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院士的世纪人生（上部）——求学

即将播出：

他们是超过百岁的耄耋老人，他们的人生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好几个时代。

魏寿昆：前清大国旗，红黄蓝白黑，那就是军阀混战那个时候，以后蒋介石青天白日，现在是五星红旗。

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院士，他们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代代科技人材，他们被别人称为是一代宗师。

杨遵仪：搞地质的人，研究地质的人，除此以外就是从事地质工作的人。

他们的长寿让人惊叹，他们旺盛的生命力感动着每一个和他们接触过的人。

贝时璋：这个特有劲儿，你看特有劲儿真棒。

这是一个穿越百年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三位院士的世纪人生。

《科技人生》为迎接建国60周年特别制作《三位院士的世纪人生》即将播出。

一百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百年，对于科学技术来说，是一次日新月异的革命

一百年，对于这三位中国科学家来讲，仅仅是一段还没有走完的人生，

80年间，德国土滨根大学为一位中国学生颁发了5张博士证书，全世界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研究了一辈子生命科学的他是全中国最长寿的院士，他是我国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的开拓者、他创建了细胞重建学说，他就是10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

他有七十七年的教龄，最多时教授二十三门课程，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教育史上，这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七十七与二十三相加恰巧是一百，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正是我国冶金物理化学学科的开拓者，10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寿昆。

他精通四门外语，担任过四个系的系主任，他用一把小锤，敲开了几亿年前的秘密，他用一种宽容，驱散了很多人心里的阴霾。他就是我国地层古生物学科的开拓者10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遵仪。

三位先生的人生跨越了整整百年，而这一百年也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动荡、最为复杂，充满着变革和希望的百年。当我们在流逝的时光中去追寻他们的足迹时，当我们把时光定格在一个个最具代表性的年代时，我们发现这三位先生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更是把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兴衰荣辱结合在了一起。

1911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极为特殊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就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革命，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浙江镇海的一个普通人家，一个叫贝时璋的男孩正在过他的八岁生日，同每年的生日一样，母亲为他蒸了几块漂亮的印糕，煮了一碗糖穿蛋，直到今天贝时璋还能回忆起那甜甜的滋味。而关于这个生日的记忆，还有一件让贝时璋印象更深刻的事情，就是在他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与镇海远隔千里的湖北武昌，爆发了一场起义，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三千多年的君主政体走到了终点。

革命席卷而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良港著称的镇海早已不见了往日繁华安乐的景象。尽管时局混乱，生活艰难，但不识字的母亲坚持把八岁的贝时璋送进了私塾。第一天上学时的情景，贝时璋经常会向他的学生王谷岩提起。

王谷岩：按当地的乡俗的规矩，给他租了一套开学礼服，是个红缨帽，天青缎的外套，还有一个黑缎子的小靴，穿上这个，应该说就是很正式的，也很气派的。我想这个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当地的乡俗，第二表示就是，他妈妈对他上学相当重视。

在今天的宁波市镇海区，还能找到贝时璋当年的学校——宝善学堂，一个多世纪以前，贝时璋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他一辈子感兴趣的问题。私塾先生每天带着孩子们背诵着四书五经，贝时璋对文字里的那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李白的这首《春夜宴桃李园序》第一次让贝时璋对天地万物生出了许多感慨。

王谷岩：就是天地人生的出现的话，都是一些自然形成的事情，是遵循一些自然的规律，像天地万物的话，是大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上帝，不是神造成的，他觉得这个说得很深刻。因此他自己小脑瓜里头也开始想，生出很多一些幻想。

贝时璋童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母亲和姐姐到集市卖布的时候，自己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门口胡思乱想，一坐就是一天，大人们只是觉得这个孩子特别乖，但却没人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在贝时璋并不多的影像资料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段采访。

同期声：《东方时空》采访现场：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本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李白，讲的一句话是很好的，就是唐朝的李白，他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

小时候贝时璋在私塾里读到的这首诗，风风雨雨几十年之后，还清晰地留在老人的心中，坐在家门口沉思的那个孩子，真的是琢磨着关于生命的问题吗？这位生物学家对于生命的思考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就在离镇海一千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北方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天津，辛亥革命后，依然还没有摆脱被九国列强控制的厄运。一九一四年，我们节目的另一位主人公，六岁半的魏寿昆也被送进了私塾。

