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文从地缘政治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认识中国政治地理的视角：地缘重心。并以此为视角，从中华大地的广度、五千年历史发展的深度和现实中国地理政治的环境，来分析自古以来决定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因素。并以此来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潜在的因素。论文试图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观点，并一次形成一种地缘战略性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规划和发展。

    关键词：地缘政治 地缘重心 现代化进程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和东方的历史、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大一统”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深入人心的观念？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如今的版图？中国为什么会长期维持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文明现代化进程将由什么因素决定？学者们可以从中华文明的演进、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进程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进行解析。

    一般来说，政治地理学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政治单位进行研究，旨在分析政府的影响及其基于其疆域内起步人文地理的政府决策。 因此，所谓政治地理，是指通过研究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活动的影响，来客观地分析人地关系的学科，它可以成为分析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和政治经济结构的重要研究方法。一个国家在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地缘关系，对国家传统和对外关系行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从中可以看出地理环境确实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中国地缘重心”的假说， 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地理。所谓重心，是一个物体所受重力的合力的原点，是决定物体的稳定的作用点。地缘重心则是指特定区域内的地理核心位置，它决定这一区域的地理特性，是人们在这一区域内所建构的社会形态的地理支撑点。在中国的政治地理中，应该说存在着一个“地缘重心”，它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政治形态和经济模式具有着无形而实在的影响。

    中国的地缘重心就在地处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地区，而“三江源”所在的陕西、甘肃和青海西北三省则可以称为“地缘重心区”。“三江源”地处中国内陆深处，平均海拔约4000至6000米，崇山峻岭，冰天雪地，土地荒芜，人烟稀少，被视为“生命的禁区”。这里虽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华北)和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但却可以视为整个中国的地缘重心所在，因为这里是支撑起中华大地脊梁的青藏高原的腹地，是中华民族的三条“母亲河”(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

    “三江源”被誉为地球第三极，高耸入云的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是它的骨架；这里又被称为“中华水塔”，千年覆盖的冰雪在阳光下融化的滴滴水珠，汇聚成中国三大江河的源头。 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来自这一地区。在西边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西北的千里戈壁沙漠的护卫下，从“三江源”倾泻而下的黄河水，冲刷着繁衍了中华文明的黄土地；自“三江源”蜿蜒奔腾的长江水，灌溉了养育亿万中华儿女的良田；从“三江源”一路南向的澜沧江，将中华文化的血液注入云贵高原。因此，“三江源”决定着中国神圣领土的地理轮廓的形成。

    “三江源”冰雪融化的浆液，流淌成三大江河，浇灌了80%以上的中国大地，养育着80%以上的中国人口。流淌在中华大地的这三条河流注定了中华文化中水的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样式。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是河流文明。农耕时代的人类活动需要获得河水的灌溉，耕种活动才能进行。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伴河而居，逐河迁徙。通过建立宏大的水利灌溉系统，发展了成熟的农耕文化；在防洪抗旱和引流浇灌的过程中建构起一套严密的国家组织体系。《道德经》中老子以水作为“道”的外在形式，《山海经》将分布神洲的名山大川勘查设定，《水经注》标明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文人墨客对黄河长江的一首首千古绝唱，烙下了河流文明的深深印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三江分行的不同流域，有高山、高原、丘陵和平原。在这些地区生产生活的人们经过千年的演进，形成不同的民族，具有各异的民俗、民风和民情。这最终导致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形成多个民族大杂居和单一民族小聚居的状况。中国事实上成为一个缩小了的多样化的世界。然而，人们对纵横交错的河流依赖，决定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分工与协调，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性，从而决定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同源的三江水犹如从心脏散射的血脉，将五十六个民族聚拢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河流文明的突出特性导致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形态时一度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别立论。

