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经历过特定年代的历炼；他，曾经是师长和同事们言谈中的骄傲。然而，他却英年早逝。作为共和国的一段隐痛、抹不去的伤痕，他的名字时时被提起。《走遍中国》五一特别节目，为您讲述知识精英——蒋筑英的故事。

虽然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但是，这个日子依然清晰地留在路长琴的记忆里。那是蒋筑英出差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正在家里做饭的路长琴得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蒋筑英出差时生病住院了。于是路长琴就赶紧收拾一番后踏上了去成都的路途。

在路长琴看来，蒋筑英这次出差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自从这几年能够舒心的工作以来，他经常这样，只是在临出差前给家里打一声招呼，然后就匆匆地走了。虽然一段时间以来，蒋筑英有腹部疼痛的毛病，但是，眼前出现的情况是路长琴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路长琴回忆说：我家两个孩子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说：你们咋来了呢？我哥说那你还不明白吗？难道这么两天人就没了，即使不治之症，也不至于人就没了呀。我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怎么不管我们，自己就走了，啥也没跟我说。

这是一个令人们感到痛心的年代。一九八二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在当时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那个年代的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虽然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而此时，应该正处在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了。作家霍达写于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国殇》痛惜之余，人们在反思——用作家的话说，“他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也无论出现了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人们开始大声疾呼——希望那些至今对知识分子还有某种不信任感、不敢推心置腹的人们，多读读他们的事迹，改变对他们的不公。

与许多享有盛名的人物不同的是，英年早逝的蒋筑英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足以让人们感到荣耀的影像资料，所以，我们只能从熟识者的回忆里去勾勒一个特定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

蒋筑英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翻开这些封存已久的档案，会将人们的视线停留在五十年前。蒋筑英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错判入狱，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这样因家庭原因过早地背上了政治包袱。每一次期末鉴定第一句话都是“学习踏实，成绩优秀”。然而操行评语又都是“乙”。蒋筑英开始心里不是滋味。面对以后都是“乙”，他只能学会接受。

五十年代初，在王大珩先生的力主下，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迁入长春。这个城市成为新中国的光学基地。一九五六年，这里生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这一年，杭州走出来的蒋筑英以第一志愿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

著名科学家王大珩说：在那个时期，左倾意识还不那么强，所以他才有机会进入到北大这样的学府里去，对他说来真是很难得的机会。

蒋筑英的同事们回忆说，提起这些，蒋筑英总是感到自己很庆幸，如果晚一年，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以其家庭问题是根本无法通过政治审查这一关的。

六十年代初，国家处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当中。一九六零年苏联撤走专家，使接下来的几年，中国人处在发奋发展科技当中。当时偶尔出现了短暂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情况持续到一九六四年重提阶级斗争。因此，一九六二年，对蒋筑英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幸运的年头。这一年大学毕业的蒋筑英考入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成为中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从这一天开始，蒋筑英立志要在光学领域有所作为。

二

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的王大珩，在中国光学界是个尽人皆知的人物。有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王大珩的学生。但是，也许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在王大珩的心目中蒋筑英堪称自己的得意门生。那个夜晚，出差在外的所长王大珩得到蒋筑英在成都病危的消息，感到震惊。当年已经六十八岁的王大珩，顾不得叫电梯，疾步奔上五楼找人，并急令去电抢救，但是很快，蒋筑英去世的消息传来。王大珩老泪纵横。

王大珩说：我当时快要离开光机所，我年岁已经到了，我很想提他做我的接班人，那时候我内心已经有这个想法，这个事情对我说起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当年，蒋筑英作为王大珩录取的那一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来到王大珩眼前的时候。王大珩以一个老科学家的慧眼判断蒋筑英是一块璞玉。

王大珩说：当时，光学方面很需要发展的。在我们国家，最需要发展的就是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所以，就给蒋筑英这样一个题目。这是一门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新技术。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主任研究员韩昌元说：有这个装置，才能检查镜头。一九五六年，他做出来了，咱们国家第一个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做出来了。这个与国外大概差两三年的样子。

