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创新研究属于复杂性科学

创新问题长期未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创新属于复杂性现象，用经典科学范式审视，创新不是科学研究的课题，它也没有能力给创新的机制、规律、原理以科学的阐释。

经典科学的方法论以还原论为主导，基本信条是认定部分比整体简单，一个问题太复杂，就把它分解为较小的部分，只要分解得合理，且足够小，即可消除复杂性，把部分认识清楚，综合起来就能得到关于整体的认识。创新，尤其战略创新，不论是科学的或技术的或工程的，还是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都属于不能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一个创新事物，或为科学新发现，或为技术新发明，或为艺术形象的新塑造，或为器物(社会组织属于社会器物)的新创制，或为社会制度的新建立，都是一个新系统从无到有的发生发展过程，不可能通过还原为部分找到正确的解释，“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当适宜的方法论尚未建立时，创新被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之外是必然的。

首先有所突破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他首次把创新作为经济学概念加以考察(《经济发展理论》，1912)。经济运动尽管也有可以应用简单的力学原理解释的内容，但本质上属于复杂性问题，经济研究是孕育复杂性科学的基地之一，现在的复杂性研究中大量问题来自经济学。世界进入20世纪后复杂性问题不断造访科技界，相继出现一批先期性探索，熊彼特的工作也属于其中。40年代，复杂性第一次被科学界明确当成科学研究的合法课题，韦沃尔宣布复杂性是20世纪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这个时期的复杂性研究与经济学密切相关，一般系统论创始人中地位仅次于贝塔朗菲的保尔丁是经济学家。80年代前后是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期，这同经济学关于创新研究有密切联系。被誉为世界复杂性研究中枢的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大量工作与经济有关，阿瑟的报酬递增理论、霍兰的都市发展模型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他们的核心概念之一“agent”直接来源于经济学。复杂性研究的钱学森学派也同经济问题研究密切相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基于710所关于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指导者为经济学家马宾)而提炼出来的。

复杂性科学对创新、特别是战略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随便翻开有关创新问题的论著就会发现，它们都大量使用系统、信息、涌现、结构、环境、功能、控制、线性、非线性、动态性、自组织、自适应、不确定性等概念。复杂性科学提供了有效的思想导引、概念框架和方法论支持，创新研究正在发展为复杂性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创新的系统学诠释

熊彼特严格区分创新和发明，强调创新应以获取经济效益为依归。联合国经合组织文件《科技发展概要》(1998)和《创新美国》(2004)，更加强调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发明创造才算创新。这只是狭义的创新概念，从创新的学术理论研究看太狭窄。许多科学理论创新须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显示出经济价值，有些则根本不能应用于经济发展，其社会价值只在于“学以致知”(陈佳洱)，把它们排除于创新之外是荒谬的。从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看，应采用不考量经济价值的广义创新概念：创新即创造新事物，一切经过人的努力而产生的事物，只要有益于社会和人的存续发展，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实体的还是符号的，都是创新。

创新是由创和新两个要素构成的复合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创新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于“新”字，即产生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新制度、新社会、新文明等。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创新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于“创”字，新事物不是原有事物自然的线性延伸，亦非从别处简单移植引进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代表一种质的进步。“创”需有主体，“新”需体现于成果。创新系统五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目标，创新模式，创新工程，创新成果。创新主体从一定的创新目标出发，按照适当的模式确立创新项目(对创新成果的价值预期)，先创建出观念形态的成果，再将它作为一定的工程过程展开，以构建出满足创新目标要求的实际成果，就是创新系统。

1、创新主体。作为子系统，主体由创新欲望(意志)、创新理念(包括价值观)、创新能力(知识、智慧、技艺)三要素组成。创新的核心是知识创新，科研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的产品都是知识形态的东西；器物、组织、制度的创新尽管最终成果为非知识形态的存在，其灵魂还是知识的创新；新的器物、组织、制度是新知识的物化(物质载体)，知识创新是器物、组织、制度创新的先决条件。个人作为创新主体，重要的是考察其知识结构和品行素养(包括科学精神、社会责任、冒险精神等)。战略创新的主体应是社会群体，特别是国家，同时关注硬结构和软结构，考察人才配置、人际关系、团队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团队文化等。

