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俊：航天路上架桥人
他长期工作在发射场总体研究、建设、发射试验等工程技术第一线，参加和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上百次国家级航天发射试验
他参与论证了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主持研究和拟制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工艺流程
他和同事们一道，废寝忘食，刻苦攻关，使中国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及测试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展
2003年10月15日下午，“神舟”五号正在地球轨道上作第五圈飞行，徐克俊离开欣喜的人群，满腹心事地乘车向北驶去。汽车停在东风烈士陵园大门前，徐克俊把军帽留在车上，独自一人走在前面，步履匆匆却并不坚实，甚至有些摇摆，毕竟年龄直奔六旬且40个小时未曾合眼了。司机紧随在他的身后。徐克俊紧走几步，司机吃惊地看到：徐克俊在一片阳光下亮得耀眼的石碑前停下脚步，随即弯下右腿蹲跪了下去。片刻，只听他喃喃说道：……120秒抛逃逸塔，136秒助推器关机0.5秒后分离……583秒船箭分离飞船入轨……昨天晚上，几杯酒下肚他好像在自言自语：36年前我刚来的时候，烈士陵园里只住着六个人，现在是六百多，足足两个营!这其中有他的身经百战的老领导、老战友和他的老部下---都是一些曾经活蹦乱跳的战士啊!徐克俊要把中国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喜讯告诉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
走向大漠走向中国航天事业
年轻时候的徐克俊就不那么浪漫，1967年9月，徐克俊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毕业，1968年来到了地处巴丹吉林大漠深处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时初创不久的发射中心，举目四望视线所及是茫茫无际的巴丹吉林沙漠，面对洪荒，他居然从来未曾彷徨和动摇过。他庆幸自己来到了这个中国组建最早、任务最重、技术最先进，承担中国航天发射史上历次重大试验首飞任务的航天基地，他被分配到第一试验部，从事导弹、卫星的发射试验工作，从此便走向了轰轰烈烈的中国航天事业!
第一次走进军营，徐克俊穿上军装还带着一股子学生气，对什么都要较个牛劲。
去航天产品研究院和生产工厂跟踪产品研制，产品进场发射，都成了他学习的极好机会，虚心向设计专家学习，搜集资料。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别人弄个八分懂，他却要举一反三，把设备原理“玩透”。他对待什么都很仔细，就连人家打印过的一些试验数据资料，也不放过。
在别人眼里，那只是一些枯燥的数字。但在徐克俊眼里，那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结晶!他一边计算，一边对照，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后来发现一个设计参数与计算结果不符，就找产品设计专家问个究竟。他这一问不要紧，原来是一个参数换算时弄错了，大家都没有发现那个隐藏在“数据海洋”里的设计误差!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航天人就曾力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上马，但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技术条件不成熟，载人航天工程被迫停止。90年代初，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何处，又面临着新的抉择。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实力，必须选择合适的突破口，不能走美国、俄罗斯的老路。正在这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发射场定在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将成为第三个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
到底建一个什么样的发射场，成了发射场系统论证和设计的焦点。作为七大系统之一的“发射场系统”---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迎来了极大的机遇和挑战。作为载人航天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论证的主要参与者，徐克俊和同事们早就开始了对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建设的研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任何一个系统设计，首先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基础、技术水平和基础工业状况!怎么样才能达到两者统一，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失先进？徐克俊和同事们一起，找来许多有关航天发射场的资料，结合多年来的发射经验，看资料、画图纸，一边研究，一边琢磨。他们想，如果飞船、火箭能够在技术区就进行垂直总装、垂直测试，测试完就是发射状态，再直接把飞船、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进行简单的测试就可以实施发射，快速便捷!另外，发射时实行远距离控制，就可以确保技术区人员和设备安全。
“三垂一远”
“三垂一远”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实现的!要进行“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必须要有足够高的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要实现“垂直整体转运”，必须要有足够高的厂房大门，有足够先进的垂直转运车，这些都需要很大的投资才能实现!
其实“三垂一远”并不是中国的发明，俄罗斯有“水平整体模式”：水平状态下整体总装、整体测试、整体起竖；美国有“固定模式”，也有垂直整体转运模式，但耗资巨大，技术复杂，仅一台垂直转运车就耗资2亿多美元!
徐克俊与论证小组的同志们，以及航天部门、原国防科工委总体研究设计所等单位的专家一起研究，围绕“三垂”模式，先从总装测试工位入手，解决垂直总装和垂直测试问题。美国“阿波罗”飞船发射场有四个总装测试工位，我们有两个就够。高度也不必像他们建160多米，有90多米就够用。另外，在戈壁滩上，垂直测试厂房不用搞钢结构，钢筋水泥就可以满足设计要求，而且稳定性、密封性好。其次是垂直转运车，美国用庞大的履带车，平稳，减震好，能够携带脐带塔、前置设备和沉重的地面电源。我们可以用轻型铁轨转运车，不带前置设备，不搞悬挂，不搞减震装置，电车驱动，简单实用，同样能够实现“垂直转运”!
