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制约因素，在于能否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有深邃的科学思想、有国际一流的学术能力，能够组织、规划、完成重大创新的世界级科学家。

专家呼吁，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应从战略上来关注科技人才问题。

泱泱13亿人口的大国，迄今却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问鼎“诺贝尔奖”——这已经成为国人心中多少有些无奈的“情结”。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中国严重缺乏世界级科学家，而这种短缺状态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研究凝聚态物理的青年科学家王恩哥不无幽默地说，人们期待中国科学家早日拿到诺贝尔奖，原本无可厚非，但往往演变成社会性的浮躁，好像要吃“红烧肉”了，才想到去“养猪”。熟悉国内科技人才状况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方新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这种竞争加剧了国内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短缺状况。

缺乏科技人才成长的“沃土”

广义的“科技人才”泛指所有完成中等以上教育、从事与科学技术相关职业的人员，即科学技术活动人员。狭义的概念则指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职业活动、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职务)的人员，即国家统计制度中规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2002年，我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达到322.2万人，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为81万人，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相对数量明显偏低，年轻拔尖人才严重缺乏。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字，我国每百万人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相当于日本的9.3％、美国的11.2％、法国的17.1％、德国的16％、俄罗斯的13.5％、英国的17.1％。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这样发问：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人才队伍规模仅次于美俄，却出不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为什么许多在国内默默无闻的博士生、研究生到了国外就能做出杰出成就？为什么海外华人科学家能够迅速崛起？为什么我们至今仍无法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来工作？

王德禄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乏科学传统，缺乏自由研究所需的“沃土”。西方科学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科学家个人兴趣所引发自由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些“科学共同体”，自由探索和学术交流的氛围非常浓厚。科学共同体凭借其内在的“成果—承认”机制，激励科技人才深入研究，创造出优秀的成果，并将之公布于众。同行在评价其成果真理性的基础上，自愿接受那些发现自然深刻奥秘、深刻影响人类思想与人类生活的优秀成果的创造者为共同体内的权威。其标志就是“诺贝尔奖”等科技桂冠。而拔尖人才的权威一旦确立，他就成为一个时代科技发展的领袖，以其思想与创造影响一个时代的进程，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拔尖人才是领袖，但需要科技人才队伍中各类人员的工作协助；人才队伍是科技工作的基础，在拔尖人才的带领下，可以高效、迅速地取得优秀科学成果。

我国科技队伍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旧是巨大的。近年来，我国科技论文的产出呈上升趋势，2000年发表国际论文(指被《SCI》、《EI》、《ISTP》收录的论文)共5万篇，排世界第8位，2002年上升至第5位，但各学科每篇文章被引证次数较低，被引证次数最高的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排在世界第47位，最低的学科排在第83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形成了由政府“养着”的科学建制，自由选择和竞争等科学研究的最基本规律都受到很大限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初步建成了包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和各类中介机构在内的创新队伍，但人才分布不合理、流动不畅、创新潜力未能发挥等致命问题始终困扰着科技发展：

从区域分布看，2001年，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为3.31:1.47:1东中西部科技人才分布绝对数量差距较大，但相对人口数量而言，相对数量差距在缩小；西部科技人才集中于军工行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所脱节。

从职业结构看，科技人才集中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科技辅助人员和高级技工短缺，科技管理队伍长期被忽视，职业化水平较低。

从年龄结构看，我国科技人才队伍带头人年龄偏大，绝大多数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年龄超过了60岁，56％的博士生导师年龄超过55岁。

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进入到“大科学时代”。西方国家开始推行“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不断调整科技布局和人才结构。但我国现行科技资源配置模式还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未发挥出来。方新分析，我国科技人才的学科分布呈现传统学科相对齐全、新兴学科发展不够的特点。按投入R＆D人员统计，2000年最多的前15个重要学科领域中的R＆D人员和R＆D科学家与工程师分别占全部58个学科的72.9％和71.9％。

缺乏“世界级科学家”

中科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尚智从表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不仅标识着某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同时也标识了其未来发展可能达到的高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腾飞，首先必须拥有一批平均年龄不超过50岁的杰出科学家队伍。意大利在上升为科学中心之