2、创新目标。创新总体上是一种无穷过程，由无数具体创新活动组成。从无穷的创新过程中确定出一项具体的创新活动，关键是创新目标的设定。创新目标是创新系统的软要素，蕴涵着创新主体对创新成果基本性能的价值预期，限定了创新路径和方法的选择范围(可能性空间降维)，对创新系统的成败优劣有决定性影响。

3、创新环境。创新必有环境，系统与环境互塑共生原理也适用于创新问题。创新所需原材料和其它必要条件就蕴藏于环境中，关键在于创新主体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去适应和利用环境，从环境中发现和选择创新的资源、养料、条件，确定可行的目标(创新目标是创新主体针对环境而确定的)。创新系统并非完全被动地依赖于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改造、驾驭环境。环境有约束、妨碍创新的一面，创新主体应趋利避害，尽量削弱负面影响，甚至变不利为有利。总起来说，就是营造创新环境。

4、创新模式。模式关乎系统整体的、根本的属性，而非局部的、细节的属性；模式不同于方法，在意的不是可操作性、程序性，而是大的思路、程式、架构；模式所指偏重于系统软因素的组合方式，或内在的、隐蔽的运作机理。创新模式包括创新系统的结构模式和行为模式，须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如线性模式或非线性模式、静态模式或动态模式等等。通常讲的原始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指的也是创新的三种模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都有这三种创新模式。

5、创新成果。创新成果作为系统有其生成过程。系统生成论的基本原理是有生于微(脱胎于惠勒命题It from bit)，它也适用于创新系统。新事物总是从无到有产生出来的，但起点是微。这个“微”指一种以微不足道的物质能量载荷和传递的关于新事物的信息核，它包含了新事物的核心信息，但盛载它的物质、传递它所需的能量少得无须考虑，而它的形成方式、条件等又往往让人莫名其妙(微妙)。

系统生成的三段论。以A记创新成果，A生成的第一步是从无到微。人造新事物的“微”是创造者头脑中最初闪现的思想火花，往往是可以意会、难以言表、极易消失的，它的突然涌现不能还原为部分去研究。第二步是从微到雏形，新事物A的雏形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微”经过培育生长而对多种内外资源和条件反复集成整合的结果，在科学研究中雏形就是形成待证实的假设或猜想，在文艺创作中雏形就是文艺家的创作意向或大纲，在一般社会实践中雏形就是由创新需求转化而来的工程立项，即关于新事物初步的总体设想。第三步是从雏形到成型，就是创新工程。创新工程由创新需求激励而启动，从工程立项开始，然后把工程立项转化为规划设计，以信息形式描述创新成果的组分、结构和性能，再经过施工操作把观念形态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创新成果，即成型的A。这也是创新成果生成的三段论。

三、战略创新的复杂性在于系统内含的对立统一

复杂性的一种哲学表述：“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 (毛泽东)“复杂性――联结相互斗争的概念”。(莫兰)

两类矛盾：可以作极化处理的矛盾，允许忽略两极对立中的某一极，把事物看成只是另一极，做出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理解，是简单事物；不允许作极化处理的矛盾，必须把对立统一当作对立统一来处理，是复杂事物。

创新系统的矛盾：局部与整体、内部与外部、短期与长期、有序与无序、合作与竞争、静态与动态、发展与稳定、线性与非线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等一切系统普遍具有的矛盾；创新的特殊矛盾：固本与创新、引进与自主创新等。而普遍矛盾一经发生在创新过程中，就具有了创新的独特形态。创新研究离不开矛盾学说。

战术创新和战略创新。仅仅关系到系统局部、近期、枝节问题和利益的是战术创新，面对的矛盾较少，一般不突出，形不成矛盾网络，基本属于简单性问题，大多可作极化处理。关系到系统全局、长远、根本问题和利益的是战略创新，不仅集所有局部问题于一身，而且涉及由不同局部之间相互作用而涌现出来的整体性问题，矛盾多而突出，又相互交织而成复杂矛盾网络，必然呈现出种种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不允许作极化处理，必须把对立统一当成对立统一来处理，故使人感到左右为难，甚至左支右绌。复杂性问题一般不存在最优解，可行的是令人满意原则，任何决策都留有遗憾，有反对意见，有事后认为原本可以避免的偏差。而只要有偏差，就可能被系统固有的非线性机制放大，人为地增加问题的复杂难解性。

