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非公有制企业要进入更多投资行业和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享受与其他企业同等待遇，同时，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编者

最近在中科院一个会议上，杨柏龄副院长所作的报告Powerpoint的图表上，有一些切成一块一块、分量不等的各式“蛋糕”。应该说，中科院的这块蛋糕不小。但中科院觉得这块蛋糕还不够大，自己做出的蛋糕在国家战略需求的总盘子里还不够大。

谁愿意和中科院一起分享这块大蛋糕，一起把国家的这块蛋糕做大？

中科院副院长杨柏龄指着各种不同类型和份量的蛋糕——

这块蛋糕是国家的：我国500强企业与世界比较存在巨大的差距，其中，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是世界500强企业的6.46%；企业平均营业收入是世界500强企业的5.26%，企业的创新能力比较低，国际化程度低。

这块蛋糕是中科院的：院所两级投资的高技术企业495个，包括18个研究所和事业单位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除联想集团营业额353亿元，院所两级投资公司营业额各为69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超亿元的公司已增加到33个。

这块蛋糕是全国高等院校的：5000个企业中约有3000个高新技术企业，2002年的营业总额为是600亿元。

中科院在全国这块蛋糕中的份量：2002年全国高新区(火炬中心)营业收入15326亿元，全国GDP达到10万亿元；而中科院技术成果转化形成的自身经济效益和技术转移到地方形成的社会经济效益合计650亿元，分别占其中的4%和0.6%。

中科院院所两级投资企业2002年的营业收入共491亿元，相当于教育部所属高技术企业全年营业总额600亿元的近80%。

还有一块蛋糕是全国的民营企业。

“去年我们企业利税共为50亿元，其中税收16亿元相当于国家给我们的固定事业费，包括知识创新工程的钱。我们通过税收又还到总理的口袋里去了，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杨柏龄说。

向萧山民营企业送秋波

看起来，杨柏龄副院长目前更愿意的是和民营企业一起分享这块蛋糕。9月20日，中科院推进投资企业股权社会化的研讨会之所以选择在浙江省开，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区开，也是看好了这里迅猛发展的民营企业。

浙江省杭州市和萧山区的民营企业愿意和中国科学院一起分享这块蛋糕，或者说愿意和中国科学院一起，把国家需求的这块蛋糕做得更大。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他们共同举行的科技项目推介会上，有多家已经一见钟情的企业集体签订了婚约，等着有朝一日互拜天地后进入花烛洞房。

萧山区颇为著名的民营企业——恒逸集团公司显然也愿意和中科院一起，共同把国家的这块蛋糕做大，然后分而食之。

“我曾与我们合作的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说，‘荣誉归您，实惠归我’。如果中科院与我们公司合作，大家都应该有较多的‘实惠’。“9月21日，中科院20多位研究所领导和18个转制单位的老总在杨柏龄副院长带领下到恒逸公司考察，该公司董事长邱建林如是说。

“我不敢妄称自己是企业家，我充其量只是企业的一位业主。我本人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企业依靠科技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能够取得中科院的一些帮助。”邱建林说得激动了，对着在场的中科院同志在空中挥舞起他的双手，“我需要你们!这是我的名片，现在就发给你们，希望你们与我联系!”

“浙江能够健康发展的民营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任人唯贤就是其中的企业文化之一。”邱建林补充说到，“在我们企业里，拿最高年薪的不是我这个董事长，而是搞科技的骨干人员，他们的房子和车子都是公司免费提供，不像我房子和车子都是自己掏钱买的。”

邱建林看起来乐意于对中科院的投怀送抱，补充的这番话显然有极强的鼓动性，“我们企业与院校科技人员合作，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但作为企业，怎么可能奢望合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我认为，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还没有完全从封闭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有些观念还比较陈旧，故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洗脑’。”

为何要和社会分享蛋糕？

“我们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企业增加到了33个，虽然这已经很不容易，但为什么我们中科院不能够出更多的联想集团呢？”杨柏龄副院长不无痛切地说。

