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10日，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长篇讲话；3月16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要求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把“创新”思想从理论追求转变为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崭新的思想方法，是一个新的重大战略部署。

学习中央领导的指示和《纲要》，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让我们深受鼓舞并对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取得新一轮的更高水平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学习的基础上，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战略作更为深入的科学思考，为这一伟大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坚实的学术理论支撑。

1 探索建设创新型国家与解放思想的理性方法论

创新是伟大的综合性社会发展工程。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要进行思想理论创新，没有创新的思想理论，就不会有创新的方案和行动。任何伟大的实践，都必然有其理论指引；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涉及民族命运的大事，更要重视其理论研究。

其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2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的历史。20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口号。正是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20多年来，我们有效地纠正了中国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十分顽固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思想方法。“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勇于创新；“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新的、发展了的客观的社会情况来建立新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使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落实，杜绝凭“心血来潮”搞脱离实际的“想当然”。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创新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首先是在政治领域的创新：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顶着“两个凡是”的沉重压力，凭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平反和纠正了“文革”以至1957年“反右”以来遗留的大量的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国家发展有了强大的人力资源基础。其次是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果断转移，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基础领域和生产关系上进行大调整：以大无畏的精神，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长期凋敝的中国农村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力改革国有企业，允许民间私营工商业发展，使城市工商业出现了万马奔腾的活跃局面。同时，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正是这些在教条主义看来都是严重“违禁”的创新思路，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到2002年，我国又明确做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新决策，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模式”的金科玉律。这一重大决策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创新经验，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旧有观念和认识。

20多年来我国发展的历史向人们表明，社会主义要发展，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就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创新。只有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才会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

这里有几个与解放思想和创新有关的、需要辩证理解的理论问题。

第一，解放思想首先面临着理性和放任的选择。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模式总是把人的头脑束缚得死死的，而一旦僵化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就处于一种“自由”状态下。这种自由状态使人们面临着一个“交叉路口”的重大选择：是冷静地理性思考问题呢？还是放任思想进入某种随意性的状态？

所谓理性思考就是基于人类文化史和科技史进行深入反思和谨慎地预测。这种反思必须伴之以“学习”，重新学习人类的全部文化史和科技史，学习当今最新的文化和科技成果。这是一种理性的思想解放，这种解放首先要求的是重新学习。没有扎实认真的重新学习，就不可能有创新的思想基础，而所谓创新就很可能被任意化为主观臆想或胡思乱想。由此，我们就可更进一步理解创新与“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必然联系。

第二，在解放思想中强调重新学习的重要性，意味着解放思想并不轻视和忽视人类文明史的伟大成就，不搞历史虚无主义，不搞文化和科学的虚无主义，而是要善于学习历史留给我们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不管是前人的还是外国的东西，只要对社会发展有用，我们都要学习。学习的成本比“从头创新”的成本要低得多(当然被外国封锁和保密的成果，我们必须自己寻求创新之路，但这路径也必然是以人类文化史和科技史为基础的)。如果撇开人类文化史和科技史，没有一个“向历史开放”的重新学习的态度和整体思路，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历史观，只热衷于发奋“闭门造车”，即使发挥了最大的主观积极性，也不可能达到比前人和外国更高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就更谈不上“创新”。

第三，进行重新学习，必须把对历史上的文化及科技的具体个案学习与对历史的宏观、整体性的学习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单学习前人、外国的一事一技或者数事数技，而是首先要重新深入学习“全部”文化史和科技史的脉络。只有宏观把握了历史的整体，才能了解“大道”和“大势”，使自己的思想在历史的流变大势中活跃起来，并以动态的思想方式安排现在、筹划未来。这样才能防止和避免简单、机械的模仿和不合时宜的照搬，才能防止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风行于整个20世纪的教条主义的卷土重来。持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人往往也认为自己在重视学习新东西，但他们的学习满足于一事一技或者数事数技，这种学习方法，必然导致机械模仿，缺乏变通和对实际情况的适应性，若将其用于社会实践则往往以“善良动机”酿成“灾难后果”。例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人不察历史大势、不察国情民意，“善意地”照搬外国的东西(其实他们对外国的东西也只有一些片面了解或更多的是主观想象)，而误认为是“改革创新”，使得当今中国老百姓在教育、医疗、保险和住房等方面深受其苦。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某些洋教条的崇拜和一知半解的盲目模仿。

