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是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它在国家科技规划制定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组织和参与国家科技规划的制定是国家赋予中国科学院的重要职能

中国科学院是由所属研究所(包括支撑单位)、院部机关和学部两大部分组成的。

1 中国科学院曾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和组织科技规划的行政职能

(1)1949年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务院下设“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

(2)政务院文委于1950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特别强调：科学院应根据近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并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作有计划的理论及实验的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强调科学的计划性与集体性，以加强各学科研究间的有机联系。广泛征求国家财经工作机构的意见并与之建立密切联系，以便随时按国家当前建设工作的需要，确定各学科研究工作的重点，建立地方工作站，集中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国家建设有急切需要，而当前尚无工作基础的学科，有计划地逐步加以研究。

(3)1951年3月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以便计划与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各部门举行的各种专业会议，凡与科学研究有关者，应邀请科学院派专人参加；各部门所领导的科学研究机构，在制订研究计划时应与科学院取得联系，并定期将研究情况副本送至科学院，以使科学院对全国科学事业有全面了解，科学院应尽量给予各部门研究机构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与协助；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宣传中国和外国科学研究的成果，并建议各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采择应用，或建议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对于这些成果的进一步的研究；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力求使自己的和全国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计划适应这些需要。1954年，中国科学院不再行使政府职能。

(4)1970年7月，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合并，成立新的中国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机构的基础上，设立科研生产一组，承担原国家科委的全国性科学技术的管理工作；原科学院的科研生产组改为科研生产二组。

(5)1971年7月国务院设立科教组，负责原国家科委和教育部的工作。1973年8月国务院科教组和科学院向各地、各部门发出联合通知，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进行民用方面的科技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制订。直到1977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建立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才不再承担国家科委的职能。

2中国科学院学部自成立以来，就担负着为国家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进行咨询的职能

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的学部成立于1955年6月。当时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中规定：在院的统一领导下，对院内指导本学部各研究机构制定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及个别学科发展计划，组织本学部各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学部的研究机构进行重大综合性科学问题的研究；对院外协助有关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及生产部门发展科学研究工作，促进学部所属各单位与高等学校、产业部门间科学研究工作计划的配合与协调。

1992年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是学部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指导学部工作的基本文件。章程规定：学部接受政府委托或根据学部委员的建议，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进行咨询，推动重大科技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研究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国情，对科学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

二 中国科学院制定科技规划的指导思想

中国科学院在领导本院及全国科技发展、制定科技规划与开展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科技规划思想，这些思想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1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眼光要看得远一点

郭沫若院长在题为“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科学通报》1951年1月号)文章中指出：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但其中有种种不同的历程。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成果立即可见诸实用；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看不出成效来。不能期待今天从事研究，明天就见诸实用。一件重要的发明发现，不知道要费多少年月、多少人的心血才能完成。而各种科学部门的研究都是有机地联系的，某一部门中的发明发现，也必须以其它部门的同一水平的成就为条件，才能获得。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怀着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点。国家的科学行政也应该把比较长远的算计放进科学研究里去。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注意理论与应用、国家目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适当配合。郭老这些见解，体现在《中国科学院1950年工作总结与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中。

2 要重视科学落后与国家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

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1955年3月)的发言中指出：科学落后与国家建设任务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必须引起全党重视的严重问题。党内在对待科学研究工作的认识上存在的相关问题：在执行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中，重视解决生产问题，轻视重大科学理论性的研究；对于必须在“一五”期间大力规划与建立科学研究基础的意义，在党内缺乏一致认识。科学事业必须在自己的土壤上生根成长，不可能也不应该永远靠朋友援助。要根据国家十五年建设的远景计划来具体规划与组织中国的科学事业。对那些为将来国家建设所必需而今天基础很弱或完全没有基础的学科，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设法把它们建立起来。

3 应加强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

院秘书长杜润生在第三次学部委员会议(1960年4月)上在谈到如何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问题时指出：要集中主要的力量研究当代科学发展中起带头作用的理论课题、边缘学科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课题。1972年9月，科学院代表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了“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发言，院党的核心小组起草了《关于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科学院是如何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的。