记者多次采访中注意到，中科院在对院所两级投资公司进行剖析时，总是将其麾下的联想集团另行考虑。联想集团是中科院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一面旗帜，毫无疑问，也是中科院的一个骄傲。

这似乎是中科院高层的一个隐痛：毕竟中科院多年来只孕育出一个联想集团。如果说联想集团今天的辉煌，只是当年中科院的“无意插柳柳成荫”，今天中科院对麾下的众多企业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更令人深思的是，去除联想集团，中科院几百个公司体量都很小，大部分年销售额只是几千万元的数量级。

以中科院参观取经的萧山的一些民营企业为例，他们引进技术也引进设备，开发出的量大面广的产品适应了市场需求，而中科院有些公司无论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还是市场竞争的能力，都与之相形见绌，“虽然我们有较强的科研队伍和研发能力，但在金融、市场、管理，还有人员组织等相关环节不匹配，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发展局局长赵勤说。

“我们在高技术企业中的绝对控股，并不利于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因为我们代表国家股，国家股的‘一股独大’，往往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效率低下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在过去几年研究所转制和企业改制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之上，接着推进控股和持股企业的股份社会化、多元化。”杨柏龄副院长对记者说：“职业经理人把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搞清楚，这符合当前中央的精神。结合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我们多次考察浙江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实践证明这是条比较可行的道路，当然，我们还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地探索。”

“老头树”将要梅开二度？

十几年前，中科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多地自己参与投资和创办公司。在那之前，他们也曾创办过技术中介机构，想把高新技术直接转移到社会上去，但上世纪80年代初在这条道路基本走不通，因为不仅当时社会上没有能力接受技术，连“技术中介”这一词汇人们也甚感陌生，心目中它几乎和旧社会“掮客”的职业无异，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因为法律和政策的滞后，科研人员由此被当做“投机倒把”的冤假错案也屡见不鲜。

“我们只好回过头来，自己投一些智力，投一些人才，投一些资本，开始在中关村创办公司，走了近十八九年的历史。”赵勤局长说。

今天，无论是各级政府、也无论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都已经有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也有了足够的能力和基础接受高新技术的转移和辐射，“情况已经变化了，中科院不一定要自己办企业，或者在创办的企业中绝对控股，我们更多的往社会上输送技术，而且为社会所青睐，技术也能够输送得出去。”

赵勤说：“我们开始大力推进股权社会化，这将是致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我想用这个字眼来表述。”

根据近几年中科院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化学研究所积极进行纳米技术的转移和传递，迅速在相关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该所从事纳米研究的科学家江雷的一番话颇有见地，“兵家说‘因粮与敌’，我们这里讲的‘敌’，不是‘敌对’，而是要充分‘借力’，像诸葛亮那样懂得‘草船借箭’，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就要整合并优化社会各方的资源，争取资源的最佳配置。哪怕是竞争对手，也可以谈判与合作。”

江雷说：我合作的目标就是要让合作的对方“赢”，哪怕对方“赢”了90%，我们只“赢”10%；但如果我们合作10个项目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100%。我们纳米界面材料实验室的基础应用研究，很多都与化学研究所其他课题组，以及吉林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交叉学科的合作，取得了“双赢”，与一些公司的产业化合作也是这样。

将高新技术产业做大并且做强，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她作为科研国家队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有这么多的公司，几乎大部分公司都已经创办了十年左右，但其年销售额还停留在几千万的水平上，都已经长成了一棵棵的‘老头树’。公司的成长壮大的像人的发育成长似的，十八九岁长多大个子可以看出来，不是四十、五十岁了还能往上长个子。”赵勤局长说：“我们应该痛下决心，寻找社会优秀资源的优化组合途径，把公司股权的主要部分稀释，依据股权将公司的主要操作权力移交给社会，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决策，不是根据一个概念或者理念而制定出来的。”

中科院必须考虑股权社会化的问题。是企业停留在“老头树”的状态好，还是嫁接新枝，让“老头树”枯木逢春、梅开二度好？个中道理不言而喻。

我们一起把蛋糕做大吧!

