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正在被称为我国最高科学殿堂的中国科学院进行，它所显现的深刻变革令人深思，给人启迪，让我们关注并祝愿——提起中国科学院，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批由国家供养的研究“歌德巴赫猜想＂的大科学家们的乐园。而事实上，传统的机构设置和科研机制已难以胜任，旧的科研体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怎样使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真正产业化、规模化，破解“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进行了大胆而积极的探索，1998年正式启动了技术开发型研究所的改革试点工作，确定了四家院所为试点单位。1999年，拉开了6个技术开放型研究所和4个科研中心整体转制的序幕。2000年，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等13个单位转制为公司制企业。随后的几年，以产权清晰为切入点的改革进一步深化……

跑遍了各转制单位的中科院副院长杨柏龄说：“我们的转制工作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而它的价值不亚于知识创新工程中那些原始性创新成果，甚至更深远更广泛！”

搞科研如坐针毡，进市场如履薄冰

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用“搞科研如坐针毡，进市场如履薄冰”来形容他们转制前的尴尬。中科院相当一部分技术开发型的研究所都有类似的感受。

科技和经济原本是一对好搭档，可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研变得越来越抽象，有资料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仅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如今盛行于大街小巷的IC卡，让沈阳计算所的同志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早些年前他们就已开发出了IC卡的雏形，但囿于只要能证明“我有本事把它搞出来”就行了的观念的影响，即使有投资者主动上门要求合作，也被他们搁浅了。沈阳计算所所长林浒说：“过去我们的项目结果无非是论文＋样机，然后开个鉴定会，得一个全省、全国先进的评价，就此收场，科研成果成了摆设。”

“重研究、轻发明，重论文、轻技术，重成果、轻转化”已经成为中科院一些技术开发型研究所的通病，而如果皇粮一直吃下去的话，通病变成沉疴，最后必入膏肓。“不论公益性还是应用性研究所，社会、市场始终是最权威的评价标准。”中科院副院长杨柏龄认为，“所以一定要改革！这是一桩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而那块石头正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被多少中国企业人烂熟于胸的16个字。

改制是翻牌了事，还是要一步到位

1999年，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管理体制改革，有关的文件提出，“科研机构可以自主选择改革方式，包括转变成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转为中介机构等。科研机构转制后，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法人注册登记。”2000年，国务院发文，改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134个部委所属研究机构，其中中科院有13个研究所列入改革范围中。

较早改革的242个科研机构和随后扩大了改革范围的134个科研院所大多选择了到工商去办理个手续，按《企业法》，由事业单位翻牌为企业，享受国家一系列优惠条件的路子。而中科院却另辟蹊径，选择以“公司法”所阐明的“产权清晰”为切入点，改革体制，一步到位转制成公司制企业的新路。

中科院出改制方案是——“企业改制的重点是建立起院、所法人与公司内自然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权关系，在资产、人员等方面实现事企分开”。

杨柏龄副院长说：“产权清晰是精髓，是最关键的一点，只有产权清晰，才能引发权责明确，权责明确了，才能规范操作，管理自然就科学了。”

后来证明这个蹊径辟得并不轻巧。在运作中，一些同志不解地问，“中科院的研究所难道都卖了？”甚至有的上纲上线到“搞私有化”。但中科院的领导心如明镜，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局局长赵勤说：“国有出资人不到位是目前‘国字头’企事业单位之所以死气沉沉的症结所在，现在的改革不能将其定义为私有化，还是公有化。而是要让自然人参与进来，特别是企业科研骨干和经营骨干手持一部分股份，他们才能有责任心和效率。”北京科仪董事长金鹤鸣补充道：“过去大家说，挣的钱都是我们的，可这个‘我们’是谁？大家并不清楚。改制

后就不同了，大家知道这个企业中有自己的一份，知道是谁的了，自然就有了干劲。”

方案虽缜密，改起来却并非易事

改制的风吹到基层，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首先考虑的是这一改革的得与失。得，即是改革所赋予的广阔市场和企业活力，可这对于广大职工来说，则显得有点虚无缥缈；失，却是硬邦邦的，中科院响亮的牌子、国立研究所的声誉、无忧无愁的事业编制……“确切地说，这种改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物质上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痛苦！”金鹤鸣说。

杨柏龄、赵勤等每每到基层去做思想工作，都要受到群众的“围攻”。杨柏龄对此感慨万千：“阻力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

在中科院13个改制单位中，在职职工有3331人，离退休人员2470人，离退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42.8％。而改制中，这一部分人的待遇也是最敏感、解决起来最困难的。如何让他们心里有底？杨柏龄说：“这时就要求我们有点战略的眼光，钱袋子虽然紧了，但也不能算减扣离退休人员待遇的小账，这对他们不公平。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尽最大的努力安抚好这部分群众，这也是在给在职的人增加信心。”

改制的工作做好了，股份怎么分配，又是一件麻烦事。回忆起当初的情景，林浒说：“就单单给大家讲明白‘股’这个概念，就很费劲儿。‘我们入股和股市集资有啥区别？”买了股份是不是就不让我下岗了？“要是公司不挣钱，我入股的钱能不能还给我？’等等。我们要把道理、风险一一讲清楚，并申明原则——入股全凭自愿，不动员大家入股，也不动员大家不入股。”

北京科仪在做这项工作时很具有代表性——“领导必须入股、骨干动员入股、群众自愿入股”。这样，群众就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选择，并没有感受到摊派的味道。

让产权发挥“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力

就这样“折腾”了四五年，工作做通了，职工变股东了，公司开始运营了，科研院所被放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种种变化也悄然而至……

职工开始参与公司的决策，要求保护股东权益、确保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积极性很高。金鹤鸣说：“公司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重大问题都在股东会上解决，提前15到30天就要通知大家，很规范。如果说不适应，就是决策过程比以前困难了，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种机制是利大于弊。”沈阳中科仪的雷总说：“我作为董事长，要对大股东负责，更要对小股东负责。过去只要不贪不占，兢兢业业就可以了，可现在更要看业绩，既要顾及公司的长远发展，还要兼顾广大职工的现实利益。”

走入市场，才发现它的广阔。

“过去我们的技术都是高档的，市场很小，现在要在市场上真刀真枪的比拼。我们转过弯来了，只要有市场也要为乡镇企业服务，生产一些专门为农民、农村服务的低档的实用技术，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金鹤鸣感慨地说，“过去800人干的活现在60个人就干完了。”林浒也感言：“通过亲历改制，我对市场有了更深刻、更直接的认识。我们现在提出不是市场需要的技术，我们不用。为了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要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

改制后的四川中科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研制成功了新型“计算机选举系统”，为十六大选举工作提供了准确、高效的服务；改制后的沈阳计算技术公司2001年向俄罗斯等出口高档数控系统400余台，2002年订单又增长了25％以上，他们着力培养的“蓝天”品牌，敢向德国西门子叫板；改制后的中科唯实有限公司进行的土地置换，不仅偿还了公司的旧债，而且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成都有机化学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企业共同投资在哈南部阿拉木图市成立了中哈合资的企业。

试点的成功给中科院决策者巨大的信心，将改制进行到底，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中科院改制试点单位效益表(万元)

项　  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二年增长

营业收入　　 43749　 　　55111 　　57475.3　　  31％

净利润　　　  1251　 　　 4318 　　 5366.6　　 329％

所有者权益　 36167　 　　58875 　　58316.4　　  61％

单位：经济日报社

刊登：《经济日报》2003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