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已经出了五本，特别是它提出了很多量化的指标，一些统计数字，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一直对科学院现代化中心有一个期望，就是如果说世界银行每年出一份世界发展报告，我们中国也需要一个中国的发展报告。科学院如果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东西来，积累十年，二十年，这个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我觉得现代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过程，相应的也是一个表述这些利益的话语的多元化的过程。换句话说，比如说科学院强调的是高技术，要求国家能够多投入一些在基础方面；工程院可能就强调制造业，社会学家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平等，社会发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份报告，当然它最后有一些政策建议，它只能是说明一个方面的问题，怎么样来加速中国高技术发展，加大国家对技术的投资，当然它里面也提到了人力资源。

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也关注一些现实问题，我主要是研究农业制度，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关注现代化的问题，农村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说的意思是，其实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利益的代言，它不可能包打天下。最后关键问题是决策者，他要综合各个方面的意见，甚至可能于不同的话语之间还有一个博弈，然后进行决策。

最后，我想说一点什么呢，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制度变迁的问题。有时候就是作为技术经济学家，也不一定看的清楚。比如讲农业，我们从小就讲的“四个现代化”里面有一个农业现代化，后来提出1985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当时也提出可以排一个时间表，生产多少拖拉机，农业的投入，化肥，农药，拖拉机等等。但是后来发现，在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农业的制度。它的最优选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里面有很多误解。比如说，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农业，对于大农业的期许，农业规模经济的期许。我自己的研究，我就觉得现在来看，这个东西已经应该破掉了，包括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概念。实际上，我看到在美国和英国，现在大量的家庭农业仍然是占主导地位，很大的家庭农场，我看到有四千英亩的，有人告诉我，还有七千英亩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没有解决制度的问题。

我想社会上不要对某一个领域里的研究，有太高的期许。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不必对自己做太高的期许，你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