第四，解放思想、进行创新绝不能脱离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条件和实际需要，杜绝任意性和主观性。从表层来看，创新就是要“离经叛道”。但基于文化和科技史深究之，就可看出，这里所说的“离经”，只能是离过时之经，而不能离一切之经；这里所说的“叛道”，只能是叛在过去被认为有绝对普遍意义和价值、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被证明并非绝对普遍意义和价值的道，而不是一切之道。到底什么经和道是应该离、应该叛，而什么经和道是不应该离、不应该叛？其度、其标准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这些经和道对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如果经典理论和大道对于解决当代现实问题还灵验、还有效，那就不能离、不能叛，而要认真遵循。若对它们也要搞“超越”和“创新”，就必然会遭到现实生活的惩罚。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超英赶美”的群众运动，应该说当时全国上下的主观意愿是好的，但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只从主观意志出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非但没能促进中国历史的进步，反而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不小的灾难，成为我们的惨痛教训。所以，从这个侧面来看，创新必须要有基于文化和科技的理性，必须要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总而言之，创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必须在人类文化史和科技史框架中进行认真的理性反思和重新学习。如果离开了这种文化理性和科技理性，而实行教条主义的简易照搬或者主观主义的任性“创造”，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型国家。

2 略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战略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国家创新战略。

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任务是维护和平与推进发展。现代世界史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不能亦步亦趋地步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尘，进行模仿性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模式将永远使自己处于发达国家的附属地位1。只有进行自主创新式发展，才能实现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的“跨越”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在将来的某个历史时期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的目标。

当发展中国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时，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奠定自己工业化的起点，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必然。例如大力开发和出口自然资源，大量引进外国资本，调动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外企进行初级部件制造和加工，生产一些高消耗、低产出的廉价日用品等。这种方式在发展初期迫于资本和技术缺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长时间处于这种发展模式而不知反思，其就永远在世界经济中处于被动和附庸的地位。一个民族要想摆脱附庸地位，就必须在发展条件基本成熟之后，转变发展战略，使自己从模仿和依附型发展模式转变、提高到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种转变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自己历史命运的转折点。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战略，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建立一个发展的基础，我们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初期，实行的发展战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依托制度转变(新政策)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发展优势；另一方面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开发国内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依靠外部资本与国内人力资源及自然资源的组合，形成发展优势。应该看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外部资本引进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拉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现代奇迹。同时，改革开放还大量引进了国外先进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使得中国企业在组织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上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90年代以来的过度市场化为顶点)在极大调动国内生产力积极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整体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使地方和民间经济体对国家资源的非理性开发成为可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资源(如能源和矿产资源以及生态)的超高消耗、浪费甚至破坏；而外部资本引进战略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非良性开发的规模和力度；廉价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并没有得到多少提高，而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环境的被破坏、尤其是水资源和大气的被毒化，却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极大难题。同时外部资本的引进虽然活化了国内的人力资源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但外部资本对于国内经济和技术的主导和控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向依附型模式退化。这显然是我们的发展绝不希望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转变发展模式、更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任务。那么，我们有没有出路？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就在于“发展战略创新”。即把原有的发展战略(包括体制改革政策拉动型战略、外资引进拉动型战略、市场化拉动型战略、资源高消耗拉动型战略)转变为新的、创新型发展战略。

创新型发展战略的内容主要包括：

(1)建立现代技术拉动型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牢牢建立在现代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以此逐步取代原有的政策拉动型、资源拉动型和外资拉动型发展战略。

(2)确立“两个和谐发展”战略，即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把发展价值牢牢锁定在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点上。以此逐步取代单纯追求产值增长、崇拜自由市场规则和放任开发的发展模式。

(3)认清并适应“经济知识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把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步从实物经济(古典的物质生产概念)转移到大力发展高技术经济、知识经济、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思路上来。形成以“技术知识文化”三个现代创新要素为轴心的21世纪新产业群落。

3 论“创新型产业结构”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要落实到怎样“建设”上，目前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的强调要加强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能力，有的强调要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精神，有的强调要加强民间创新要素组合的自觉性，等等。各种观点，各有一定的理由。

我认为，站在国家整体发展和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立场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践要落实到“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上，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中心，是“国家的产业结构战略”。

