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科星新闻奖”设立于1990年,旨在表彰新闻工作者在宣传报道中国科学院改革发展与科技创新中的优秀作品,促进提高科技新闻质量,推动科技新闻宣传不断进步。
    “科星奖”评选奖励工作,坚持创新为民的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导。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原则。严格遵循评奖规定,切实体现公正性、广泛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坚持突出精品质量的原则。以引导和激励科技新闻工作者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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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造就科技拔尖人才
【文汇报】科技帅才创新之魂
——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访谈录
媒体:文汇报 日期:2010-10-11 作者:江世亮

两周前,中科院召开了其历史上第三次人才工作会议,此次会议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提出要启动和完善各项人才计划,重点培养将帅人才。中科院此次人才会议的深远意义何在?究竟什么是将帅人才?为培养这种将帅人才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就这些读者感兴趣的话题,本报记者日前专程赴京采访了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

记者:此次中科院人才工作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

白春礼:中国科学院历史上人才工作会议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90年。由于“文革”的耽误,那时40岁左右的青年人才很少,出现了所谓的人才断层。所以那次会议提出要加大年轻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弥补人才断层。那以后推出了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中科院特批了一批研究员、副研究员。现在40~50岁的很大一部分科学家得益于这一计划。1997年召开的院第二次人才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问题,为此提出了一个战略计划,为跨世纪的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证。今年3月刚刚召开的院人才工作会议则重在贯彻落实去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我党和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探讨如何加大力度,培养一批将帅型科学人才。

记者:对将帅人才怎么理解?或者说您认为怎样的科学家称得上是科技帅才?

白春礼:我想这样的人才首先应该在国际科学技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学术成就应得到大家认可,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到5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严济慈、钱学森、钱三强,他们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我国人才的培养,为国家的安全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科学家毫无疑问是将帅人才。此外如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的科学家无疑也是将帅人才,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国家很难在当初就研制出两弹一星。这次我国载人航天的成功又产生出新一代的将帅人才和领军人物。

简单回顾世界科技史可以看到,很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发现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发展的进程,像达尔文、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等,以及DNA双螺旋结构的创立者沃森、克里克,量子力学的奠基者薛定谔等等,这种科学大师的贡献,主要是引导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将帅型科学家最重要的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一支科技队伍的素质代表了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话,那么科技帅才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科技发展的方向。简而言之,他们是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相当影响力,得到公认的专家。

其二,他们应该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能开创某一新领域,而不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如此,他们应该有非常敏锐的眼光和辨识能力,洞悉世界科技发展的走向,了解前沿所在,这样才有可能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提出指导性意见。

其三,他们应具备较宽的知识面,对不同科学领域都有所涉猎,而非只具有某一个很窄领域的知识。这是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同学科的交叉,在不同学科交叉点上出现创新的机率最大。没有较广博的知识,就很难在交叉领域带动相关学科的创新发展。   第四,将帅人才还应该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组织、带领一支队伍一起工作,能够在选准方向后,带领科研人员去攻关、去拼搏。科技的发展仅靠一个人在房间里埋头自己的问题,这在数学、理论物理等个别学科里是可行的,但更多的科研攻关需要许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共同参与,如果没有很好的个人素质,没有很好的团队精神,就很难担当起重任。

最后一点,将帅人才还应有某种人格魅力,有很好的科研学术道德,善于与人合作,有很强的团队意识等等。当然以上所说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很可能有失周全,但我认为上述诸点应该是一个将帅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

记者:我们现在缺乏科技帅才是否与科技投入和人才政策有关?

白春礼:建国以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很快,但中间有文革动乱的干扰,有知识分子得不到尊重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后,中国更加重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在科技投入上应该说这些年增加还是较快的,但这是与纵向比,与我们过去比。如果与横向比,与世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我国2003年R&D投入占GDP的1.2%(长期以来都是占0.5%左右),而且其中一半左右是企业投入的,而发达国家R&D的投入通常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我们国家只占R&D投入的6%左右,而其他发达国家是20%左右,连印度都占10%以上。