在长春光机所，提起蒋筑英，人们都会谈到两个最大、最先进的实验室——光学传递函数测试实验室和X光望远镜检测实验室。正是这两个由蒋筑英亲手建起来的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奠定了长春光机所光学检测技术的基础。但是，在那个年代，蒋筑英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划为黑五类，长期不受重用，得不到信任。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冯秀恒说：因为出身的关系，所里一些国家保密军工项目，他也接触不到。虽然他是作为王所长的研究生，但也接触不到。

韩昌元说：他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呢，他是非常注意学习的，学习当时的政治。他每个月自己掏钱订红旗杂志，并且都看得很仔细。

路长琴：他知道他出身不好，从政治方面肯定他受歧视。但是，他说：党培养我那么多年，我又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我在业务方面、工作方面要踏踏实实做好我的工作。所以，他就一直努力地工作，比别人更加倍地努力工作。他是有这个思想，来弥补他那个不足。

冯秀恒：他从来没有牢骚，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出身不好，怎么怎么受压抑，不得志，从来不讲，真是一点不讲。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字报突然袭击他的时候，那他都不讲。

冯秀恒：他有应对的办法。你给我贴出大字报来，我在你大字报下半边又写一张小条给你反驳，给你回答。他就是这么个人，自己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大字报在所路东路西全都是，他还为别人仗义执言。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同事孙国良面对自己摘帽右派身份带来的无休止的纠缠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感到没有出路，心理处在崩溃的边缘。细心的蒋筑英发现了这件事，劝解他，要坚强，这才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

冯秀恒：后来批判反动路线的时候，蒋筑英就在全室大会上替他鸣不平。他说：像孙国良这样一个同志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你们还放不过他，你们想置他于死地，你们心咋这么狠呢？他说着说着站起来，手势幅度比较大，手里拿的笔记本，还有一个主席语录，主席语录就掉地下了，他特别机灵他把所有的东西同时都扔了。别人追究他摔主席语录，他说，我不是摔主席语录，我是没拿住，都掉下来了。你看，我所有东西都掉下去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孙国良束手无策，还是处境好一些的蒋筑英出面解难。

冯秀恒：不让孙国良进机房调试机器。蒋筑英还得利用晚上的功夫陪着他来调程序。孙国良进到机房里去调程序，他在机房外面的小屋里看书。

三

路长琴：总寻思着，蒋筑英可能那一天就回来。多少年，我总认为，他没死似的，就像出国了，上哪出差去了。怎么说呢，一看见他们室的人，我就掉泪，就是太突然了。另外，我总觉得抢救不及时，要不然，不是这个后果。

很长一段时间里，宰鸡的时候，路长琴都要习惯性的仔细观察胆囊，她总觉得胆囊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器官，即使出现较为严重的、甚至突然的病变，也不至于轻易致命。是为没有更多的催促丈夫尽早治疗而自责，还是为丈夫没有获得及时抢救而报憾？

一九六八年初春，积雪覆盖的长春南湖边，出身贫农家庭，具有响当当红五类背景的路长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蒋筑英结成夫妻。在那个政治第一的年代，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以当时的年龄和阅历，不容路长琴多想。初春时节，趁着所里还没有正常上班，这对新婚夫妇踏上了回杭州的路途。亲友相见的喜悦和泛舟西湖的轻松，冲淡了那些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新的生活使他们又拥有了久违的向往。

路长琴：我们结婚以后，没有房子，都各自住自己的独身宿舍，等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我还是住在母子间，他住在自己的独身宿舍。后来分了一套十四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十家一个厨房。

每天吃完晚饭，这个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双屉桌、四周塞满了盛书的纸箱子的屋子里，蒋筑英又继续白天上班时的工作——阅读文献、查阅资料、撰写论文。仅有的一张桌子被孩子们占用，蒋筑英的位置是床沿。他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一米八二的个子，蜷缩着，看上去很难受。腿伸展不到床下，只能横过来，因为床底下也塞满了东西。

路长琴：他这人不管周围怎么吵，还是旁边有人总说话，他还是专心致志在那学习，就像对他一点也没什么影响。

电影《人到中年》曾有个片段：什么时候再有半间房就好了，哪怕六平方米，五平米也行啊，只要能放下一张桌子。

人们对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场景是多么的似曾相识。生活的艰难在他们来看，已经习以为常。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甚至即使是想获得与别人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受人尊敬，他们都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与长期以来的境遇形成反差的是，蒋筑英性格开朗、乐观。他多才多艺，在大学时就爱好文艺体育，是学校的中音号手。闲暇的时候，他还会教孩子们唱歌。

