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本身有一个对现代化的科学理解问题。
由于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人民长期浸润在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长期处于官本位的集权政治中。解放以来的传统体制又延误了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虽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对传统文化正在形成冲击，但是毕竟时间较短，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理解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最大的问题是更注重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的程度、从人们使用的技术器物的角度理解现代化，忽视人本身的人格现代化以及人格现代化所需的制度现代化。而这种忽视很有可能使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质量不高甚至虚假，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不能引领世界潮流。如果是这样，一代一代中国人梦想的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仍然没有真正实现。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看，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之根本是人格现代化。
所谓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是指中国人在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轨过程中，逐步将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逐步达到现代化所需要的新人的素质水平。依我之见，大致可归纳为：从自卑依附型向自主独立型转变、从消极服从型向积极创造型转变、从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从内耗避责型向诚信守责型转变、从保守封闭型向开拓创新型转变、从盲从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
从自卑依附型向自主独立型转变。随着中央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适度分权的现代市场体制的转轨，中国人逐步从总是依赖政府、依赖单位、甚至倚靠关系、依靠权势的自卑依附的人格心态中解脱出来，以充分的自信，勇于成为一个自主独立的创业者，凭借自己的知识能力，参与社会的竞争，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增进社会利益的增长。这既是中国人人格现代化的前提，也是中国人人格现代化的标志。自主独立性的人格特征是否具有，并不以每一个人是否都成为成功者为判断标准，即便是失败者，只要具有自主独立的特性，也是具有现代化人格特征的。
从消极服从型向积极创造型转变。随着传统计划体制的组织结构由封闭型的纵向行政管制向开放型的横向社会联合转轨，中国人逐步从消极地、被动地服从行政等级指令的行为惯性中解脱出来，作为一个自主独立的创业者，积极地、主动地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结成各种横向联合体，共同创业。从计划体制中的被动服从人向市场体制中的主动创造人转变。
从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随着民众自组织的联合体的扩展，管理效率的要求逐步提高，民众必然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人治型管理习惯进行反思。中国人重感情，讲关系的家族式管理在创业的初期有一定功效。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人情关系式的人治会成为制度障碍，必然要求创业者学习用契约法律进行管理，从情理法排序到法理情排序，将使中国人的人格从私情人治型向契约法治型转变。具有自强独立性人格特征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行为惯性将逐步地弱化拉关系，走后门，找靠山。逐步地强化依照法律规范，参与平等竞争，学会协商谈判，用契约规则既保护自己也约束自己，既制约对方也尊重对方。
从内耗避责型向诚信守责型转变。在长期高度集权体制下的生活经历，使中国人的责任心较多地赋予上级管理部门和上级领导，以期获得上级的认可而得到升迁。在同级关系中，往往存在较多的窝里斗即内耗，在内耗的同时逃避责任。真可谓集权体制与极度分散的个体相伴，所以内耗避责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体制中的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高度集权转变为适度分权，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原来只能作为集权体制下被动的个体，变成分权体制下主动的个体。承担权利的同时必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了责任不仅能增强人的自信心、更能够逐步培育诚信的心理态势，诚信制度的建设也就有了社会基础，诚信守责会逐步成为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从保守封闭型向创新开放型转变。传统集权体制的运行所需要的人首先是听话、守规矩、让上级领导满意。这种用人标准致使人保守封闭有余、创新开放不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追求社会财富增长与创造企业效率的动机必然牵引不断打破常规的创新行为，从而形成市场体制的用人标准是，凭能力本位竞争，给每一个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同等的建功立业机会，至于是否能抓住机会，必须靠自身的素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为保障市场经济中创新行为的成功，用法律规范给予每一个主体以自主创新的政治预期。体制的用人标准的变化对于人的素质变化是直接有作用的，中国人在传统体制中的保守封闭型特征，自然向创新开放型转变。
从盲从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传统集权体制不承认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与赶超型重工业的扭曲性结合，使中国的工业化偏离了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理性轨道，而没有科学理性支撑的经济运行方式培养出的人也必定缺乏科学理性。我们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经济、政治运动中人们的虚报浮夸、文攻武斗、拉帮结派、斗私批修的所作所为中深切地感受这一点。而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伴随着中国主动适应知识经济要求，追赶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同时进行的。简而言之，目前的中国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同步，与科技创新同步的制度创新与过去的制度创新的不同之处，科学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科学求真理性会自然地渗透到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求真文化的不足，从而使制度创新的实践也成为培育中国人科学理性的实践，当代中国人一定会在中国人发展的历史上，真正成为开始具有科学理性的一代人。
从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看，人格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的，经济现代化所追求的物质文明、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政治文明、文化现代化所追求的精神文明、国防现代化所追求的军事文明、科技现代化所追求的科学文明，最终都要在人格现代化上体现出来，都要在中国人的现代化素质中体现出来。抽象掉人的现代化素质，所谓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都成了一个空壳，缺少真实的生命载体，也就是一种名不符实的现代化。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或曲折，或停滞，甚至千辛万苦迈开的现代化步伐会在一瞬间大倒退，如中日甲午战争中中方的战败对洋务运动的打击，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上，对于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目标中的地位，对于从精神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的一般现代化规律认识得并不很清楚，往往将技术器物的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内容的重点或全部，缺乏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观。
人格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必要前提。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格现代化虽然贯穿于各个局部现代化如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各个局部现代化的本质内容中，但是首先包含在文化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理念现代化中。人的理念的现代化构成其他局部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就没有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没有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也就不可能及时地肯定与推广安徽农民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没有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也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新理念的确立是一切改革开放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所以，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实现各个现代化具体目标的时候始终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宗旨，同时还要在实现各个具体的现代化目标时，以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作为各个具体现代化的推动力，首先着力于人的观念的变革、思想的更新，理念的进步、精神世界的发展。
提出人格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识的问题，而是当前中国现代化事业如何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实践问题。中国从1999年开始的科学技术创新是中国从引进模仿向创造自主品牌升华的历史新阶段。从科技创新引伸出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等全面创新的要求，对于中国人的人格的发展、精神理念的创新提出越来越高、越来越紧迫的要求。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直观现象看，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背后是管理制度的竞争、而不同的管理制度的形成背后往往受不同的文化理念的支撑，所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理念的竞争，具有不同文化理念的人力资本的竞争，人的创新素质的竞争。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力求实现各种具体的现代化指标，力求实现各种局部的现代化，更应关注各种具体的现代化指标背后的隐性指标、各种局部现代化体现的综合特征，那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理念的现代化、人的精神结构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