魏寿昆：就是念点书，以后好像识点字，也懂点人生的道理，有一点，懂一点，以后就家里头找个商店当学徒，就是叫学买卖，那就是走这个商业的道路。

那时侯的魏寿昆还不知道，自己并没有沿着这条家人给他设计好的道路走下去。

沿着海岸线，我们在地图上又圈出一个临海的城市——广东揭阳，这座被称为潮汕文化发祥地的古代名城，就是杨遵仪院士的老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基督教教会在这里广泛发展。幼年的杨遵仪经常要陪着母亲到教堂作祷告，唱诗班的歌声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

杨遵仪：里边有圣歌的，就这一首。

从小学到中学，杨遵仪一直在教会学校念书，老师大多都是洋人传教士，使用英语教学。而杨遵仪出色的的语言才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出来的。

字幕：1919年

1919年，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走上了街头，也由此以中国革命先锋的形象走上了历史舞台，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九一九年夏秋，“五四”运动的余波依然在继续，连续几个星期，天津的大、中学生都会走上街头，抗议日本继续占有我国青岛胶济铁路的路权，在游行的队伍里，有一个瘦小的身影，他就是魏寿昆。

魏寿昆：那时候不敢说话，多数的人，清朝那个时候鸦片战争，下边是有一个中法战争，还有英法联合战争，还有中日战争，最后八国联军，都战败了，那不敢说话，通过“五四”，我们一说话还是有用，有人还是帮助弱者，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的新思想从那时候发源，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可以说那还是，那算一个根。

参加游行的魏寿昆，当时是天津市铃铛阁中学的一名学生。如今铃铛阁中学已经改名，在天津市第三中学的校园内，只留小了这座叫铃铛阁的小亭子。

念完私塾之后，魏寿昆本应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店铺当学徒，走上经商的道路，可是魏寿昆却说服了家里人，让他继续念书。

魏寿昆：在我生以前那几年，正是全家衰败的时候。我兄弟八个人，还有母亲，还有祖父祖母，还有二叔二母，这个经济担子压下来，我是长子，要放在我身上，所以我想改变门路吧，所以我弃商求学，这是我的主导思想，我得养家。

1919年，魏寿昆参加了铃铛阁中学的入学考试，参加过大大小小各种考试的魏寿昆，惟独对这次考试，印象深刻。

魏寿昆：考中学呢，考英语，考数学，人家都发卷子，梃自由，没问题。考国语糟糕了，我坐在一个大礼堂的后半边，老师在讲台上的黑板，写得一个题目，这下糟了，我看不见。

吴石忠：偷偷摸摸的问同学，同学一讲是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他什么都不懂，什么叫论平章论，平章是什么意思？傻了，发抖，浑身发抖，满头大汗。

魏寿昆：我题目都没看懂，胡说八道写了点，我估计国语可能不及格。

吴石忠：他战战兢兢的等着发榜，发榜他把排到后面，他个矮，他不敢往前挤。

魏寿昆：起榜的时候，我就从第一名看看，大概是55以上是55以下，就在55左右，还（录）取了。

魏寿昆以最后几名的身份侥幸进入了铃铛阁中学，但是4年后从铃铛阁中学毕业，魏寿昆就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了当时被称为是平民大学的北洋大学。

吴石忠：北洋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这样的，穿着长衫的，穿着布鞋的，衣服还有洗得发白的，不都是新的，这样很吃香，少数人穿着西装革履的反而不吃香。

北洋大学始建于一八九五年，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由于治学严谨，被称为“东方的康奈尔”。

在天津市红桥区河北工业大学东院内，一九四六年复校时大门还默默站立在那块曾经饱经战乱的土地上，追忆着北洋才子的旧事。从1924年到1929年，魏寿昆就读于北洋大学矿冶专业。

吴石忠：矿冶专业，他喜欢，他在这个社会里头了解到一个问题，就在社会上，国家兴旺，他看到文章里面了解的，国家兴旺必须要靠钢铁，纺织不行，纺织的话，你穿好一点，国家还是兴旺不了的，基础工业主要靠钢铁。

在天津大学的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一九二九年魏寿昆大学毕业时的成绩单，全科平均九十四点二五分，从一八九五年建校，到一九五二年更名天津大学，魏寿昆的毕业成绩一直是最高的记录，这也为他赢得了“北洋才子”的美誉。

魏文宁：我记得我姥爷说过，说你父亲学习真好，我这一堂教的新课，当时我一提问他，他完全都会了，不用我教了，所以印象非常深。这样后来呢，因为我姥爷就比较喜欢我父亲了，后来我父亲上大学以后还经常有联系。最后呢，据我妈妈说，说我父亲后来毕业的时候，要找朋友，就请我姥爷帮忙，那我姥爷觉得，我父亲是个人才，所以就把我妈妈给介绍过去了。