    当然，我这里所提出的“三江源”的地缘重心说，只是想在抽象上树立一个标志性的地理名称，主要是想试图说明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地缘大势中至关重要的重心区区域。而设定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原点”， 正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地缘重心就在中国大西北。因此，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就强调西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中所占的分量要比东南重要的多。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三江源”所在的大西北地缘重心区是一块蕴藏着无形政治力量的神秘之地。传说中的中国三皇五帝多与中国的西北地区关系密切。三皇之首伏羲氏大概生于今甘肃天水，他创阴阳八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根之祖”和“人文之祖”。而其妹妹的女蜗，在被火神祝融打败的水神共工，撞向作为撑天柱的不周山，致使天斜西北，地倾东南，勇而炼五色石补天，终能安定天下。源于西北的黄帝沿黄河上游而下，在黄河中游战胜源于东南的炎帝，到黄河下游“逐鹿中原”而击败汇聚九族之首的蚩尤，最终一统南北，造就了我们炎黄子孙。上古中国传说，在冥冥之中展现了西北地区对中华文明的孕育和推动作用。

    在漫长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在中原大地奠定中华农耕文明的“轩辕皇帝”陵寝于陕西桥山；“大禹治水”于黄河中游，继而划分九州而建构了华夏民族的古代国家形态；“武王伐纣”成就西周的千里分封；秦皇西据可以“履至尊而制六合”；高祖占关中终使楚霸王“无颜见江东父老”。长安定都造就了数百年的两代“汉唐盛世”。成吉思汗及其子忽必烈先灭西辽与西夏而终能一统中原；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才能掌控西北而稳定全国；在陕西商雒山中重聚力量的李自成终将闯字大旗插在北京的太和殿。中国古代王朝更迭印证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千年假定：中国自古“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鉴于此，中国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近代以来，大西北的“神力”似乎仍在发挥作用。左宗棠建议“海防”和“塞防”兼顾，并身体力行地平定西部叛乱，为维持大一统的中华大地作出了贡献。“西安事变”预示着国民党政权终将垮台，鉴此蒋介石至死也不愿解除对张学良的禁锢。日本帝国主义虽能占领中国沿海富庶的半壁河山，却因无力侵入西部而使其称霸东亚的迷梦烟飞灰灭。中国共产党通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终于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虽成果累累，但东西不平衡的压力促使国家领导人决心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前不久通车的青藏铁路的重大意义在于这块神秘土地有了一条向祖国各地散射引力的直接而便捷的通道。可以大胆预言，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能否腾飞将取决于中国中西部的崛起。

    当然，纳粹德国所编造的地处中国西藏的“地球轴心”里的“沙姆巴拉洞穴”有倒转时空的魔力的认识是一个荒唐的神话， 但试图称霸世界的希特勒之流却对远离德国的青藏高原感兴趣，这倒也值得玩味。同时，有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启动“大西线”工程以开凿一条“朔天运河”来再造中国的倡议虽不具有现实政策选择的可能性， 但这种把青藏高原与中国未来建设与发展联系起来的观点，却也拓宽了人们寻求建设国家的思路。

    “三江源”地区所散布的涓涓细流，最终汇集成奔腾到海不复回的滚滚江河，千百年来滋润着中华民族黄色的肌肤，万里九曲浇灌了锦绣大地广袤的农田。这里虽是崇山峻岭，人迹罕至，但却以其厚重的质地，衬垫着东西国土的均衡天平；也以其居高的气势，守望着一统天下的国基牢固。可以说，当前中国的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而以后中国的富裕则须取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现，至于未来中国的强大则将由走向蔚蓝色海洋的选择来决定。富是强的基础，强是富的结果。作为大陆性特质的中国，注定需要建设好、维持好我们生存所依赖的这块脚下的黄土地。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东西的稳定要求兼顾，东西的安全紧密关联，东西的平衡需要维持。中国的富裕与繁荣，需要沿海的发展，更需要西部的崛起；中国的稳定与安全，不能没有台湾的凭据，更不能没有西藏和新疆的护卫。这一切，都在大西北地区打了一个大结，结点就在“三江源”。

    总之，“三江源”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源头、文明源头和历史源头，是母亲河的“母亲”。 这个中国的“地缘重心”曾经默默地造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它还将保持着一种潜在的动力，影响这中国的和平与安宁的实现以及现代化进程，并将最终决定和谐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