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综合考察

解放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制定规划迫切要求进行综合考察和深入研究。周立三先生深感这种需要，他积极倡议并组织多学科的新疆综合考察队，这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大力支持。新疆队成立后，从1956-1960年连续五年对新疆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条件和农业布局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周立三先后任副队长、队长，他重视以任务带学科，要求各专业组的活动密切联系新疆的经济建设。每年考察结束后，都要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领导和生产部门进行汇报，提出对生产发展的建议。为了征求地方对科学考察的意见，确定若干重大的考察项目并制定好年度计划，周先生还组织先遣力量对下一年的工作地区进行预察，取得很好的效果。新疆队在对新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还先后重点组织过额尔齐斯河的开发、吐鲁番盆地的综合利用、开都河改道与其对博斯腾湖的影响、塔里木盆地的盐土改良等专项考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周立三先生和新疆队的其他领导和前苏联专家以及全体队员团结合作，综合研究新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农业合理布局的问题，完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综合考察报告和十三个专题研究报告，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有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套研究报告是新疆队数年考察的结晶，为新疆的资源开发和发和发展规划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多年来一直被业务部门作为编制计划的重要依据，受到中央和新疆许多领导部门的好评。其全部考察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学科专著，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

事隔20年后，为贯彻中央将新疆和整个大西北作为我国下一个世纪开发重点的战略，中国科学院再次组织新疆资源综合考察，仍请周立三先生主持这项工作。此时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身体也不比当年，但想到国家的需要，毫不犹豫地再次接受任务。由他主编完成的“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既看到长远的发展，也顾及当前的问题，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成果。这份报告指出，新疆农业的发展，第一，要重视山地与平原的统一性；第二，生产建设必须重视生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后果；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必须重视解决农牧、林牧、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矛盾；第四，要提高农牧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必须大力提高质量。报告还对新疆的合理用水，挖掘耕地生产潜力、防治沙漠化、改良利用盐碱土、挖掘畜牧业的潜力与合理利用天然草场，保护与营造森林，重视粮食生产的小区平衡以及建设棉花基地等问题作了专题分析。这项研究报告论点鲜明，论据充分，向新疆和中央有关领导部门汇报后得到很高的评价。

二、农业区划研究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悬殊。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农业上“一刀切”的指挥方法相当普遍。周先生认为，农业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同的农业区有大小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农业区划就是依据客观的农业地域分布规律，从发展生产出发，按地区生产条件与生产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加以科学地分区划片，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并阐明各区的发展方向与增产途径，为规划和领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这就有助于增强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因此，周先生把农业区划的研究作为农业地理结合生产实践的首要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主持完成“中国农业区划的初步意见”和对新疆综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省区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步完成新疆农业区划。60年代初，针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所受到的严重挫折，周先生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的研究，并得到周总理的重视，农业区划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周先生刚结束了新疆的考察，便又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农业区划的实践。他担任了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率先在江苏省开展农业区划的试点工作，并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一批成果，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赞许和地方领导的肯定，江苏省委把区划—规划—样板作为领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方法。1964年5月，国家科委在无锡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江苏的区划工作经验。但是十年动乱使这项刚取得成绩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如何改善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使农业生态环境好转，如何发挥地区优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这都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农业区划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1979年周立三先生应国家农委的要求，主持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的工作，密切联系农业发展的问题，论述了全国10个一级区和34个二级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并分别就土地资源、农业生产布局、农业技术改造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提出建议。这一研究报告被中央许多部门广泛应用和参考，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周先生作为中国农业区划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不仅注意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更加注意服务于生产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的理论与方法，还要尽可能为生产计划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所掌握，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90年代初，周立三先生已80高龄，主编完成《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和实践》专著，对我国农业区划工作作了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总结。并获199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国情分析研究

自1987年以来，先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委托，后得到院长基金特别支持项目的资助，周立三领衔的国情分析小组共发表了8份国情报告，以“认清国情、分析危机、消除错觉、寻找对策”为旨义，对中国国情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报告中的许多观点，很快为中央领导接受和采纳，成为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重要科学依据，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在1989年10月发表第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国情研究报告中，周立三用“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这个词形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耕地重用轻养，林地重采轻造，草地超载过牧，水域酷渔滥捕，矿产采富弃贫，采主弃副；提出了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的理念，同时提出走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即要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方式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以牺牲本国有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求得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不可持久的。

在1992年发表第2号国情报告《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中，周立三更明确提出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观点。包括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重效益、节能、节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动力为中心的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以及分配合理、注重效益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1994年发表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我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矛盾造成多种不利影响或危害。首先，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其次，国有资源配置不合理程度加剧，造成资源浪费和效率下降；第三，城乡人民经济差距日益扩大。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本报告提出城乡一体化与协调发展战略，根本出路在于加速城市进程以及提出相关对策。

1995年发表第4号国情报告《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周立三首先提出，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实质上已转入以经济与科技为主要对象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落后意味着失败。所以，振兴科技已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其次，还应居安思危，要有危机感和责任感，按照我国基本国情，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同时因地制宜，做到政策对头，措施得力，相信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迈向新世纪的光明前程。报告对中国发展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提出包括稳定和渐进、持久战、适度高速发展、高度开放和科教兴国等五大基本战略及相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