创新与固本的对立统一。“本”指系统现存各种稳定的规定性的总和。本必有惰性，创新意味着变本，本不变，何来新？但新依托本而生长，无本则无新，本不固何以创新？只有坚持“创新与固本的两点论”(罗霈霖)，做到本、新兼顾，通过创新来固本。但使本新兼顾恰到好处是复杂而困难的，实践中每走一步都能感到本、新兼顾的复杂性，只能辩证地把握。

个人作为创新主体，处理不好创新与固本的矛盾是常态。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年轻学子要成家，就得努力挣钱；要立业，就得“板凳要坐十年冷”：两方面的矛盾十分突出，能够处理好这对矛盾的人凤毛麟角，还须有难得的机遇。中国学界浮躁风气如此盛行，重要原因就是面对成家与立业的尖锐矛盾，大多数人放弃夯实基础以成大业的学问正道，把主要心思用于寻觅名利双收的捷径。在这样的人才环境中组织实施战略创新，必然要面对两难困境的复杂性。

整个民族作为创新主体亦然。中国在建立工业文明中落后挨打，与传统文明之本太强固有极大关系，失去独立创造自由市场经济、议会民主和还原论科学的历史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五四”精英们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过激行为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能全盘否定他们，因为直到今天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不可轻视。但全盘否定传统也带来明显的负面后果，改革开放以来崇洋媚外更加泛滥，已构成对中华民族生存之本的威胁。文论界(董学文)：“欧美的种种理论都是先进的，它们的过去时应是我们的现在时；它们的现在时应是我们的将来时。只有追赶到与它们‘同步’的水平，才有资格与之交流对话。”典型的殖民地心态，存在于各个领域。执行这条路线，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现代化要求中华民族做出整体的、根本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只能在固中国传统文化之本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矛盾带来亘古未见的巨大复杂性，已被近160多年的历史充分展示，而且还将困扰我们很长时期。中国要完成现代化，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性，处理好创新与固本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舍此别无出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他们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是否较好地处理这种复杂性直接相关。

创新离不开辩证法。把辩证法教条化，或庸俗化为变戏法，固然要不得；但鄙薄矛盾学说，贬斥辩证法，弃之如敝帚，也要付出代价。

四、国家战略创新是开放复杂巨系统

作为国家整体行为的战略创新是钱学森所说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一般特征，战略创新应有尽有。

1、国家战略创新的开放性

经济全球化是国家的战略创新的大环境，充满矛盾。一方面，强劲的全球化趋势使资源、信息、技术、知识、人才、资金等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谁善于吸收、利用、重组、改造这些要素，谁就能走在战略创新的前头。另方面，西方国家数百年殖民统治和推行霸权主义，造成极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知识产权被滥用，公开的或隐蔽的封锁、压制、破坏无所不用其极，使我们极难利用国际有利条件搞创新。这一矛盾为我们的国家战略创新造成巨大复杂性。国内不同子系统的相互开放也很重要，但市场经济驱动下不同单位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致使相互封锁、挖墙角、信息保密等恶劣风气盛行，自己的新思想宁可告诉外国人，也不愿意让国人知晓，甚至某些贵为院士者也如此行事。

2、国家战略创新系统的巨型性

3、国家战略创新系统的组分异质性

国家战略创新不是简单巨系统，而是复杂性巨系统，涉及的是性质迥异的社会组织、部门、领域、方面、行业。传统社会的本质是结构单一、匀质，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基础结构经过一系列的分化和重组，产业、产权、职业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社会分工高度发达。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这种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重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内部关系的多样化、组织管理的多层次化急剧扩展，大大增加了社会系统内在的异质性，造就难以描述的结构复杂性。

