低调”。或许在将来,从事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人能发现,20世纪末在中国科学院这12家应用开发型研究所发生的转制,可以形容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可以想见,当初让12家单位的6000多人从国家事业单位职工变成有限公司员工,从吃“皇粮”到走向市场“找饭”,这样的改革确实算得上是一场革命,它无疑让中国科学院这12家转制单位经历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抉择。

2001年6月,四川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贺信中说,“成都计算所完成了凤凰涅槃的艰苦历程,实现了由研究机构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科技型企业的历史性转变,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打破原有体制坚壳

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北京科仪中心、沈阳科仪中心、成都有机所、成都计算所、沈阳计算所、北京软件工程中心、北京建筑设计院、成都科仪中心、南京天文仪器中心、科技物资中心、广州化学所、广州电子所这12家事业单位,大多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过着吃“皇粮”的日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单位大多面临“搞科研如坐针毡,进市场如履薄冰”的困难境地。

1998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党组果断决定,启动相关应用型研究所的转制试点工作,断掉这些研究所的“皇粮”,让他们打破原有的产权体制、运行机制和文化环境的坚壳,通过自身努力,逐步成为市场中的强者。

没有现成模式、经验可循,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带队,到南方有关省市进行深入调研。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广泛、认真地听取各个研究所和群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对技术开发型研究所可能有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发展模式、管理体制等多方面进行反复讨论。

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实践,大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在定位上,技术开发型研究所主要是直接面向市场,为区域经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服务;技术开发型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面向国家经济建设需求的最前沿部分,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2000年4月,中国科学院在宁波召开中国科学院历史上第一次高技术产业化会议,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表示:“产业化是当代科技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归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知识创新工程成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科学院存在的社会价值的根本体现之一,同时,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的决定性因素。”

凤凰涅槃的艰难

从199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国家支持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有些研究所能得到较大增量支持,而属于应用技术型的这12家研究所及中心非但没有这笔资金,反而要从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转制为到市场上找饭吃的企业。

转制消息传来,转制单位从领导层到普通职工到离退休干部大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市场经济大潮竟真的冲击到自己身上!同为中国科学院下属单位,这种心理落差太大了。

转制,首先是给职工思想带来的巨大冲击。分管企业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杨柏龄早就意识到,转制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必然要伴随着难忍的阵痛。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做职工的思想工作。

原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是中科院12家应用型科研机构中最早转制的一家,2000年年底正式登记注册成为北京中科科仪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鹤鸣回忆:“当时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有的老职工拍着桌子责问我”。金鹤鸣把转制比喻为“深刻的精神阵痛”,不仅职工的身份变成“社会人”,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调整,一开始职工都接受不了。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研制中心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沈阳科仪中心,该公司董事长雷震霖也表示,“当时职工的情绪非常对立,大多数职工不愿意转制。”

在一家转制单位,一位下岗的中层干部和公司总经理的父亲住在一起,见到总经理的父亲就说,“是你儿子把我搞下岗了。”

雷震霖说,“这样的威胁经常会有,个别职工甚至威胁到法院起诉、申请劳动仲裁等等,好在我们有一个坚强的班子做工作。”

思想观念的转换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在沈阳科仪公司为转制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有位职工代表明明知道转制后他本人就会下岗,但还是投出赞成票。

坚决不吃大锅饭

研究所和事业单位整体转制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措施,将为这些单位和企业真正进入市场,在竞争中获得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体制基础。然而,深层次改革必然涉及到观念、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利益关系的调整、考核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必然关系到广大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转制和改制后企业的健康发展,因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为此,中国科学院认真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和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准确地把握与改革相关的政策、法规、经济等外部环境,充分考虑职工的思想观念、心态、经济承受能力和长远打算等内部因素,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努力转变观念,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改革。

转制和改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固有文化传统的巨大挑战,具有突破性。中国科学院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转制单位的干部职工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国务院和院党组的决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科学院涉及转制的12个单位共有干部职工6400多名,其中4000多名转制后进入企业,2300名离退休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中: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不改革就没有活力,最终被市场所淘汰;只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改革为动力,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以产权清晰为基础,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变原有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管理关系为以资产为纽带的产权管理关系,尽快转变内部经营管理机制,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建立配套新机制

转制和改制涉及到一系列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必然遇到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中国科学院各相关部门、转制单位领导班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沟通信息,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实事求是地制定改革方案,并大胆探索,努力实践。

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科学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加以解决。他们按照“存量不变”的原则,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给予转制单位必要的支持;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对转制单位原有的不良资产按国家法规予以合理剥离,使转制后的企业“轻装上阵”;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职工切身利益,落实国家对转制单位的有关优惠政策,减少改革成本和代价,保证转制工作顺利实施。

北京科仪公司董事长金鹤鸣认为,转制工作中重要的是稳定人心,“这方面,老同志担心比较多,转制后生活能否得到保证?医疗费用、养老保险怎么解决?”