前，杰出科学家的平均年龄在30～45岁之间；英国在成为科学中心之前，相应平均年龄为38～45岁；法国在赶超阶段杰出科学家平均年龄在43～50岁之间，德国则为40～45岁；在全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美国科学家平均年龄同样没有超过50岁。

世界上有学者把各国的科学水平划分“科学核心国”、“科学强国”、“科学大国”、“科学边缘国家”和“科学不发达国家”五个层次，中国目前仍处于“科学边缘国家”行列。方新认为，我国最缺乏的是世界级科学家。一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性权威科学奖中一直没有实现零的突破；二是根据国际科学论文检索，在各学科世界前20篇最重要论文中，目前还未出现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前100篇中仅有3篇，前1000篇中仅有14篇；三是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有206人，仅占总数(9073人)的2.26％，其中一级科学组织担任主席仅1名，占0.4％，二级组织主席仅24人，占1.1％。在国际科学理事会72年的历史(共经历了27届选举)中，中国科学家从未担任过主席、秘书长、司库等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的职务，现有执行理事中，也没有我国科学家。在5个常设委员会和2个特别工作组中，我国只有3名科学家参与，总体地位处于世界第17位，甚至落后于墨西哥、印度、南非、津巴布韦、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

构建科技人才培养“生态系统”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把科技人才视为战略资源，视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视为赢得全球竞争的关键。方新介绍说，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与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各国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卢柯认为，应从战略上认识科技人才对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制定相关战略规划。要花极大代价，努力形成利于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土壤，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长出硕果。王恩哥认为，科技上的国际竞争犹如马拉松，中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要补的功课很多。方新提出建立、完善适宜科技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生态系统”概念：

首先要加强制度创新，改革科技人事管理制度、现行分配制度、科技预算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国家科技计划要把人才的培养、使用作为评价计划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加强对具有原始性创新思想的项目支持；要探索开展以人才为对象的资助方式，选择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给予较长时期稳定的支持，鼓励其攀登科学高峰；增加科学家课题经费的获取渠道，加大科学家课题选择的自由度，鼓励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工作。

其次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使科技人才能够在实践中脱颖而出，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通过经费资源和人才市场价格杠杆，实现人才需求和实际配置人才的规模与结构的动态平衡。重大科技项目应优先选择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作为首席专家，以资深科学家作为顾问，为科技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发展机遇，形成一边出成果、一边出人才的良性格局。

王德禄提出，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越来越为科技人才所重视，而我国目前科技界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欠缺自由、平等的学术批评和交流氛围。因此，应当鼓励百家争鸣，尊重学术自由，建立严肃学术批评与宽松和谐相结合的学术环境。

拔尖人才的全球战略意识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认为，“科技拔尖人才”是重大科技项目的承担者和组织者，他们在世界科技前沿取得了重要成就，解决了国家重大科技问题，并培育出一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队伍。中科院建院初期，以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领军人物，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培育了支撑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科技拔尖人才队伍。

方新理解的“科技拔尖人才”，范围更广，她首先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国家层面的科技拔尖人才，也有地方的、行业的、领域的科技拔尖人才。如果仅仅强调大师级的科学家，我国目前拥有的数量实在太少。而用上述相对概念，则可以指在地区、行业、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技拔尖人才，他们可能没有国际影响，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解决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重大科技难题。

2003年11月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最新报告统计，在美国取得科技成就的博士科学家和工程师中，38％不是来自本土。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廖小罕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要借鉴科学强国科技拔尖人才培养的全球视野。

我国的科技发展长期以来习惯于在国内进行资源配置，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更是如此。面对国际间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廖小罕建议，我国科技发展必须迅速确立相应的全球战略，建立来去自由的“绿色通道”，加大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服务的工作力度。以重要岗位公开招聘国际一流人才，以科技项目和人才计划吸引优秀人才，以启动经费吸引有潜力年轻人才。

尚智从提出，要建立国家“海外咨询专家”制度，邀请留学人员中的尖子人才参与我国重大项目、工程、课题的立项和评估工作，以及科技政策制定的咨询工作。改革对外籍科技人员的管理办法，对外籍在华专家给予国民待遇。加快研究制定技术移民法，鼓励海外优秀科技人才来中国创业或就业。

单位：瞭望周刊社

刊登：《瞭望周刊》2004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