到底什么是公司社会化？社会化本身不是目标，社会化是一个过程，一个必要的过程，中科院麾下投资控股的多数公司，恐怕在未来的经济改革大潮中，都势必要走完这个过程，都要补上“木桶”短缺的板块。

但是个别的公司，或者个别公司的高导管理经营者，也要一刀切地“社会化”吗?比如说联想集团和柳传志。联想集团的社会化已经不言而喻，柳传志在档案里是中科院的人，但他本身已经“社会化”，已经把社会其它行业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就全国范围内的IT行业讲，想找出超过联想集团班子，找出像柳传志那样有经营能力的管理者，恐怕也比较难。”赵勤局长说：“我们大多数公司要尽快进入社会化，由产权清晰作为基石，形成各种优势资源的优化组合。”

“为什么仅是优势资源不行，还得优化组合？比如我有技术上的强项，我与另一个有技术强项的公司合作，结果我们长的腿虽然更长了，但我们短的腿却没有补上。”赵勤说。

“我们有技术，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还要与社会优势资源结合，才能形成切实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如果有了一项科研成果，仅是自己单枪匹马地从头搞到尾，想形成真正的产业是很难的，这样不成功的例子非常多。相反，如果我们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就有可能使得我们的产业做得更好。”

杨柏龄举了中科院理化研究所的一个典型例子，“早几年他们出了维生素D3的研究成果，觉得非常有产业化的苗头，打个报告向院要500万元，我说500万元就能解决它产业化的问题吗？根本没有可能!原国务委员宋健同志讲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产业化这三者的投入比例，大致是1∶10∶100，如果中科院为它的基础研究已经投入了10万元，这就意味着为它的产业化至少必须再投入1000万元，我们哪来那么多的钱？把裤子卖了也不可能卖出1000万元来，必须走与社会资源相结合的道路才行。结果他们和浙江的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做搞产业化，现在企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虽然在关键技术环节上具有优势，但是产业化还是要吸收社会资源参与才有可能。”

据介绍，浙江花园集团从中试开始进行科技风险投资，1999年9月维生素D3中试成功；2000年5月，在路甬祥院长的支持下，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成果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花园集团；2001年8月，我国第一条年产6吨的维生素D3生产线诞生，并工业化生产，从而改变了我国维生素D3依赖进口的局面。到今年8月底，花园集团已累计投入风险资金9700万元，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先进维生素D3生产技术的国家。该集团雄心勃勃的计划是，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D3生产基地。

不要说我们的中小企业，哪怕世界上像波音飞机公司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它又何尝走的不是一条社会化和国际化生产的道路？波音飞机公司重在研发以及总装，除了一些核心部件，大部分的零部件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它转包我国的许多零部件生产就是明证。

社会上有大量的资金，至少中科院的一些公司老总和研究所所长已经看到，在浙江省，在杭州市和萧山区，民营企业家的手上有的是钱，“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打动人家，我们拥有的技术是真家伙，还是假家伙。如果我们在产业化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是假的，自己关起门来瞎吹，只会向上伸手要资金的支持，还不如让市场来衡量你，让社会资源来帮助你，我们应该积极欢迎民营企业家的加盟，公司体制和机制等不够完善的地方，或许市场经济的规律就能把它完善，这种完善才是真完善，靠向国家要钱得来的‘完善’多半是假完善。”杨柏龄强调说：“所以我们翻来覆去讲要走股权社会化的道路，提倡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这是产业化真正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我们要与地方上的企业家们讲，中科院现在大部分的持股企业，投资总量都不是很大，而技术含量相对却比较高，这时他们如果愿意加盟，无论是持股还是参股，都是壮大自己的最有利的机会，我们将恭喜他们发财。”杨柏龄副院长不失时机，再次代表中科院抛出了绣球。

单位：科技日报社

刊登：《科技日报》2003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