科研经费的投入强度有赖于国家经济发展而不断有所提高,可是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我们现在提出原始性创新跨越式发展,最关键的还是人,即使有投入,但如果没有人,即使设备买回来,也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功能,加上国内有些方面体制不够完善,不少引进设备的利用率非常低,这样即使投入很多的钱,也不见得有效果。总之,必须要有创新性很强的人,有将帅人才带领研究方向,带领大家一起去做,这样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要想有将帅人才,我们现在一方面是靠引进,改革开放以来派出去的留学人员中有不少在国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他们不仅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知识,同时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也有很多建树。这些人回来后可以引导某一个方向,能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要考虑到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不可能把将帅人才的希望都寄托在引进上,而应该是引进与自己培养相结合,首先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创造一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氛围。这次人才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记者:此次中科院人才工作会议启动和完善了多项人才培养计划,比如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等,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白春礼:这次科学院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包括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在内的一批人才培养计划,这也是为培养将帅人才而采取的措施。以前我们也经常请诺贝尔奖得主到国内来,但他们往往是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来了以后很快就走。而这次是以研究所为基础,基于他们与国外的交往联系,把某一个领域最优秀的科学家(相当于诺贝尔奖得主)请到中国来,请到科学院来,而且要有2周左右的逗留时间。这2周时间不仅包括讲课(听众包括研究生、大学生和科研人员),而且要到相关的研究所作交流访问,为所里的发展方向提出指导意见,作出一些评估,并建立一种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也要求讲席教授所在的研究单位要能接受我们的优秀人才到其实验室去做半年时间的学术回访,这方面的经费完全由中国科学院出。只有亲身到国外一流实验室去做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包括能学到一些研究思路、方法等。我们现在有些人为了出国而出国,这不是我们鼓励和支持的。我们希望出去的人能在一定时间后回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国外一流实验室的交流合作,以带动我们的科研工作。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关键还是培养人,我想这是一个方向。当然我们这次人才会议还有其他人才培养计划,包括人才关爱计划、“东北之春”计划等。

记者:有报道说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表现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此您怎么看?这对目前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哪些挑战?

白春礼: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原创性成果较少,模仿性工作很多。譬如说有人画了一根曲线,而后有人在上面补了一个点,使之更完善、更完美。添的这一点是原来没有的,这虽然也是一种创新,但并没有改变这条曲线的走势和它的斜率。类似的事情现在国内比较多,而很少有我们自己率先画出一条曲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我们缺少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能敏锐地把握真正的科学前沿问题的将帅人才、顶尖科学家。

能敏锐地发现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的能力确实很重要,因为如果连问题都找不到,何谈创新!有些领域如数学会有一些大家公认的难题,如陈景润等数学家攻关的歌德巴赫猜想等,一攻下来肯定就是世界级成果。但大多数科学领域并没有大家公认的难题,这样就需要你敏锐地把握住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且知道怎么去努力。这有点类似于要攀高峰,首先要知道高峰在哪里,是喜马拉雅山还是香山?如果连什么是高峰,高峰在什么方位都不知道,那就不可能攀上高峰。其次攀上高峰有很多路,南路、北路等,路怎么选?选不好就爬不上。这不是走捷径,因为只有选择得当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与一个人的观察力和驾驭学科问题的能力密不可分。

了解学科前沿走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科研积累也很重要。比如说SARS来了,我们至今对SARS病毒的致病机理及其防治问题尚未全然明晰。这里有很多原因,包括管理部门之间沟通不够,想做的科学家拿不到样品等等,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积累也不够。德国有4位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而我国一个也没有。是不是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但是我们的课题基本上是项目导向,什么有钱就干什么,课题组要想生存下去,大都去申请有明确目标、应用性强的项目,因为这样经费有保证,大家都去做这种事。这样长此以往,自己的积累就没有了。这样SARS一来,对究竟是不是冠状病毒都不清楚,后来即使知道了是冠状病毒,也因为对它了解少,没有积累,而难有所作为。所以要想在科研上有所创新,基础和平时的科研积累非常重要。

第三,要营造一种鼓励创新的环境、机制。我们的科研管理者一般都不愿意项目失败,他给你钱了,如果课题失败了,那不是证明我当初没看准吗?课题组的人也不愿意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了下次申请经费就困难了。这种氛围本身就不利于创新。因为所谓创新的东西有很多是不知道的,如果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没有允许失败、宽容失败这样一种共识,那真的是很难出现创新科研成果的。

第四,科学家本身也要耐得住寂寞,自己不浮躁。真正搞原始创新,如果仅仅把科研当作一种职业,那可能还不够。虽然以科学为业,有志于当一个科学家也很好,但做科研的动力如果仅仅来自一种职业感的驱动,那还远远不够!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许多中外科学家的传记,如像居里夫人、陈景润等,他们那种对科学的投入完全是着迷!受一种抑制不住的兴趣的驱动,而且为此孜孜不倦数年,甚至数十年,把科学研究视为最大的人生追求。当然这是很高的境界,但也是成就科学帅才的内在因素。

当然在谈原始创新时,也不要忽视技术集成也是创新。以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可能把目标都定在做基础研究上,还是要强调科技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很多工程项目不要求很多的创新,而是技术集成。当然基础研究毫无疑问是技术发展的源泉和后备,是创新人才的载体和支撑。

单位:文汇报社

刊登:《文汇报》2004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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