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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迷思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社 发布时间:2006-09-20 【字号: 小  中  大   

 

经济系统:有无“技术进步”?

研发系统:“一盘散沙”

资本主体:动力何在?

技术进步:谁的宿命

行政管理部门:该演什么角色?

 

一、经济系统:有无“技术进步”?


    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者中,“共识”是一种稀缺资源,但对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之少,却有高度的共识。

    但经济学者们的共识与公众的日常体验矛盾。70年代,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而今在城镇里几乎普及了手机。70年代只有科研单位才有计算机,而今宽带上网的家庭电脑稀松平常,其性能比当年价值150万元的TQ16高出不知多少倍。70年代坐飞机几乎是高干的特权,而今的机场就像当年的火车站那么拥挤……。这一切难道不是技术进步?我们年年在评“科技进步奖”;年年发布“N大科技进展”;我们的专利、论文一年比一年多;70年代,大学生就是“大知识分子”,而今招考公务员,“学士一操场,硕士一礼堂,博士一走廊”……,怎么居然没有技术进步?
    从这个角度看,技术确实在进步,而且进步巨大。然而经济学者是从要素利用效率的角度看问题。在经济学者们眼里,经济系统是一台“机器”,它吸纳的要素是“资本”和“劳力”,而输出的是“产出”。他们用Cobb-Doglass 生产函数来描述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它本质上是用“资本”和“劳力”的组合来解释实际的“产出”。如果这台机器有技术进步,那“产出”中一定有不能用“资本”和“劳力”的组合来解释的部分。经济学者将其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并用以解释经济系统在技术、组织、活力等方面的变化。
    李京文在《中、美、日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研究》中指出:1953——1978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1979——1990年TFP大约以2.53%的速度增长,在平均8.3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30.3%。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50.97%。

    Chow发现1952-1978年,TFP保持不变,即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2.7%的速度增长,在平均9.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28%。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62%。

    胡鞍钢、郑京海则发现:1978-1984年TFP增长率最高,为7.65%,1996-2001年期间最低。1995-2001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在1996-2001年期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

    王英伟、成邦文的测算发现:199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滑。

    事实上,在我们一路风雨的经济发展史上,“产出”波动甚大,造成这种波动的,是明显存在的时事性的因素。如果存在技术进步,它本质上随时间稳定积累,要评估技术进步,应排除这类时事性因素的影响。

    这启发了一个非常规的分析思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只能决定当时条件下的可能产出,而实际产出则表现为时事性因素所砸出的“坑”。于是,Cobb-Doglass 生产函数能估计的,本质上是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所对应的可能产出。

    循此思路拟合出的结果见图一:


图一:实际产出量与要素投入的可能产出量

    计算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产出”1977年前取为国民收入,1978年后取为国内生产总值,都按1952年价格换算。

根据张军、章元的测算,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为800亿元,以后由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

    至于劳力的投入,取全社会就业人数。

    计算显示,在大多数年份,实际产出相当接近于由“要素投入”决定的可能产出。这表明在长达半个世纪内,大多数年份的产出,用“要素投入”可以很好地加以解释。在以1952、1962、1968、1976、1990年为中心的几个区间内,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偏差较大,在这些时段,我国的经济生产都受到明显的时事因素干扰,以至要素投入未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例如,1952年还处于战后恢复阶段,新政权正在学习管理社会事务,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之后,社会正在逐步进入和平建设的状态,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磨合期”,因此实际产出只能逐步逼近可能产出。其后几个非常态时段,时事因素所砸出的“坑”的大小、形态,也与我们对时事因素冲击程度的主观感觉一致。

    这个计算中得出的TFP增长率如图二:



图二:TFP的增长率

    可见在绝大部分年份,TFP的增长率小于2%,1978年前,TF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很大,但逐渐收缩,总的趋势是从0.8%向2%靠拢;1978年后,波动幅度减小,但总的趋势却是从2%降到1.8%,从2001年到2005年,TFP的增长率持续且加速下降。

    我们的分析从旁印证了经济学者们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及其效率改善缓慢,从而技术进步缓慢。

    那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不错,我们家里的计算机是大大进步了,可在计算机产业里,我们拥有的是什么?缺乏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付出的又是什么?我们拥有的是廉价的劳力和巨大的市场,缺乏的是芯片技术和系统软件技术;于是我们得到的是组装、加工、分销费用,付出的是核心技术费用和品牌费用。在全球计算机产业链中,我们的企业生存于利润率最薄的那些环节,以至于业内人士称“卖计算机的利润还不如买鞋高”。这不足为奇,在没有技术门槛,因而竞争激烈的环节上,利润不可能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

    换而言之,公众感觉到的“技术进步”不是我们的经济系统创造的,而是用大家的钱从外面买来的。事实上我们坐的民航机全是进口的,在民航公司大叫“亏损”的同时,“波音”、“空客”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中国的航空工业却面临生存危机。

    那经济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障碍在哪里?