四

爱照相是这个家庭的一个特点。从留下的众多的照片中能感觉到这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那个年代，照相还应当算作是一种小小的奢侈。路长琴在蒋筑英去世前一个月曾拍下一张照片，在同事们眼里，蒋筑英明显的苍老了许多。

路长琴：临出差前，他牙掉一颗，本来让他周二镶牙，结果他周日就走了。他说我就去一周，很快就回来，回来再镶也来得及。

周末下午，第四研究室的同事们集体义务劳动，清除院内杂草。正在办理出差手续的蒋筑英匆匆跟大家打着招呼。

冯秀恒：我们一起往出走。我爱人看见他就说：老蒋，最近你咋这么瘦呢？脸色也不好，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他指指右肋说：这块有点疼，只能回来看了。我还跟他开玩笑，他掉个牙，我们老主任调西安当所长也掉颗牙，过后当所长。我说：你也掉颗牙，你也是要当所长的人。这是最后一面。礼拜天他走的。

蒋筑英也没有料到这趟公差让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在医院与突如其来的疾病做坚决抗争的几十个小时内，始终没有想到死，因而没有留下一句遗言。这种心情，只有路长琴最了解——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心灵磨难，一切刚开始好起来——拨乱反正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应有的地位；父亲平反了，自己多年不敢提的入党问题也将要获得解决；单位把第一个出国的任务交给自己，显示了对自己的信任；前不久才分了较为宽敞房子；自从当了研究室的代主任，有太多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

路长琴：三中全会以后，还有他父亲平反以后，他的心情就特别开朗，就好像他身上的包袱都卸下去了。他就好像轻装上阵了，就像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冯秀恒：他是工作狂，走道、上楼梯一步迈俩台阶。早上来了以后拖地，那都是幅度很大的。找你办什么事，他不会先跟你说得很透彻，如我们要办什么事，你跟我去吧。他是拽着你胳膊，跟他走。在路上，他才跟你讲。有时候想办事看几点，就撸撸你的胳膊，看几点了。

五

为了拍摄劳模系列专题片，编导们查找了大量相关影视资料。人们在每天看电视的时候并不知道，蒋筑英与电视还有一段渊源。七十年代刚刚起步的中国彩色电视色彩还原差。人们的面色在电视上往往呈现出难看的猪肝色。当时，国家组织对彩色电视的有关技术问题进行攻关。涉及的色度学本不是蒋筑英研究的领域。蒋筑英为了解决实际运用的需要，从头学起、边学边干，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

蒋筑英办公桌的右上角摆着一个去向图。这是蒋筑英担任研究室代主任后，工作太忙，为便于来办事的人找到他而制作的。

蒋筑英去世的时候，韩昌元正在国外进修。他回到所里，只见到空空的办公桌，上面的去向图停留在最后一次的指向——开会一栏。(因为开完会，蒋筑英就匆忙出差了。)

韩昌元领悟了蒋筑英常说的观点，那就是：搞科研的人始终要有一种状态——为实际需要服务。

蒋筑英去世后，原先负责设计的韩昌元，接替蒋筑英开始负责检测。如今，在成功的把神州五号送上了天之后，韩昌元正在攻关神州六号搭载的相关设备。韩昌元深信，如果蒋筑英依然健在的话，今天的神舟飞船发射成功的功劳簿上，会在显著的位置郑重地记下蒋筑英的名字。

韩昌元：从现在这个环境看，老老实实搞科研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也好选。但这种帅才不好选，又懂技术又懂管理像蒋筑英这样的人比较少，不好选，他是难得的人才。

一九七九年蒋筑英作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前往德国进修。

六

二零零二年三月，长春的几家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去世二十年，蒋筑英有孙女了。医院偶然得知产妇是劳模的亲属，免去了全部费用。这让路长琴一家感动不已——老蒋去世二十年了，人们依然记得他、尊敬他。

长春光机所的年轻人也没有忘记蒋筑英，他们经常来到蒋筑英的墓地，奉上鲜花，寄托哀思。

作者：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宣明、甘建国、莫成钢、刘丽玫、丁樵、田源、李斌

单位：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

刊登：中央电视台4套《走遍中国》2004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