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地理界的一代宗师周立山院士离开我们已九个年头了，但他的学术思想和优良学风却永远留给我们后来人，影响我的一生。我初次认识周老是在1957年的新疆综合考察队，从那以后直到他去世时，我的一些科研活动始终接受他的领导和指导。周老一生中最辉煌的成绩是50年代的新疆考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与80年代末开始的国情研究。在这三次科研活动中,我都是作为他的学生、助手和副手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新疆综合考察的成果，当时受到中国科学院的表扬，也获得科技大会奖。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在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情研究的第一阶段已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周老还为我们新中国培养一大批骨干人才，后来成为重要科研和教育部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以及政府官员者不泛其人。周老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导和影响最大的是：他始终坚持科研面向经济建设的方向、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实地调查、抓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兼收并蓄的民主作风和身体力行的精神。

一、坚持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

坚持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科研为生产服务”，“理论联系实际”，是周老的一贯思想。以他领导的新疆综合考察队为例。

周老于1958年接替李连捷教授为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队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明确考察队要面向新疆的经济建设，针对新疆资源开发与农业生产中存在问题安排考察内容，一改过去两年不结合实际的科研作风。在他领导下，1958年增加了吐鲁番盆地的综合开发、开都河的改道和盐碱土改良等三个课题，并决定在南疆塔里木与沙井子等地建立盐碱土改良试验站。1959年增加了额尔齐斯河北水南调的研究课题。这些与国民经济建设有重大关系的课题研究，后来都发挥了作用，例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实现的“北水南调工程”方案，基本上是1959年我们提出的。盐碱土改良研究在新疆是开辟了先河——试验示范作用。更值得提出的是1960年底，周老领导并动员新疆队全体队员，围绕着总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这个主题，和水、土、草场等6个附件以及盐碱土改良、地下水开发等8个专题，开展大总结，为自治区提出系统的科学资料和系列报告，提出一系列资源开发、农业发展与区域布局的建议，深得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高度评价，25年后，即1985年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仍然肯定了当时考察队的工作，指出考察队所提出的观点与科学资料仍然在起作用。在周老领导下新疆考察队所提供面向经济建设系列成果，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应该指出，周老在抓住资源开发、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他并没有忽视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提高。他组织全队编写出了新疆地貌、气候及其和农业关系、水文、地下水、土壤地理、植被及其利用、农业、畜牧业、动物、新疆南部的鸟兽、新疆昆虫考察报告等11部著作，以及新疆1:100万土壤图、植被图和1:200万地貌图，这是建国后，对新疆干旱荒漠区研究第一套系统的科学著作，总结出许多规律。这11部专著，影响更深远。在周老的领导下，新疆综合考察队可以说是“生产”与“科学”双丰收。通过新疆考察，培养出一代科研骨干。我就是在新疆考察这熔炉中锻炼成长，新疆考察为我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我随后参加的内蒙古综合考察与第二次新疆综合考察都是采用了周老的科研模式。内蒙古综合考察队的“生产”性成果报告，后来自治区赵紫阳书记看了后，在内蒙农业学大寨的大会上，推荐了考察队的报告；文革后，我们坚持进行科学总结，出了8部学术专著，也是第一套草原地区的系统科学著作。1985年开始的新疆第二次考察与自治区结合得更密切，自治区党委每年二次召开常委会，听取考察队报告，一次是年度计划，一次是考察结束时的汇报。记得1986年，我们队伍开始在南疆工作，我们准备以天山南坡为重点即库尔勒－阿克苏地区，宋汉良书记提出以南疆三地州为重点，我们及时改变计划，按自治区要求做。由于科研与实际结合，新疆队的总结报告被作为91－95年计划的两件重点文件之一(另一件是自治区计委的)。新疆队科研的重要观点产生了效果，都逐步实现，一直是新疆建设的重要文献。应该说这都是受周老精神与学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坚持科学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也是他一贯的学风。以编写“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为例。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编写工作始于1979年，是国家科技攻关重点108项第一项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的国内形势正值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拨乱反正”。农业区划工作也面临着对国情与农业形势的分析，为国家农业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我们编写组在周老领导下，反复认真地讨论，研究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四个问题，即中国资源是多还是少？农业结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农业生产是掠夺性经营还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结论正如大家今天所认识的，得出我国的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农业结构不合理，基本上处于粗放性经营和恶性循环局面的四点结论性意见，这在当时首次提出是需要有勇气、有胆略的。尤其一位老资格的负责同志农委委员朱则民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掠夺性经营的看法，我们感到有压力，在这关键时刻周老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支持了正确的意见,并提出要变粗放型经营为集约型经营,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编写组在国情、农情分析与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农林牧渔各组，对以往各部门的发展方向、方针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提出正确的科学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起到了为各部门“拨乱反正”提供科学的依据。例如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滥垦，在提高基本农田产量基础上，对不合理开垦的土地要进一步退耕还林、还牧、还渔；林业要以更新造林与森林抚育为中心任务，克服重采轻造；草原以大面积合理利用天然草场与建设一定面积集约化的人工草场相结合，改变片面追求存栏数和净增率的错误做法，致力于提高总增率、商品率和质量；渔业，必须坚决制止酷渔滥捕，大力发展人工养殖与资源增殖，要从忽视资源保护转向大力保护、增殖与合理利用资源，从主要依靠捕捞增加产量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养殖，从单纯追求产品量转向着重提高产品质量。提出黄土高原、黄淮海地区、南方山区、沙漠化地区与海南岛、西双版钠等五个生态平衡失调地区的综合治理。数十年发展事实，也证明了1979－1980年那次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基本结论及一系列观点的正确性，并起到了历史性作用，所以在1985年第一次颁布国家科技进步奖励中，被授予一等奖。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当时还年轻，也敢于争论，但若没有周老的支持与把关，没有何康同志的肯定，我们持正确而有风险这方面的意见，很可能会有夭折的危险，这使我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是多么的重要。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工作。