二、研发系统:“一盘散沙”?


    “技术进步”离不开技术研发系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来看看技术研发的投入是否不足。1985年以前的科技投入已无从稽考,我们只能找到1985年以后的数据。图三显示了我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占GDP的比重:



图三: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占GDP的比重

    数据显示1993年前,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占GDP的比总大体维持在2%左右。从1992年到1996年,此项比重连续下滑,从2.09%降到1.54%。1996年后,此项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3.16%。

由于我国GDP逐年高速上升,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绝对值实际上增幅惊人(图四)。



图四: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

    以不变价格计算,2004年的投入为1985年的8.8倍,平均每年增长27.3%,远高于GDP的增幅。

    当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大幅上升时,经济学者观察到的“技术进步”却在减速,实在令人费解。

    难道我们的技术研发体系不起作用?

    技术研发体系的业绩通常用专利数量表征,自1985年以来,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国内专利申请大幅上升(图五),这似乎暗示我国的技术研发体系卓有成效。


图五:国内累计专利申请受理量

    技术研发类似经济生产,投入的是资金和劳力,得到的是研发成果。如果我们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代表资金的投入,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代表劳力的投入,用“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代表我国技术研发体系的产出,那就可以用分析经济生产类似的思路,用Cobb-Doglass 生产函数来分析技术研发体系的效率(图六)。



图六:要素投入的可能生产能力与实际专利申请受理量

    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2004年,技术研发系统的产出年均增长17.5%,其中,资金投入增长的贡献占21.5%,劳力投入增长的贡献占37.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41.1%。可见研发系统的效率有明显的提高。

    计算中发现,“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每增加1%,“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增加0.294%;而“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每增加1%,“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增加0.706%。可见劳力投入的边际产出远高于资金投入,我们理应吸引更多的劳力投入技术研发之中。

    由统计数据展示的要素投入格局(见图七)告诉我们,1999年以后,“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急剧上升,2000年后“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的增速却放缓。从2000年到2004年,经费增加了68%,而劳力只增加了10%。



图七:技术研发系统要素投入格局

    而这正是因大学扩招,高学历劳力供应扩大的时段。如果劳力增速与经费增速相当,由0.706%的弹性系数可以估计,2004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应可增加41%。

    这提示我们,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技术研发系统更多地依赖资金,而更少地动员我们本来丰富而廉价的劳力。各国经验都表明,任何一个专业团体都倾向于争取更多的资金,同时抬高新人进入门槛,这符合团体内成员的利益----拥有更多的资源而面对更少的竞争。然而,这却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效率。

    专业团体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足为奇,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有合理的机制制衡之,以保障社会的整体效率。事实上,数据显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制衡专业团体私利的能力。

    仅看专利申请量,并不足以全面衡量研发系统的产出,我们来进一步看一看专利申请的构成。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申请量,从专利性质的角度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从申请人法律地位的角度分为职务与非职务两类。截至到2006年5月,国内累计申请的专利分类见图八。



图八:国内累计专利申请构成

    我们看到国内申请专利的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具有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比重很低,绝大多数专利申请集中在没有多少核心技术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上;其二,非职务专利申请比重很高。

    对比一下在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的外国人,国外累计申请的专利分类见图九。



图九:国内累计专利申请构成

    国外申请的专利高度集中于具有核心技术的发明,高度集中于职务申请。比较国内外专利申请结构,可发现我国技术研发存在的两个致命问题:

    其一,缺乏对核心技术的突破,技术研发停留在浅层;

    其二,技术研发呈散兵游勇状态,组织化程度低。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关联的。组织化程度低,许多技术研发活动由散兵游勇进行,许多组织内研发人员“身在曹营”心在自己,这表明我们的技术研发体系远未达到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状态。在科技高度发达,国际竞争激烈,国际资本在技术领域进行全球布局的今天,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技术研发体系,怎么可能让我们掌握核心技术,在技术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资本主体:动力何在?


