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吴汝康，志向，业绩

吴汝康，解剖学家、人类学家。1916年2月19日生于江苏武进。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1946-1949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院学习解剖学和人类学,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任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组主任、教授。1956年至今，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1977-1983年任副所长，兼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1970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9年,被授予美国俄亥俄州科学院院士。1983年当选为国际人类和民族学协会荣誉终身会员,1988年起担任常设委员会委员。1985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授予荣誉学术委员。1986年起担任国际史前史与原始史协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987年为国际古人类学协会执行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委员。1988年起担任世界考古大会执行委员会东亚地区高级代表。

一、严谨治学 硕果丰盈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基本建设蓬勃发展,开山掘土发现了许多人类化石。这为吴汝康及他的同事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和调查发掘线索。吴汝康先后对北京猿人和巨猿等重要的古人类和古猿类化石，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还提出从猿到人的过渡、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人类特征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顺序等理论问题。

他独自或同他人合作发表了关于陕西蓝田、北京、湖北陨县、江苏南京、安徽、河南浙川等地出土的猿人化石，山西丁村、广东马坝的早期智人,四川资阳、广西来宾、柳江和内蒙古乌审旗，辽宁建平的晚期智人和云南开远森林古猿以及广西柳城与大新巨猿的科研论文。1981年起与其所领导的课题组一起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禄丰古猿(原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以及该地点出土的小灵长类的论文。

除了专题科研论文外,他还与他人共同主编了关于几个古人类遗址(如四川资阳、山西丁村和北京周口店)以及综合研究中国远古人类和介绍东非古人类的多种专著。他的专著有《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人类起源和发展》、《古人类学》、《今人类学》与他人合作出版的有《人体解剖学》、《人体解剖图谱》、《人类发展史》、《中国远古人类》等，其中《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一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美国、日本、韩国皆翻印。1985年他还同奥尔森主编了综合介绍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集，在美国出版。他的许多研究报告和著作，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古人类学的必读参考文献。这些化石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为吴汝康和他的同事们在世界人类学界赢得国际声誉和地位。在美国出版的《体质人类学历史百科全书》中，吴汝康是唯一的作为专条被列入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家。

从6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轻工业、公检法和军工生产部门常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有关人类学方面的帮助。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对这方面的需求,吴汝康开始重视加强关于我国现代人体质的研究。1978年起，他和有关专家一起培养了专门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十余名研究生。1982年创办和主编了《人类学学报》。他和同事一起编著了《人体测量方法》一书，并参与领导了中国工业人口成年人身体尺寸国家标准的制定。他还同日本东京大学尾本惠市教授合作领导了海南岛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在一系列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于1985年提出建立“今人类学”新学科,并为研究生开设了该课程。1989年12月出版了《今人类学》的专著，对这一学科做了系统的介绍。今人类学是以整体的人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人的群体。研究人体各部大小、形式和比例关系，人体的生物变异，年龄和性别差异，人体的生物节律，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人体与疾病的关系，人种的特征、分类及其成因，人类与其近代生物灵长类的关系以及人的体外进化与精神进化等。

他的科研成果获多项奖励,如陕西蓝田新生界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远古人类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巨猿化石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云南禄丰古猿的研究成果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他于2000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二、成功的启示

吴汝康是一位成功的人类学家。他的成功是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充分的准备，周密的思维以及对生活道路的正确选择;另一方面是他适逢半个多世纪来，我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发展的大好时机，并以他多年的学科积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

吴汝康从小就喜欢生物，对大自然，特别是生命的形成有着浓厚的兴趣。1935年夏他高中毕业，因家境困难而未能上大学。经过考试，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任计算员。他的工作是用手摇计算机，做加减乘除和开方等简单的运算和统计。这些工作是单调的，但却给了他接触人类学研究的机会，使他开始踏上了人类学研究的道路。

吴汝康在人类学组工作了一年，积攒了一些钱，加上老师们在经济上的支援，于1936年考上了中央大学生物系，学习动物专业。1940年夏，他大学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回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开始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他帮助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测定和观察了云南出土的大量现代人头骨，并绘制了头骨轮廓图。他独自进行了中国人体最上两块颈椎骨(环椎与枢椎)的研究，首次发表学术论文。他还随吴定良去贵州安顺、平坝、普定等县的穷乡僻壤，调查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体质，通过调查获得宝贵资料。他单独对各民族的发旋和血型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论文。