4 需要研究规划工作的原则问题

卢嘉锡院长在1983年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主报告中指出了规划工作的一些原则问题：第一，要明确战略目标。第二，在学科发展政策上，应当继续优先发展那些同经济建设关系密切和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学科，特别是那些可能导致开创新产业的学科；同时继续抓好属于科学发展前沿和我们有深厚基础的学科领域。第三，要明确我们的战略部署，并对近期、中期和远期的任务作出全面安排。

5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辩证关系

周光召院长在1988年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报告中强调：总的来讲，办任何事情，包括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都必须尊重经济的规律，必须考虑国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力支持的可能等等，这就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科学研究的探索性和继承性，在探索阶段要求有更大的自由度，学术上要有民主的气氛和环境。要尊重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基础、应用与开发三类科研工作，相互紧密而又有区别，应当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6 选择研究领域与方向应考虑五性

路甬祥院长在1998年冬季中国科学院党组务虚会议上指出：我们在选择领域和方向时应考虑五性：一个是基础性，第二个是要有前瞻性，第三个是战略性，第四个是交叉性，第五个是独创性。

三 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技规划制定中的作用

国家科技规划的制定是中国科技界的大事，中国科学院责无旁贷，竭尽了全力支持做好这一工作。由于科学院的职能在50多年的历史中发生过多次变化，因而在不同的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

1 国家综合科技规划的制定

(1)最早关注与探讨科技规划制定问题。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于1953年前往苏联进行为期近3个月的访问。代表团听取了包括苏联的科学计划工作在内的7个报告。回国后，院党组向中央呈送的访苏报告中认为：苏联制定科学计划首先是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以本门科学发展的必要性为基础，找出科学发展的生长点。

(2)开始国家科技规划制定的尝试。国家计委在1954年决定制定中国十五年计划，要求科学院一方面协助制订工业、农业及交通运输业的计划，另一方面配合经济计划，制定文教部门的十五年计划。该年8月科学院向国家计委、文委报送《关于国民经济建设长期计划意见的报告》，并附上钢铁工业等十几份专题报告。

(3)首次提出编制科学专项规划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柯夫达对规划与组织科学工作有丰富的经验。1954年来华后，相继考察科学院京区、华东、华南各研究所，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次年提出《关于规划和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些办法》，建议中国规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编制十五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以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十五年计划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院党组和郭沫若先后向周恩来和陈毅报告柯夫达的有关建议，建议由国家计委、科学院、高教部及其它有关各部组成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委员会，以着手制定全国五年的与远景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责成计委、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建议的意见，再提交中央讨论解决。

(4)参与国家科技远景规划的编制。国务院于1956年召开有科学院、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高等学校的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参加的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动员大会。陈毅要求在制定规划中，各部门党委及行政负责人和科学家建立同志式的感情，找彼此间的共同语言，打破隔阂，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会上宣布成立科学规划小组。科学规划小组以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和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完成了《规划纲要(草案)》。8月由陈毅主持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对草案进行结论性讨论，并通过《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从而完成了编制任务。

受国家科委委托，第三次学部委员会议(自然科学部分，1960年4月)专门讨论了由科学院草拟的全国《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三年规划纲要和八年设想(草案)》。这个规划比起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基础研究方面又有新的补充，特别是对与尖端技术关系密切的基础研究受到特别重视。

1962年聂荣臻提出要制定一个新的规划，即《1963—1972年十年科学规划》，确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分别组织制定。科学院分别参加了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两系统的规划工作。全国基础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主要是由科学院会同教育部组织900多位科学家编制出来的，于12月上报国家科委；翌年5月，科学院又向国防科委报送了《04单位1963—1972年十年计划轮廓(草案)》和《04单位1964—1972年三年计划(草案)》。

(5)自始至终倡导与坚持开展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在“文革”那样极端的条件下，国务院科教组与科学院还向国务院请示关于编制科技计划和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问题(1971年8月)。会议于次年在北京召开。

分管科教工作的邓小平于1977年8月邀请部分科、教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与会者围绕科学和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发言。我院严东生又对科技规划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6积极参与国家科技规划的调整与评估。1981年11月中央提出要分层次组织好科技攻关，国家计委、经委、科委为此组织各领域专家对《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进行了调整，并选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形成“六五”科技攻关计划。1982年为确定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多次论证会、评议会或讨论会，提出第一批备选重点项目。9月向国务院、中央书记处报送《中国科学院组织科技攻关情况的报告》。经过协调，最终确定6个方面的26个项目作为科学院第一批重点攻关项目，其中16项列入国家攻关计划。