    尽管我们的技术研发系统的产出质量偏低,我们毕竟有高速增长的专利申请量,技术研发系统本身的效率也在提高。从经济系统中,却看到技术进步在减速,这尚需在技术研发系统之外寻找原因。

    在经济系统中,企业系统是将技术研发落实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我们的企业系统在改革之前,是一个执行上级指令的“行政系统”,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现已基本转化为追逐资本利润的“理性经济人”系统。

    作为追逐资本利润的理性经济人,企业的行为决不是“要不要技术进步”这个层面的问题决定的,决定其行为的只有一个问题:哪里最容易为资本获得利润。

    为此我们先来分析社会资本的构成,然后看看资本主体最容易获得利润的方向。

    北京大学平新乔根据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分析,发现2001年底在全部法人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产占44.29%。,国家绝对控股企业资本占51.4%,国家控股企业的资本占56.27%(平新乔《中国国有资本对经济的控制方式的转变及其效应》)。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末在全国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48.1%,远高于位居第二的个人资本(28%)。国家资本占绝对多数的企业类别有: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见国家资本控制着社会资本的绝对多数。

    梳理二十多年来企业的生存环境,可以发现,对我国绝大多数有组织的资本而言,最容易获得利润的方向大体分布如下:

    其一,“减员增效”。

    国有企业在社会就业中占的份额最高也就是19.1%(1981年),此后一路下滑,自1997年后,更是势如雪崩,一路降到2004年的8.56%(见图十)。



图十:国企职工/社会就业人数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拥有最大资产分额的国有企业,一直将就业视为负担,极力摆脱之。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更堂而皇之地将“减员增效”作为基本政策。

    例如,2001年当时的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公开提出:

    “减员指标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减员分流的人数,这个指标必须坚决完成,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二是减员分流的资金,减员分流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要注意节约使用资金;

    三是工资总额要同步核减,减员如不增效,则是假减员。”

    他要求将这三项指标“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范围。”颇有趣味的是,他提出:“省市石油公司收购加油站要坚持只收资产,不收人员”,旗帜鲜明地聚敛财富而排斥就业。

    这一方针在全国得到了有效的贯彻。事实上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 的份额一路下泻,并带动全社会职工工资总额下滑。1998年后,全社会职工资总额占GDP 的分额微幅回升,而在国有单位,工资总额仍伴随其就业分额下滑(见图十一)。



图十一:工资总额/GDP

    至于位居第二的私人资本,统计年鉴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是各类企业中人均工资最高的,深圳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二十多每年来几乎没动,由此可知,这类资本的利润来自何方。

    当占有社会资产主体的企业视“减员”、压工资为“增效”的有效途径时,又怎么能指望它关注技术进步?

    其二,“跑部钱进”

    2005年,国家专项转移资金拨付总计4.4万个项目,平均每个4.36万元,不足10万的项目就有8800多个,如此细致的资金分配必然导致各方与资金分配者间复杂的博弈关系。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涉及资金156.37亿元;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的20%。以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和发改委,而今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

    可见,“跑部钱进”对地方而言是一个既现实又重大的问题。缺乏透明法规的转移支付,就成了有关分配部门与地方间利益勾兑的空间。而能否有效地与中央相关部门勾兑,能否获得“吃偏饭”的机会,事实上成了各地方间竞争的重要方面,并由此导致了令社会侧目的“驻京办”现象。

    透明法规的缺乏,使国家转移支付资金去向不明。2005年,审计署对20个省(区、市)地方预算进行抽查发现,中央实际转移支付7,733.65亿元,而编入地方预算的为3,444.27亿元,仅占44.5%。这意味着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甚至脱离了政府的监督。

    不要以为这仅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事。事实上每个部委的转移支付背后都有一大批企业。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三峡移民;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科技进步;无论是信息化还是重振装备工业,聪明的“企业家”们知道,每一个政策倾向都会落实到某个或某些部门的某种转移支付。而获得这种资金的必要条件有二:其一,写出能通过审查、鉴定、论证的有关文档;其二,与该部委相关人员建立适当的关系。这个领域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行当,这类转移支付成了某些企业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企业负责人,您的注意力是放在“跑部钱进”上还是放在既要投入又有风险的技术进步上?

    其三,行政垄断

    平新乔在分析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时发现:国家资本主要集中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在非竞争性的或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60%至70%左右。”

    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提供的工业各行业经济指标,可以计算出国有企业在工业各行业内,占各项指标的分额,用这些份额的均值作为国有企业占该行业的份额,发现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行业顺次为:

表一: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行业














































         

国有企业分额

烟草制品业

97.3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94.93%

其他采矿业

88.59%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87.0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81.4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81.11%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76.9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67.2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65.5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4.4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3.4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51.78%

非金属矿采选业

51.28%

    在全社会资本中,国家资本拥有最大分额,这样巨额的资本高度集中于行政垄断行业。在行政垄断的保护下,企业何来技术进步的动力?