老师家这个学音乐专业的女孩杨英梅，后来成为了魏寿昆终生的伴侣。

就在魏寿昆在北洋大学学习的时候，1922年，比他年长四岁的贝时璋，已经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毕业，并踏上了从中国上海开往德国弗莱堡的一艘游轮，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住在三等舱的他，怀揣着父母变卖家产再加上借贷，给他凑齐的800银元，同时还怀揣着一本德文原本书，开始了1个月的海上航行。

王谷岩：是德文原版的，叫《蛋白体》，他看到了这本书，然后买了，他是越看越有兴趣，这里面就讲到了蛋白体跟生命活动的关系，那就是从这本书上他就开始了，就是兴趣转向理科方面，就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一些科目，他也有了很浓厚的兴趣。

德国虽然还笼罩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中，但是这里集中了一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精英人物，这一时期，在德国的中国学生人才荟萃，除了早期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外，还有后来的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核物理专家王淦昌，外科专家裘法祖等人。

贝时璋也是其中之一。他先后在德国弗莱堡、慕尼黑和土滨根三个大学攻读生物学，用了6年的时间他就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三级跳。

这是贝时璋当年的博士论文，精美的80幅插图都是他手绘完成。而这篇论文也让德国生物学界把目光聚集在了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国学生身上。

1929年，和很多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贝时璋回到了祖国，而他出国前借的800银圆，在当时已经涨成了5000大洋，为了偿还这笔巨款，他整整用了7年的时间。

同样在1929年，杨遵仪慕名考上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在学校的英文班，钱中书，曹禹，乔冠华都是杨遵仪的同班同学，可是杨遵仪却因为旁听了地学系翁文灏教授的一堂课而完全改变了志向，第二年，他便从政治经济系转入了地学系。

杨遵仪：当时这个地质还不大很热门，所以地理反而比地质叫得响，所以地理，我们念的是地质地理学专业，里边有地质的课程，慢慢对地质更有兴趣，更有兴趣，到地质这边来了。

三位院士在求学的道路上都曾经改变过专业，魏寿昆就曾经远离自己的冶矿专业。大学毕业一年后，魏寿昆被北洋大学聘任为助教，但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出国留学，家里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这个愿望迟迟不能实现，直到一九三零年，天津市空前绝后地招收了三名天津籍公费留学生，虽然招收的专业中没有冶矿专业，魏还是考取了赴德国攻读色染化学专业的留学名额。

魏寿昆：但是到了德国，没上几个礼拜课9·18，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

字幕：1931年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炸毁沈阳柳条湖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虽然远离祖国，但国内的战事仍然影响着在德学习的魏寿昆。

吴石忠：一个学生过来了，他吃饭的时候，就看到认为他是日本人，他就说你们日本人打下满洲了，向他祝贺，结果他没有抬头，后来就是说，我们德国人和你们日本人一样，都是好战的国家，这时候他拍案而起了，站起来了，怒目而视，就是让你们好战的国家见鬼去吧，我们中国人一定会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935年，魏寿昆出色地完成了色染化学专业的学习，获得了工学学博士学位。这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又让他内心浮起新的忧虑。

魏寿昆：在那个期间家里还寄给我大公报，很关心，已经有苗头，日本人想让华北五省独立，天津市轻工也不搞了。

一九三五年暑假，魏寿昆决定利用留学四年来节省下的经费，在德国滞留一年，自费学习冶金专业。

魏寿昆：轻工业不搞我搞什么？当然还是搞我老本钱，这是很自然的，那钢铁是我的老本钱，这个色染，借这个机会我出国深造，我可以学点新东西，也没有坏处。

从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少年留学生开始，到1909年，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庚子赔款的公派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几乎成为了当时科学救国的必经道路。

一九三五年，在清华大学担任助教的杨遵义，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公派留学生，学习地层古生物学科。

去美国留学途径香港的时候，杨遵仪与香港船商的女儿徐增惠见面。

朱缨：当时就是外婆家里是非常富裕的，外公家是非常贫穷的。但是我外婆的父亲呢，他是很看中读书人，他也认为知识能够救国，他还是希望外婆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人品好的读书人。

杨遵义怀揣着未婚妻的照片踏上了留学的旅程。

战乱几乎贯穿了三位院士从出生到求学的整个历程。

2009年，新中国即将迎来60周年华诞，很久没有动笔的贝时璋，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这是老人最大的心愿，恐怕也是老人在年轻时最大的遗憾。

下集预告：三位先生学成回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拿起了教鞭，在颠沛流离的迁移中，他们继续着科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的红色年代，他们搭建者学科的基石。《三位院士的世纪人生》中集，《科技人生》下周继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