按照经典的创新理论来说，创新从本质上是企业的事，是企业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从而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胜人一筹的明智砝码。因而，应将企业的创新能力作为主体创新能力。在内生型现代化国家，自由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后发型国家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建构着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还包含着在发达国家已经被现代化进程分化为社会领域的许多要素，而市场平台及其社会条件都还处于尚未成熟的发育状态中。所以，这时的大多数企业还很难作为有自觉社会理性的发展力量来自我设定和相互激励，而激烈的竞争却已经使它们不得不把眼前能够实现的产能利润和市场份额看作唯一的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能够抓住的任何稻草都被认为是能够救命和站稳脚跟的稻草，不管是制度变革形成的利益机会、外资引进形成的利益机会，还是资源随意开发形成的利益机会，它们都会紧紧抓住不放，而并不考虑获利方式对国家、对人民群众、对民族是否有利还是有害。总之，这时的大多数企业都要寻找最便捷、最低成本和最高获利的经营方式，而很少有企业无论从能力上还是从道义能够自觉地真正具有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理性和对国家具有责任的社会理性。很明显，在国家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把外资利用、资源开发、政策优惠等获利方式与技术创新的获利方式进行成本比较，就会发现技术创新并不一定是在短期内最佳的获利方式；相反，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投入规模、金融风险、社会组织成本等等，也往往是很多企业本身无法承担的。在创业投资(技术类风险投资)的社会化金融运作仍然没有规范化、成熟化的情况下，在国家的产业发展政策不明晰的情况下，企业即使有技术创新的愿望，也很难获得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有力的支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关键就必然在于国家产业结构体系的创新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只要产业结构体系明晰了，国家的产业优惠(扶助)政策明晰了，整个经济领域内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也就明晰了，有关企业的技术创新条件也就具备了。可见，建设创新型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是使企业能够进行实际技术创新的前提和战略基础。如果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不明晰，到底哪些产业类型的企业应该进行技术创新，而哪些产业类型的企业应该出局(也就从根本上谈不上创新的必要)也不明晰，谈论企业自主创新和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就成为无的放矢。显然，只有创建新型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体系，才能把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落到实处，才能真正从整体上建设创新型国家。

那么，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条件和发展可能，我国当前具有创新可能的产业结构体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根据对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国际产业结构创新发展大势的研究，特提出如下思考：

在任何时代，与时俱进的新技术产业，都代表着时代的经济技术发展的先进方向，以这些技术为核心形成的产业，是该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标志。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次技术产业“革命”过程。第一次是以轻纺、机械制造和铁路运输为技术特征的产业的兴起；第二次是以钢铁冶炼、电气化、石化重工和汽油发动机运输为技术特征的产业的兴起；第三次是以人工合成、电子装置、自动化与系统工程、稀有金属材料、原子能和高速运输为技术特征的产业的兴起；第四次是以信息传导、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和海洋工程为技术特征的产业的兴起。每次技术产业革命，都造就了后来居上的“新型”现代化国家。第一次技术产业革命造就了英国的经济先导和发展楷模的地位；第二次造就的是德国和美国；第三次造就的是苏联并加强了美国、随之造就了日本；第四次造就的是“亚洲四小龙”并使美国、日本和加拿大更进一步现代化2。

根据世界著名产业技术研究机构的研究结论，21世纪的高新技术产业革命将主要发生在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和生命工程产业、认知技术产业、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产业五大产业领域中。这些新技术产业将形成21世纪前半期的先进生产力。中国此期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紧紧抓住当前技术产业革命新浪潮所形成的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根据国情和国力，坚定地提出建设中国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战略设想。在空间布局、政策导向和金融投入上，都要以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优先部署、大力支持并逐一落实。

在以中国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进行国民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确定后，围绕这个核心我国创新型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的内容，还应该包括：

(1)建设新型的日常民生产业集群和生活服务业集群(这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现代化水平和生活质量)，包括物质生活资料(食品、服装、住房和交通工具等产品)的生产与供应产业和文化生活资料(知识获得、道德教化、审美消费和精神娱乐等产品)的生产与供应产业，以及交通、金融、信息、旅游、医疗保健、大众媒体、大众体育、市政公用和社区生活等服务产业；

(2)建设新型的能源产业集群；

(3)建设新型的基础资源产业集群(例如矿石、煤、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与金属冶炼等)和重工产业集群(例如大型设备制造、装备制造和工业母机制造等)；

(4)建设新型的对外贸易产业集群；

(5)建设新型的全国范围的公益服务产业集群(它属于在市场内生产而在市场外运行和管理的公共设施)。

上述产业之所以都应该是“新型的”，就是要强调其是围绕中国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这个创新体系的核心而存在。“围绕”的意义就是：它们都要尽可能地以中国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果为手段，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改造。因而，如果中国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能够尽快建立并实现自主创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公益领域的建设，就势必都程度不同地、逐步地实现自主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就从技术创新的起点达到了产业化的目标，落到了实处；从而，“创新型国家”也就从一个战略理念转变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21世纪先进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社会的实体建构。

主要参考文献

1 普雷维什. 劳尔.《外围资本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34.

2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经济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