    以汽车工业为例,从1986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到1987年8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到1988年,国务院在《关于严格控制轿车生产点的通知》到1989年3月发布的《产业政策要点》1990年国务院颁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到1994年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汽车产业政策的核心一直是促进“规模”和“集中度”,为此,以各种手段保护在位者,限制新进入者。以建立“少厂点、大批量生产体制和少数大型企业间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1994年版)。

    而实施这种产业政策的结果,使国内的所谓“3+9”汽车集团成了跨国汽车巨头“6+3” (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丰田、大众、雷诺-日产6家巨型跨国公司,和相对独立的本田、标致-雪铁龙和宝马3家公司)的“搬运工”。国内三大汽车集团中只有一汽的“红旗”勉强支撑,其他两家早已没有了自己的轿车品牌,在竞争中彻底失败。而“6+3”在华合资公司控制了95%以上的市场,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也掌握在他们手中。由跨国汽车巨头主导中国汽车市场的格局已经形成。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指出:“40%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国内市场,拿走了70%以上的利润”。

    垄断遏制技术进步,这在经济学界早有共识。一方面热衷于“与国际接轨”,一方面热切地盼望“技术进步”,同时却用行政权力为垄断保驾护航。这逻辑着实让人看不明白。

    “减员增效”、“跑部钱进”、“行政垄断”,诸如此类包赚不赔的机会,是我们拥有巨额资本的大型企业不思进取的主要因素。从源头上压缩这类非经营性利润来源,迫使各类企业直面市场竞争,才能使技术进步成为所有企业发展乃至生存的必要前提,技术进步才会得到社会资本主体的推动。

四、技术进步:谁的宿命


    企业致力于技术进步,是一件既要高投入,又有高风险的事。不是不得已,没有一个理性经济人会纵身投入其中。人们会举出许多靠技术进步而成功的案例,将这条道路描绘为洒满阳光的康庄大道。而事实上,“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有无数倒闭企业的尸骨。

    据发达国家创业数据统计:每年都有上百万家新企业诞生,35%的新企业在当年就失败了,活过5年的只有30%,生存10年的仅为10%。中国创业数据统计结果也显示: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高达70%以上。七成企业活不过一年,平均企业寿命不足3年。

    在这样的经济现实中,如果有“减员增效”、“跑部钱进”、“行政垄断”这类包赚不赔的机会,哪个企业会弃之不顾而去致力于技术进步?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源指出:我国约有85%的专利来自于中小企业,在整个产业化的过程当中,约有65%的专利是由中小企业来实行产业化的。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十五”期间,完成的6000多项省级以上新产品中,由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占了一半多,由中小企业申报的专利占了全省总量的70%以上。

    中小企业为何关注技术进步?因为它们缺乏“减员增效”、“跑部钱进”、“行政垄断”这类包赚不赔的机会,因为它们面对严酷竞争的现实。

    由统计数据可以推算出,我国工业领域内,拥有巨量资产的大中型企业只提供了26.49%的就业机会,而73.51%的劳力靠微薄的资产在小型企业乃至微型企业中生存。它们没有影响政策的能力,没有冠冕堂皇的招牌,也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关注。它们唯一的生路是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在拥挤的市场上争夺日益稀缺的购买力。为此它们不得不关注技术进步。不足3年的平均企业寿命说明了这种竞争是何等的残酷。即使一个企业靠技术进步取得了市场和社会的认可,等待它的也未必是丰收。

    当年的微型企业Nescap发明了网络浏览器,一时红遍全球。然而微软一旦回过神来,将浏览器组合到Windows里,立刻将Nescap掐死。当网络刚进入中国时,无数小型企业投入ICP(接入服务)之中,然而等它们将市场培育起来,还没来得及收回成本,电信一动手指头就将市场尽数囊括,无数小型企业“由先驱变先烈”,令业内人士唏嘘良久。

    问题不在于微软或电信的“良心”,在资本逻辑下,这是它们的理性选择。小型企业别无出路,只能承担技术进步所不可避免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大型垄断企业则可以静观无数小型企业的搏杀,从中寻找风险最小的方向,谋定而后动,用庞大的资金、市场运作能力乃至政策影响力,席卷已被判明的、低风险高利润领域。

    在资本逻辑下,扮演技术进步的探险者乃至先烈,而非收获者,这是小型企业的宿命。撕破那些玫瑰色的幻象,看清企业生态中真实而残酷的现实,才可能判明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要点何在:在于改善小型、微型企业的生存条件。

    小型、微型企业承担着两项基础性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以微薄的资产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其次是为整个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承担无法预测的前期风险。前者关乎社会稳定;后者关乎经济进步。这两项机制若被破坏,社会必定陷入动乱。

