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还是一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博士生，博士论文是《中国人口——经济系统研究》，有幸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周立三先生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进行“中国国情分析——关于农村长期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研究，为此中国科学院农业科技委员会(李松华研究员)组织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石玉林研究员)、南京地理所、系统科学研究所(陈锡康研究员)、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自动化研究所组成由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即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决策思想库”，开始专业化、多学科的对中国人口、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和粮食进行长期战略研究。

周立三先生发挥了领导核心和学术带头人作用，开创了中国国情研究新领域。我们于1988年底在周立三的领导下，正式完成了《生存与发展——关于中国农村长期发展几个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的系统研究》，年底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连续两期发表该报告重要研究成果，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索要报告全文。周立三先生带领我们先后向周光召院长等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杜润生等负责人作了研究课题汇报。而后邓小平同志也阅读该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主张要让全国人民了解国情。由北京市电视台台长龙新民同志和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邓楠同志领导下，我和王毅根据这个国情报告的主要成果执笔撰写了国情教育系列电视片文稿，在北京电视台和其他地方电视台播出。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国情报告是中国科学院扮演国家“战略决策思想库”的最早研究成果之一，它不同于某个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例如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若干政策，而是综合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技界长期以来积累的自然资源考察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历年中国经济统计资料，通过建立各种分析模型(如人口经济系统模型、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粮食生产预测模型等)进行大量定量分析。研究报告还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经过10次修改而成。可以认为这是周立三先生带领我们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中国(学)研究，是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既是多学科研究，又是跨学科研究，既是专业性研究，又是综合性研究。在此之前，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同志曾组织全国各方面力量完成了《2000年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直接为党的十二大提出的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战略目标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中国基本国情作了重要的概括，认为“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那么，如何更加专业化地认识国情、分析国情呢？我们的国情研究特点是集中在对影响中国现代化长期制约因素，它们并不因为领导人的交替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观点改变而改变，这是因为它们将长期制约中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周立三先生组织我们选择了四个制约中国农村长期发展的限制因素，从人口、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农业与粮食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趋势性的定量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将这四类生产要素与中国现代化之路进行战略性探讨，并根据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基本国策。

记得在从事国情研究时，周立三先生反复强调：国情研究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他倡导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他更关注提高研究质量和研究深度，他强调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因此该成果不只是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力，最重要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对关系到十几亿人口的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的国情研究进行历史性考察，又作前瞻性长期预测分析，既进行国内可比性研究，又进行国际间的可比性研究，从而为适合中国国情制定适宜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研究背景，提供战略决策知识。

周立三先生不仅要求我们做出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表达，也要做出“雅俗共赏、一看就懂、便于记忆”的社会表达。对此我们对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人口过多，底子过薄，教育文化科技水平低，资源相对紧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改革十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上述特点并没有明显好转，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恶化。对应于上述基本特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基本国策应当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较高积累，适度消费；普及教育，发展科技，推尚文明；节省资源，保护环境；改革开放，持续发展，长期奋斗。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基本战略是：保证(基本)生存与持续发展，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而后，国情研究分析小组发表了一系列国情报告，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开创一个决策思想库的成功案例。当时小组也得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他对我们小组提出的定位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这成为我们国情研究的宗旨，专业化地研究国情，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为决策和社会提供关于基本国情的公共知识。

1991年4月，在周立三先生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召开了“中国资源趋势潜力及对策”的研讨会，邀请了地学部的几十位学部委员和科学家，围绕着如何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这一主题开展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会上周立三先生做了主旨发言，提出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长期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口。根据他的建议和委托，我向研讨会提交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以及《中国资源与经济发展》 。在周立三先生、孙枢先生领导下，我执笔撰写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给国务院《我国资源潜力、趋势与对策——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咨询报告，前瞻性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中国)资源危机的基本对策”。对这一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构想概括为：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建立以重效率、节材、节能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建立以节约运力为中心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立以节约资本和节约资源为中心的科学技术体系；建立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方式的生活体系；建立社会分配合理、注重社会效益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一成果成为中国科技界(主要指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一次重大学术共识和学术贡献。在此之前，周立三组织我们小组多次讨论这一主题，为这次会议做准备。我们也没想到很快形成科学界学术共识，地学部学部委员反映十分强烈。在此之后，周立三亲自主持国情研究分析小组撰写第二份国情报告《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由石玉林主编、李立贤副主编)。该报告专门讨论我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认为这对矛盾始终是制约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其他诸如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环境问题等基本上都是这对矛盾所派生出来的。该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和充分论证了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战略构想，同时还前瞻性地提出，越是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越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明确地提出将人口包袱变为社会财富。 这些重要的见解和建议都留下了“白纸黑字”，反映了周立三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情研究分析小组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战略思考。

我与周立三先生共事10年(1986－1996年)，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德才兼备、严谨慈祥的老师。在我的眼中，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他总是从大局着眼，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前瞻性思考国家未来发展需求，精心选择重大专题开展科学研究。我记得，每当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报告发表之后，我们小组内部讨论时，他最反对“人云亦云”，总要问我们有什么更有新意的想法和独立的见解；他最反对“炒冷饭”，总是鼓励我们要大胆创新，善于创新；他最反对自我封闭，总是提倡要突破前人，更要突破自己；他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学术脱离社会，总是提倡要将国情研究成果转化为战略决策和社会效益。正是基于几十年对中国农业资源和地理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在他晚年开创了“国情研究”新领域，并做出了开拓性研究成果，为制定中国基本国策做出重要可贵的贡献。

尽管周立三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人老却心系国家，病多却心系人民”，孜孜不倦地研究，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图名利，不图回报。

周立三先生已经过世多年，对他最好的怀念和纪念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十几年前他所开拓性的国情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社会共识，他所创新性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战略建议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周立三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毕生都在提供公共知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公共知识不仅产生极大的正外部性，而且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还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但是我们既无法度量它，也无法计算它。正因为此，我们就更加尊重他，敬佩他，像他那样燃烧自己，照亮社会。这就是科学研究事业的本质，这就是科学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