这些,中国科学院早已想到了:根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要求对改制后的公司中原事业单位编制人员逐步脱离事业编制,按双向选择原则实行企业劳动合同聘用制,参加当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系统;按照国家对转制单位的政策,采取多种方式,保持转制前已离退休的职工生活待遇不变。他们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及时化解矛盾,调整各方的利益关系,妥善安置富余人员,有力地推进了改革进程。

昨日职工变股东

为稳妥做好转制工作,中国科学院提出要紧紧抓住产权制度改革这一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寻求对主要经营者和科技人员的激励措施,实行从近年国有资产增值部分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奖励股等政策。其中规定,各转制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和分阶段实施完善方案;通过鼓励职工出资入股方式,使员工切身利益与公司的发展有机结合,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机制。

北京科仪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为5622.26万元,其中中国科学院占股89.31%,公司职工占股10.69%。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该公司确定了“领导必须入股,骨干希望入股,群众自愿入股”的原则。“群众的眼睛总是在盯着领导,如果我们当领导的自己都不入股,群众必然对转制的企业没信心,我们带头入股对他们就是一种安抚。”该公司董事长金鹤鸣这样解释,“我还必须向员工解释,这种入股方式得到的股权既不能上市流通,也不像银行里的存款随时都可以取走,而且员工即便入了股也不意味着不下岗。”

“我们由‘国有’的事业单位职工变成了参与持股的公司员工,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就是要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原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现沈阳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浒说。

沈阳科仪公司总经理雷震霖表示:“等我悟出了企业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心情就平静了,全力来推进公司转制。可以说,转制给了我们一个再造辉煌的机会,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走向市场的通道。”

产权清晰是龙头

产权清晰是对转制单位的最关键要求。中国科学院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事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推动高技术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方式进行。

他们对每个转制单位都进行了资产清理,进行了资产评估,同时动员骨干和职工买一部分股份,使企业发展与骨干职工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由于这项工作在全国都具有一定超前性,因而采取的是稳步推进的办法。

根据国务院有关政策精神,中国科学院设计了转制单位的股权结构和分阶段实施完善方案,规定中国科学院最低持有股份为65%,职工及本单位经营、管理、科技骨干持股最高为35%。目前,12家转制单位的骨干和职工持股只占总资产的10%,远远不到35%的上限,中国科学院作为代表国家的大股东占到90%。

以产权清晰为切入点,2001年底,中国科学院对12家直接面向市场的应用开发型研究所,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转制,即从原来的全民事业体制,一次性转变为中国科学院和职工共同持股的有限公司企业体制。目前,12家转制单位注册资本为4.03亿元,其中职工出资约5800万元。通过整体转制,明晰产权,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捆绑在一个战车上”,从而产生了一系列良好的改革效应。

据中国科学院产业局局长赵勤介绍,转制企业有三大优点。一是使产权清晰了,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转制单位按照出资人比例,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二是事企分开,解除了中国科学院和研究所对企业所承担的无限责任,而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从原来的计划体制下对企业的行政管理转向以资产为纽带对企业的产权管理。三是建立了风险共担机制,初步形成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法人及社会投资者和企业骨干人员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结构。

据悉,中国科学院事业单位转制工作被国务院体改办、北京市等有关部门评价为“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下:“转”出美丽新世界

2000年7月,中国科学院的12家应用型科研机构,均被纳入国务院部委所属科研机构第二批转制单位计划。

截至2001年12月,中国科学院首批12家应用型科研机构按照《公司法》,均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转制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技术公司。长期致力于国企改革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认为,“中国科学院把应用型研究机构转制成为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从根本上促进了这些机构自身的发展。这些科技型企业走向市场,过去所积累的科技潜力逐渐得到商业化、市场化,市场价值得以体现。总的来看,改制是成功的,过程基本上是平稳的,效果是令人鼓舞的。”

树起改革旗帜

转制后的四川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实现现代企业体制为目标,突出以人为本,充分承认个人的价值所在和资本所有,通过激励和集成个人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来获得整体效益。国有法人股和职工个人股的比例为6∶4,个人股差最大为10倍。在公司注册资本1800万元中,作为中国科学院院方的成都计算所经评估后确认的净资产11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2.6%;公司员工以现金方式出资673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37.4%。公司还充分利用转制政策,将国有股分红的35%奖励骨干填补不足股份;国有股分红的65%中的80%用于补充社保,20%用作发展基金。目前,公司正积极探索基于国有股减持、经营与技术骨干持大股、引入优良资本、争取股票上市的股份公司改革。

实现转制的四川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出,2005年实现销售1个亿,5至10年内进入我国信息业50强。他们将对研究、技术、产品进行全面策划,突出阶段重点,形成有机链环。每年R&D的投入确保为销售额的5%~10%,大力强化和转化自主知识产权,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水平,培育核心竞争力。