关于周老重视国情、农情分析，我还要讲一点。他主持农业区划时立足于农情分析，而后来主持国情分析时，更把全部精力放在国情研究上。他一生最后阶段科研活动中(1987----)，始终要求全体组员要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他领导完成了8部国情分析研究：包括“生存与发展”、“开源与节约”、“城市与乡村”、“机遇与挑战”，这是前四部；后四部是“农业与发展”、“就业与发展”“民族与发展”“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没有什么第九本书。这8本书每一部书都是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系为主线，都是对国情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在第一本报告“生存与发展”的开宗名义提出“认清国情，分析危机，消除错觉，寻找对策”。在第二本报告“开源与节约”中改为“认清国情，分析矛盾，寻找对策，挖掘潜力”。这些指导思想始终贯穿着国情研究。例如在国情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资源危机问题，提出节约资源，构建“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出“确立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粮食问题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基本方针以及以石油能源为重点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构建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产生了明显效果，有的成了国家的发展方针，如“建设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现已成国策—节约型社会。

三、重视实地调查，典型引路

周老谆谆教导我们，科学研究要亲自做调查，要有第一手材料，中国这么大，全面调查不可能，但必须做典型调查，手中有典型，才能说服人。周老一有机会就下去作调查，到基层到群众中访问，吸取他们的经验，从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也向科学工作者做调查，但他最喜欢找亲自在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工作者作调查,细致地了解具体情况,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周老领导我们研究全国农业区划以及后来的国情分析研究,有他深厚的基础,除了他具有渊博的知识以外,他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熟悉中国的国情、区情和民情。也在于他多年的工作积累，例如我国的农业区划研究始于60年代初期，广东东苑县农业区划的试点研究和江苏省农业区划研究都是由周老领导主持的，因此才有70年代末的全国农业区划研究。

记得在1979年，我们农业区划编写组集中在友谊宾馆，不知召开了多少座谈会，当时“百家争鸣”风气很浓，报纸上登载许多有争论的文章，周老都仔细阅读。我记得有一次周老亲自给我讲一件小事，即江苏存在着“三熟”还是“二熟” 争论，他给我讲，调查结果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他还告诉我，不仅考虑国情，还要考虑民意，国情、民意是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周老的工作是贴近人民，尤其是贴近农民。

