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在生产力发展的诸多规律之中，一个重要规律是组成生产力的各种产业结构的演变也有一定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各不同类型的产业常常遵循一定顺序而持续发展。首先是由农业(或又称为第一次产业)成为主导国民经济的产业，其次是由工业(或又称为第二次产业)取代农业而逐渐成为主导国民经济的产业，再次是由第二次产业让位于服务业，亦即由第三次产业成为主导国民经济的产业。在西方学者群中，这又称为喀拉克定律。这里有关“一、二、三产”的表述里，多了一个“次”字。早年，在我们所介绍的有关产业结构演化的理论时，曾经加入一个“次”字，意思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历史的顺序。后来由一些学者去掉了这个“次”字，甚而简化为一产、二产、三产。

为什么产业结构的发展有一定的顺序？归根结底，是因为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的演化和发展也有一定的顺序。管仲就曾说过，“仓廪实而后知礼仪”，“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亦即人们只有在较充分地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后，才会有较强烈的精神生活的需求。为什么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的发展必须以一定农业的发展为前提；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其次进而解决温饱问题，而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必须有较发达的农业。人们只有在解决“生存”、“温饱”等问题以后，才谈得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许再进而为“全面建设富裕社会”，并继续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一句话，居民的消费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

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变不能跨越？其根本原因是，居民的消费结构不能跨越。在我国报刊上，曾经有不少人批评中国的第二产业太多了，第三产业太少了，因此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句话对不对呢﹖有一点道理。例如，当前我国的第一产业约占了国民经济的20%，而发达国家却只有2%—4%。我国的第二产业约占了国民经济的50%，而发达国家却只有20%。我国的第三产业约占了国民经济的30%，而发达国家却高达70%以上。所以，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第三产业确实比发达国家中所占比重小很多。但是，更需要冷静考虑的是，中国的生产力正处于什么阶段？从发展的全局来说，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还是已进入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先进的生产力将不断取代落后的生产力。如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服务业逐渐取代工业，并相继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先进”生产力中的“先进”是相对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是先进的。如果脱离了当前发展阶段，过分“超前”地发展某种产业，其实并不能认为这是适合于中国发展的“先进”生产力。

为什么我们国内第二产业正在飞速发展，而第三产业虽经各方面大力提倡，但是发展仍不够快？其原因就在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要以较为发达的第二产业为基础。第三产业是服务性行业。服务业有两个侧面，一是服务于生产，亦即服务于第一、第二产业，二是服务于居民的生活消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大发展为前提，否则就失去了服务对象。至于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除了要有较富裕的人群以外，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求“零距离”。就是说服务必须到家，服务不到家，这种第三产业就不会为老百姓所接受，它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人口密度过于低，一个超级市场远在十公里以外，老百姓就无法去超级市场购买他所要的东西。牛奶行业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搞牛奶经销的人，发明了一种销售模式，把牛奶送到千家万户。所以服务业的一大特点是“零距离”，这是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个概念。这意味着，如果希望消费性的服务业大发展，它的前提必须是“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人口密度在某些地区大幅度集中。“城市化”离不开大规模的房屋、道路的建设，也就必须以工业化为“城市化”的基础。

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我国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但是，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为什么我们只能实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生产力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如果说，多年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有一点进步的话，那就是认识到所有制的发展有一定的顺序，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样，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我们也同样不能任意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如果认为生产力发展阶段可以随意逾越，必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必定由工业的轻型化转向工业的重型化？这是因为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这是列宁在《论市场经济问题》一文中，对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间的相互关系所深入探讨过的问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不能大规模地有效地发展各种原材料工业、各种机械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就谈不上轻工业以及各种服务业的更迅速的发展。为什么中国当前钢铁、水泥等原材料需求旺盛？为什么房地产业价格飞涨？为什么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供不应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工业的重型化是必然经历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如果工业走向重型化，就必定带来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短缺。尤其是能源，由于存在某些决策性的失误，更呈现出高度紧张的局面。这就引起了对中国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反思。一种意见是，中国应抛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亦即所谓“A模式”而应该走一条“大量”节约资源、“大量”节约能源的新的发展模式，亦即所谓“B模式”的发展道路。我们赞成在发展过程要尽量节约资源，尽量节约能源。但尖锐的问题是：在工业迈向重型化阶段时，所谓“大量”节约资源、“大量”节约能源的“B模式”，在科学技术上并不存在。还有一些人批评所谓“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发展模式，主张二者并举，从而达到“大量”节约资源，“大量”节约能源的目的。然而正如某些学者所批评的，“信息”能“吃”？能“穿”？能“住”？还是能“行路”？的确，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的老百姓中的某些人对信息的需求确有一定超前性。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更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衣食住行用。中国现有13亿人口，将来可能要上升到15亿。中国的工业化是要满足13亿或15亿人需求的工业化。中国的13亿人口，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出4—5个亿!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将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一切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一切延缓、推迟或削弱中国工业走向重型化的主张，或者会导致中国走向“片面”的工业化，或者导致“工业东部南部，农业中部西部北部”。

我国将如何解决即将面临的资源短缺、能源紧缺的困难？这要具体分析。有些资源我国并不真正短缺，或存在可代用的资源。有些资源紧缺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适当地缓解或解决。有些资源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调节供求。总之，我赞成将节约资源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真正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是能源问题。其实，能源问题是国际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仅仅依靠化石能源的供应，将不足以长期支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核能的利用也同样面临资源紧缺，以及不可避免地伴有如何处理超长寿命的放射性废弃物的困难。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并大力推广各种节能技术，尽一切可能提高供能、用能的效率。但是，从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来看，未必真能做到如某些人所期望的，到2020年节约14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可以设想的是，到了2020年以后，中国的能源问题将更加紧张。

但是，所谓能源问题的紧张，其实是指化石能源的紧张或天然铀资源的紧张。在地球上还存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如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中国当前的电力装机，到2004年底，约是4.4亿千瓦。而中国可开发的水能资源有5亿千瓦之多，其中经济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也将近4亿千瓦。已查明的中国风能资源是2.53亿千瓦，但理论上估算的风能资源至少是20亿—25亿千瓦。国际上已查明的风能资源是世界水能资源的10倍。至于太阳能将至少是风能资源的100倍!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风力发电的成本已相当于煤发电的成本，并还有成本继续下降的空间。太阳能发电约是煤发电成本的5—8倍，更有较大的成本下降空间。所以，中国以及全世界并不面临能源短缺，而是如何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能、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转化为经济而有效的能源。这就要求我们加大科技投入，充分调动一切可调动的科技力量，协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能源紧张问题。

我国奉行科教兴国的国策已有多年。但直到现在，科技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未能在实际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解决能源问题，我赞成我国应制定各种积极有效的能源政策，而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建议国家在10—15年内投入5 000亿人民币用于能源的研究、开发、直至真正实现产业化，彻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能源技术短缺的困难，真正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