2001年6月8日,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完成了工商注册,转制后的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也建立了明晰的产权结构,由原来的全民事业体制转变为中国科学院和职工共同持股的有限公司企业体制,其中中国科学院院方出资3257.3万元,占总股本的85.99%,职工出资530.7万元,占总股本的14.01%,并将在5年内采用期股填权的形式,使股权结构最终达到院占65%、职工股占35%。职工也从“员工”变为“股东”,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主人。2001年及2002年,股东分别获取了12%及14%利润的现金分红。2002年该公司营业收入近8000万元,其中高新产品销售收入6021万元,较2001年增长1288万元,增长率27.2%;实现利润1000万元,同比增长率达49%。

对于中国科学院所属12家单位的转制,有关专家表示,从长远看,应用型的科研机构转制成为现代企业,从市场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科学院转制单位的实践,为我国应用型研究所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杨柏龄认为,中国科学院的“转制”是一种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的原始性创新,在很短的时间内,把12家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一次性转变为完全按市场化运作的现代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固有文化传统的巨大挑战,具有突破性。

杨柏龄同时表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认可在一定游戏规则下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发展,几年来的实践让他深刻意识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可以将人的积极性无穷地激发出来,产生无穷的妙用。

将转制进行到底

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突出主业,培育、凝聚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国科学院的12家转制单位在完成体制改革后,保持清醒认识,不断深化机制创新,以适应市场需要。

沈阳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浒总结了该单位转制的九大“必须的转变”:指导思想由技术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运作方式由项目为主向产品为主转变;组织结构由学科划分向成本利润中心转变;人才队伍由重视科技人才向技术、管理、营销人才并重转变;文化由研究所文化向高技术企业文化转变;考核指标由科技成果向产业化收益转变;管理模式由分散向集中转变;职工位置由模糊的主人向实在的股东转变;经营理念由单一技术研发向技术、资本、资源同时运营转变。正是得益于这些切切实实的转变,该公司2000、2001、2002年营业收入分别为5280万元、6273万元、620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380万元、502万元、600万元。

林浒说,原来搞研究所的时候,考虑的是小学科的发展;而今转制成为企业,领略了市场竞争之激烈,如何打造并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公司上下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经过充分的研讨和市场调研,他们认为在“计算机系统与软件”、“网络通讯”、“数控与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控制”等四个方面,倚重研究所时期的积累,公司可以形成核心竞争力。目前,他们正遵循“产品化、市场化、规模化”的目标在这几个方面下功夫。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该公司“蓝天数控”品牌在俄罗斯市场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产品颇具竞争力,正在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经院审议批准,该公司“开放式和智能化的数控系统平台及产业化”列为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该项目将为促进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改造起到示范作用。

沈阳科仪公司总经理雷震林说,转制的确使濒临绝境的沈阳科仪中心起死回生。他最突出的感觉是领导班子的压力忽然之间变得很大,以产权清晰为切入点的改革的确能够起到“以小钱看大钱”效用,一年不分红,可能小股东们还能表示理解,第二年再不分红麻烦就大了,第三年还没分红,可能你这个老总就得走人了。因此,必须踏踏实实谋求发展。他们公司明确了产品是市场竞争的关键,通过整理项目,普遍加强了拳头产品的培育和新产品的研发,设立了专门的产品开发部,并由公司副总主抓新产品研发,并决定每年用于R&D费用不低于上年销售额的5%。

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瞄准市场需求,依靠自身强大的科技优势,开发研制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高新科技产品,积极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另一方面,积极吸引社会资源,实行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两年来总计增资、投资3166万余元,包括技术、成果、实有资产和现金等,是研究所时期投资总额的3.8倍。他们和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迪康中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可吸收聚乳酸生物医学材料及系列制品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得到原国家计委的批准,促进了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凭借整体转制的春风,一批依靠自主知识产权组建的高科技公司应运而生,成为成都有机化学公司产业化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四川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自身的实践认为,研究所完成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制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实现“转型”和“转化”,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转制”解决的是体制的问题,“转型”解决的是机制问题,而成果“转化”与产业规模化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这是转制和转型的最终目的。

他们不断凝聚、打造企业竞争核心力对“计算机选举系统”进行了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用图像处理技术取代光学标记识别技术,研制成功新型“计算机选举系统”,使新系统在原系统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该系统为党的十六大选举工作提供了准确、高效服务,完全达到中央提出的“准确、迅速和万无一失”的要求,为企业和院赢得荣誉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提供良好开端。

正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杨柏龄所言,不论公益性还是应用性研究所最后都应该由市场来检验,社会、市场始终是产业化最终的评价标准。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通过体制的变革建立激励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竞争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单位:科学时报社

刊登:《科学时报》2003年7月28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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