1990年初，国家科委致函科学院，请向学部委员征求对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的意见；国家计委亦致函科学院，要求聘请学部委员对“八五”科技攻关计划进行咨询、评估和评议。接到委托任务之后，科学院和各学部及时召开学部主任联席会议，布置各学部组织全体学部委员对有关材料进行审议和讨论，从规划和计划的指导思想，整体布局、项目选定等方面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科学院将学部委员的咨询意见汇总后，分别报送给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其中很多意见已被采纳，在有关决策中发挥了作用。

学部受国家计委委托，于1993年对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计划进行中期评估，提出了18个重点项目(领域)的中期评估报告和总体评估报告，并及时上报给有关部门。许多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有关部门和承担任务单位的高度重视，对“八五”科技攻关计划的顺利实施与完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7)提出科技发展调研与咨询报告。科学院受国家科委委托，于1987年组织院内外113位专家，开展了全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战略问题的全面调研工作。调研范围包括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最后完成15个学科专题报告和一份综合报告。报告于当年年底呈送给国家科委，许多意见已在国家科委的有关工作文件及领导人的报告中反映出来。

技术科学部于1989年12月26—30日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讨论审议由学部组织有关专家编写的六个专题咨询报告，即关于试行公开招聘重点高等工科院校学术带头人的建议、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原料路线的建议、以电力为中心论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通信合理结构的建议、促进我国计算机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研究和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进入良性循环的建议。审议后呈送国务院后，其中部分被国家“八五”计划所采纳。

2 国家单项或领域科技规划的制定

中国科学院不仅积极参与了国家综合性科技规划的制定，而且还提出或参与制定了一些重要的国家单项或领域科技规划。

(1)提出人造卫星研制倡议与计划。苏联和美国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等建议中国也要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张劲夫把这一意见反映到中央全会上，于是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聂荣臻委派张劲夫、钱学森、王铮负责卫星规划。1959年院党组遵照邓小平“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的指示，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先开展探空火箭和卫星单项技术的研究，创造必要的研究试验条件，为后来空间技术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1964年)，赵九章又致函周恩来，认为中国已具备研制人造卫星的条件，建议中国采取措施，抓紧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致函聂荣臻，也建议把人造卫星研制早日列入国家计划。随即张劲夫等组织院内有关人员讨论，形成一份给聂荣臻的报告。聂荣臻请张爱萍约请张劲夫、钱学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根据座谈意见，国防科委提出预计在1970、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该报告经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从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开始。1966年5月在651设计院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科学院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论证准备会议，组织有关单位，对中国卫星系列规划进行了系统论证。这次会议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具有引导和促进作用。

(2)制定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的规划。科学院于1960年3月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研究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草案)》，这是以原子能利用和喷气技术为纲，争取3年之内，基本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设想。围绕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提出了6个方面的研究任务。

(3)研究和制定星际航行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科学院于1963年2月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其任务是负责本学科领域的组织与规划工作。该委员会组织一批科技人员，研究和制定了星际航行方面的科技发展十年规划，使以后数年空间技术的预研工作得到协调发展。

(4)提出跟踪研究战略高技术的建议。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学部委员向邓小平呈送“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高技术的建议书”。邓小平迅速作出批示，并责成有关负责同志落实。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立即组织200多名专家，通过大量调研，制定出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后简称“863”计划。

四 历史的启迪

中国科学院无论其职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50年来一直以高度责任感主持或参与国家各类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指定。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给我们今天指定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以许多重要启迪。

第一，中国科学院具有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的长期经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对国际科技发展动态与趋势有着长期的追踪与探讨，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有很好的研究与把握。

第二，中国科学院在科技规划制定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已成为国家思想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三，中国科学院在制定科技规划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完整而又务实的规划制定理论与方法，并在历次规划制定中得到检验与调整。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与利用这些知识资源。

第四，中国科学院具有一大批高水平的规划制定专家队伍，这些专家视野开阔、境界极高，在历次国家科技规划制定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更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