    我国唐代后期实施的“两税法”,以户和土地两个指标为计税基础,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以土地占有量为唯一的计税基础,雍正的“摊丁入亩”本质上是恢复张居正的这一原则。在我们的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的核心理念就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量分担税负。上千年的历史经验对比证明,它是安定社会、遏制兼并的有效政策。这一原则放到今天,就是按资产占有量分担税负。

    小型、微型企业资产薄弱,而数量巨大,所征税赋扣除征税成本后,往往所余无几。因此对小型、微型企业,社会期望的重点应在于提供就业机会和推动技术进步,而不在于提供税赋。然而在强大的行政机构面前,小型、微型企业是典型的弱势者,面对各种摊派乃至敲诈,他们事实上毫无抵抗能力。明智的政策在于约束各级行政机构,让小型、微型企业能多活几天。

    至于那些美妙的口号、毫无疑义的做秀、让企业哭笑不得的“关怀”,还是省省吧,如果您真的希望我们的经济系统有“技术进步”的话。

    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看清了这点,每个朝代都有一段时期让基层生产者“修养生息”,其结果总是迎来一段“盛世”,“技术进步”也就在这一时期展开。

五、行政管理部门:该演什么角色?


    目前行政管理部门推动技术进步有三个主要着力点:

    其一,设立各种基金、项目,让企业、科研单位申报;其二,设立各种“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转化;其三,设立各种开发区、孵化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实践早已证明,前者难免设租寻租之嫌,中者无非隔靴搔痒之举,而后者则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大旗。巨量科技投入与缓慢的技术进步之间的尖锐矛盾,提示我们应认真反思行政管理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到底应扮演什么角色。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技术进步的主体。它既不是资金投入的主体,也不是技术研发的主体,也不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更不是承担相关决策后果的主体。

    因此,行政管理部门第一个层面的反思是不要越位,不要去干应由企业干的事。

    行政管理部门第二个层面的反思是不要缺位。事关国家经济系统技术进步,而单个企业无法承担的事,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承担起来。

    国家经济体系技术进步的现状如何?障碍何在?相应的政策要点是什么?这些企业无法回答,这是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承担的工作。当然未必需要行政管理部门自己来完成,合理的方法是设立一系列相关课题,向有相关调研能力的单位招标,委托它们提交研究报告,作为国家政策选择的背景资料。

    当年我研究经济系统在战争中的破坏问题,发现美国的联邦应急管理局、国防部、NASA、商务部都设立了许多相关课题,召集各大学、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并将其报告公之于众。这些报告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构建不同的模型来分析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想见,在这样丰富的研究基础上,其政府的政策选择盲目性会较少,会较为理性。

    作为行政管理部门,首先应该关心政策的合理性,而这只能建立在有竞争性的研究基础上。关注并推动这种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并推动合理的政策,其费用远小于具体的技术研发项目,而对国家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则具有不可替代的深远意义。

    又如,各行业技术前沿何在?各国在不同领域的技术优势如何?各跨国公司的技术布局战略如何?这些信息对于有效地选择技术研发方向至关重要,而单个企业不具备全面深入地掌握这类信息的能力。因而这是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发挥作用的领域。

    专利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囊括了全球90%以上的最新技术情报,相比一般技术刊物所提供的信息早5--6年,而且内容翔实准确。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估算,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利信息,可使企业研发工作平均缩短技术研发周期60%,节约科研经费40%。系统性的加工整理专利信息,就产生了“专利地图”。

    日本政府为了帮助和促进企业对专利信息的使用,在过去的二十年,一直由政府收集和分析每一个技术领域的专利信息来制作专利地图,并将这些地图免费放在网上。韩国知识产权组织受其典型项目——移动电话专利地图运用的激励,已计划从2000年开始在所有的工业领域制作和推广专利地图。(刘平等《专利地图制作及解析研究》)

    诸如此类工作应是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当然也宜委托专业研究机构完成,并向全社会免费公开。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这本质上是用纳税人的钱为全社会购买公共产品。而在我们科技部的网站上检索“专利地图”,所得信息条数为“零”。

    从1958年“向科学进军”开始,我们就一直宣示重视技术进步。然而半个世纪的统计数据提示我们,问题可能在于“进军”本身就走在一条不科学的路上,我们过于强势的行政管理系统,到底对国家的“技术进步”应负什么责任、可负什么责任、应管理什么事项、不应干预什么领域、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这些是公共事务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技术进步”需要理性,管理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更需要理性。

    (注:文中数据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科技统计网站、《全国科技普查数据》、《科技统计数据集》、《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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