4、国家战略创新系统的非线性

系统要素之间、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它们的集成整合必定造成异常巨大的结构复杂性，结构复杂性必然带来系统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行为过程的曲折性。社会系统的非线性要比自然系统更发达。国家战略创新涉及社会的所有子系统，如科学、技术、工程、教育、文化、经济、法律、政治、军事、社会保障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软硬要素的相互作用，都呈现非线性形式，且花样翻新，异常突出。投入与产出、举措与效果的非线性关系大量表现在创新中，如科研经费和条件的显著改进并未带来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增加，大学教育改革的某些举措导致教育腐败，一些为发展学术采取的举措带来的却是学术腐败，诸如此类的非线性现象在今天司空见惯，严重阻碍创新人才的培育。社会系统固有的非线性都会出现在国家战略创新中。

5、国家战略创新系统的动态性

非线性和动态性是造成系统复杂性的主要内在根源。非线性动态系统常呈现时延、失灵、震荡、瓶颈、分岔、路径依赖、稳定性交换、非线性放大、敏感依赖性等奇异特性，它们在国家战略创新系统中应有尽有。仅粗略论及一点。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路径依赖性，现在成功运行的模式是沿着特定路径演变而来的，不问具体路径如何，随意把A系统的成功模式简单照搬于B系统，是要失败的，甚至会酿成大祸。俄罗斯休克式改革也是它的设计者作为重大创新而提出的，巨大的破坏性早已昭然于世。究其根源，在于把西方在数百年间沿着特殊路径发展起来的那一套照搬于本国。不少中国人十分向往美国社会，认为只要把美国成功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模式照搬过来，中国就会迅速现代化。这就是企图以简单引进代替自主创新。殊不知美国模式是在美国的独特自然和历史环境中沿着美国特有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其中许多条件具有历史的唯一性，只有美国有幸取得之。不顾这一切，把美国模式照搬到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极大不同的现代中国来，其悲剧性后果将比俄罗斯大得多。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自主创新(越是重大问题越需要自主创新)，承认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复杂性，依据中国国情自主地、稳步地、坚持不懈地创新，不断积累，最终定能创造出适宜于中国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模式。

6、国家战略创新系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非线性动态系统的一大特点是永恒的新奇性(恒新性)，未来有不可预料的一面，出人意料的新东西层出不穷，必然内在地生发出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性，如混沌性(内随机性)、灰色性、模糊性、信息不完备性等。外部环境总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外)随机性。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出现在国家战略创新中，再加上创新过程固有的有不可逆性，导致国家战略创新常有巨大的风险性。

钱学森：所谓复杂性，就是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开放性、巨型性、组分异质性、相互关系的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风险性等汇集整合在一起，就是复杂性。国家战略创新无疑具有这种复杂性。

五、驾驭战略创新的复杂性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开放性、巨型性、异质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风险性、复杂性都是价值中性的，既可成为妨碍创新的阻力，也可成为推进创新的动力。只要利用得好，开放性、巨型性、异质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风险性，总之复杂性，都是有利于创新的积极因素；否则，都可能成为阻碍创新的因素。国家战略创新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把一切内外有利因素整合集成起来，尽量把各种不利因素屏蔽起来，以产生最高最佳的系统效应。

战略创新是作为一种系统整体特性而涌现出来的。系统的整体涌现性由组分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共同决。国家战略创新需要全面发挥国家作为系统的组分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形成四种效应的协同效应。国家战略创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系统工程，而是钱学森所说的综合集成工程。这并非说一定要把战略创新问题拿到研讨厅去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得出有关战略创新的具体数据。国家战略创新难以建立数学模型，可行的是定性的综合集成，即把整个国家的创新意志、创新智慧、创新力量、创新资源、创新条件等综合集成起来，以产生国家规模的整体涌现性。

一句话，国家战略创新需要学会驾驭复杂性，要驾驭战略创新的复杂性，就得建设创新型国家。何谓创新型国家？

定量指标：

定性特征：

(1)创新意识成为民族文化的基本成分

(2)形成国家创新意志

(3)国家作为系统的结构优化到能够依靠这种结构(体制制度、组织形式、运作机制、“游戏”规则等)去保障、支持、促进创新。

创新型国家应是社会自组织与社会他组织的结合，在创新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组织与他组织各自的长处，屏蔽各自的短处。(参见《论建设创新型国家》，北大学报(社科版)，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