在工作中他了解到，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西部的周口店，就已开始陆续发现了闻名世界的北京猿人的大量化石。这些化石虽然是中国人发现的，可是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却都是外国人做的。在1949年以前,许多外文的古人类学书刊在讲到北京猿人时，连1929年最早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的名字都一字不提。对于这些问题，他当时很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发现的这些珍贵的人类化石，中国人自己不能去研究呢？据说，一是当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人才,二是当时周口店猿人洞的发掘经费是来自美国的洛氏基金，谁来研究人类化石要由美国人来指定。吴汝康为此心理很是不平，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他决心学习人类学，不仅要从事现代人的人类学研究，而且要扩大到古人类学的研究，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946年底，吴汝康通过考试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读研究生。该系是美国体质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中心，他在那里从事口腔骨骼的骨化和生长的研究，获得很好的结果，为口腔医学提供了新的解剖学知识，受到了学校的重视。为回国后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于1948年夏，还特地去华盛顿美国国家博物馆深入学习古人类学,观察和研究了馆里收藏的世界各地发现的主要人类化石和猿类化石的模型。

1949年秋，吴汝康获博士学位，他妻子也在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一般来说，吴汝康夫妇可以留在美国，找个合适工作，享受较好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切身感受到精神受到压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要为自己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中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体质有待研究，中国地下蕴藏着大量人类和猿类化石，有待调查发掘和研究，回国后大有用武之地。于是，他们下决心回国。到北京后，吴汝康访问了负责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部新生代研究室的裴文中先生，并参观了研究室。1949年底，他到大连医学院解剖系任教。1952年春，吴汝康到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的理事会。期间，顺访了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很巧的是，他在中国科学院传达室填写的会客单，被时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当时正在筹备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杨钟健看到了。杨钟健约见了吴汝康，并向他介绍了当时在周口店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一些肢骨，邀请他在该研究室建立后参加研究工作，并给他提供了大批有关北京猿人的研究资料。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吴汝康被聘为该研究室的兼职研究员，后经中国科学院领导努力，吴汝康于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专职从事人类化石的研究工作。

吴汝康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如果我不去访问吴有训副院长；如果杨钟健先生那时没有去传达室；如果我没有在报上发表过关于人类学的文章；如果杨钟健先生没有看到那篇文章，不知道我是在美国专攻人类学的，如此等等，我想我也不会从1953年开始从事人类化石的研究，也许一辈子不会从事这种研究，而由其他人来做。这看起来确是一种巧合和机遇，但是这种机遇之所以能被抓住，是与我多年准备分不开的。

吴汝康奉行的格言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让光阴白白浪费,一个人想做点事,就要刻苦努力,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年轻时这样,年过古稀仍旧是这样。他学风严谨,对于没有把握的问题,从不匆忙下结论。他反对将证据不足的科研成果草率地、不切实际地宣传报道。他对新事物很敏感,这主要得益于不断学习。他不仅广泛阅读本门学科的新文献,还注意有关学科，甚至哲学和政治理论。在从事古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对自然辨证法的学习,力图用它来认识和解释已知的古人类学事实。他一生别无嗜好,唯喜读书,不断从各种途径吸收多方面的营养为己所用,使自己的思维保持活跃。

他对个人的人生荣辱淡泊处之,不追求华服美食、高官厚禄,但望有书可读,有事可做。“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研究工作一度中断,但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条件研读可能对本门学科有较密切关系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不懈怠。

他十分关心人才的培养和科研队伍建设。早在1956年就开始培养研究生。他培养的研究生，不少人已成为研究人类学的骨干，有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世纪50-60年代有关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的科研论文绝大多数都经过他的审阅和修改。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奋斗，他使我国古人类学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把我国的人类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开拓了更宽广的研究范围，从而引起国际人类学界的极大关注，使中国在国际人类学研究方面占有了重要地位。

致谢 本文经吴新智院士修改，在此表示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