关于重视调查研究，我还有一个亲身的体会，记得1979年的夏天，我们“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编写组正集中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即何康同志要去黑龙江三江平原视察，刚好我当时负责“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负责宜农荒地开发问题的编写，尽管那时编写工作十分紧张，但周老还是让我随团去黑龙江调查，调查结果向周老汇报，周老十分高兴地说：调查和没调查就是不一样，调查就有新的看法，新的观点。

四、兼收并蓄，博采群长

与周老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周老很民主，在学术上能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从不霸道，也正是周老常对我们说的在学术上要“兼收并蓄”、“博采群长”，他言行一致，所以在他领导下的课题组同志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心情总是很轻松，很愉快，也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周老也总是耐心听取，采纳其中好的意见，好的观点。因此，周老领导的课题组总有新看法、新观点，他最不喜欢的是没有新鲜内容的空谈。周老还非常器重年轻人，满腔热忱地支持年轻人，他领导的课题经常委托有思路、有观点的人主笔，其中突出的例子是国情分析研究第一分报告“生存与发展”的编写。起初我们对国情研究没有经验，周老领导着我们反复讨论，摸索经验，当时还是以博士身分参加国情小组的胡鞍钢同志，思想活跃，就把“生存与发展”的主笔交付于他。“生存与发展”这个命题是周老起的，发表以后社会反响很大，但褒贬不一。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都不明白，就是国情的第二号报告“开源与节约”，90年还是91年夏天由我负责编写的，编写组在南京向周老汇报并讨论，当时初稿已写成。周老以此为基础，召开“地学部”会议(由国情小组作筹备工作)，这分报告的核心观点是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在南京时已经成稿，而且是一起讨论的，周老也是赞同的。我作为第二发言者主要也是叙述此观点，稿子周老看过的。后来“地学部”总结，向中央建议“建设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作为主要内容(现在成了国策)。但为什么在地学部会议上，周老作为第一个发言者没有谈及，此事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一个解释，是周老一贯尊重手下人的工作，尊重手下人创造性的优良品质。对“生存与发展”也是这样。他只强调集体从不表现个人。但这些工作包括国情研究的成果，周老的贡献最大，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五、身体力行，认真负责

周老工作十分认真，每一件事，每一项任务都是有始有终做到底，从不半途而废。工作亲自抓，一抓到底，表现出老科学工作者认真、负责、踏实、求实的作风。所以在他领导下，课题总是高质量完成，获得多项国家级的奖励，他为我们，也为科学院争得不少荣誉。

值得提出的是周老最后科研活动—国情研究，这时已是80高龄的周老,他根据国家需要接受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项难度很大的任务—中国国情分析研究。他团结国情研究课题组全体同志，身体力行，不辞劳苦，此研究工作长达十年之久。记得受周老委托我负责第二号国情报告—“开源与节约”执笔，一个夏天我们到南京汇报，已经80高龄的周老不辞辛苦每天必到 “宾馆”和我们讨论。整整一星期，上午讨论，下午让我们看材料，思考问题，修改稿子。在最后几年病魔缠身的日子里，仍然关心国情研究的进展，他在病蹋轮椅上听取课题的汇报，在语言严重障碍情况下，他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给我们作指示，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南京冬天很冷他身穿很厚棉袄，盖着厚被，听我们汇报，我实在看不过，用地学部的名义给他买了个电暖器暖身。

周老一生艰苦朴素，但对下层人员很体谅。周老对综考事业贡献很大，因此，我任综考会常务副主任时向办公室交代过，周老是综考会的人，凡周老在京一切活动都要办公室安排，包括用车。他把自己的补助费，都交给司机班(办公室)。周老家里不富裕，去世时，家里存款仅有7万元，这其中还包括他获何梁何利奖(15万)，据说他还把部分奖金交给所里，作研究生奖金。我是推荐人之一，他还记得，他病重时，我特意到南京医院看望他，他很吃力地说了声“谢谢!”这是我最后听他说的一句话。

周老是我们的楷模，他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学习他高尚的品德，发扬他的优良学风，继承他崇高的事业，努力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以纪念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