绞尽脑汁，技术难度、经费都降下来了，解决关键技术的路径也找到了，总体技术方案和论证报告交出来，还是没有通过。不是技术不先进，而是人们担心技术进步会耗资过大。发射场论证主管部门又召开交流会，徐克俊汇报了“载人航天发射场测试发射工艺流程设计方案”的报告，飞船系统、火箭系统此时也支持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三垂一远”的技术方案得到了各大系统的共识。
徐克俊认为：中国是一个航天大国，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具备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能力，应该具备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未来航天发射场应该具有的两大技术进步特点》的论文，发表在《载人航天》杂志上。钱学森在关注着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的建设。对载人航天情有独钟的钱学森看过这篇论文后深有感触，亲笔给原国防科工委机关写了一封信说：“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徐克俊同志的文章就很有用……”
钱学森同志充分肯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中国新建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应该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进步。在中央的支持下，原国防科工委领导果断做出了决策。
“三垂一远”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要力保航天员零风险
载人航天工程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航天员的安全性要求是0.997,产品可靠性要求是0.97。对于高风险的航天发射来说，怎样去保证这么高的安全系数，成了逃逸救生系统的一根硬骨头!
点火是发射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因此“待发段”应急救生难度高，技术复杂。1995年起，徐克俊牵头担负起发射场待发段应急救生系统的论证和研制。这个项目直接关系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待发段”应急救生最主要的就是总体技术，也就是如何识别危险、如何决策、如何进行指挥控制的依据，不同的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救生方法。因为自动测试易受干扰等缺陷，无法准确辨明故障现象，给待发段逃逸救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徐克俊凭借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最终探索出了“光学信息实时检测法”，可以在几十毫秒内准确、快速地检测火箭倾倒信息，及时传送到地面逃逸指挥控制台进行判断。同时，他对地面的计算机智能化决策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能够在2秒内实时做出推理决策，对逃逸指挥控制台进行了周密的安全性、可靠性设计，满足了总体技术要求，为航天员待发段逃逸救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中国自主研制开发的发射场逃逸救生系统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性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发射场上的“黑脸包公”
由于多年的辛劳，徐克俊的脸被大漠骄阳烤黑了，背也过早地驼了，不过，在为质量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向前探出的上身很自然地就有了一种质疑和挑战的态势，在事关航天发射安全的问题上他不管别人是否接受，决不通融，决不含含糊糊。“神舟”一号至四号飞船发射期间，他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兼任发射场质量控制组组长。在产品质量把关上，他是出了名的，技术问题上六亲不认，只争一件事：工作正常!大到影响任务进度，小到一个螺丝钉，只要是故障就咬住不放，必须解决!“神舟”一号任务期间，飞船因故障需要开大底。因为故障仪器有备份，加之开飞船大底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风险极大，许多人都持反对意见。但他仍然坚持要开。最后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开飞船大底解决了故障，保证了发射的成功。在经历的上百次航天发射中，他找出并参与排除了数十次重大故障隐患，解决了许许多多技术难题，为一次次试验的成功扫清了障碍，为中国航天发射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总设计师，发射场质量控制组组长，他就是设在发射场的一道“质量关卡”，什么问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真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家有口皆碑，许多研制试验的总设计师和老专家们不得不佩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提起徐克俊，总是竖起大拇指：查找故障，老徐行!
什么情况下才可以 按下“点火”按钮
徐克俊说：“我曾经参加过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等各个系统的工作，后来又搞发射场建设，从小系统到大系统，从理论到实践，一直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我对待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实际上这种经历、这种实践造就了我，跨越了很多系统，又是在最前沿的岗位上工作。这对我个人的综合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也给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卫星、火箭、飞船等产品到了发射场，仅仅是完成了前期研制。发射是产品研制的最后一道、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道关口。发射试验是否成功，是对产品最后的检验。产品怎样才能具备发射条件，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按下“点火”按钮，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难题!
多年来，徐克俊一直想寻求一条简便、科学而又全面的测试发射路子，使发射场能够有一套科学的发射试验体系。他凭着多年潜心钻研，对火箭、发射场积累的丰富经验，开始钻研发射场测试发射理论研究，撰著了《发射工程学概论》，首次在中国构建了发射试验技术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航天发射场走向规范化、理论化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也填补了中国航天发射试验技术科学理论的空白。
由于多年的传统，中国很多航天器的鉴定定型试验都是由研制一方说了算，没有建立完善的发射场鉴定体系，也曾尝到失败的苦果。徐克俊觉得这种单方面通行的试验鉴定方式存在很多漏洞，对航天器发展缺乏监督和促进作用。于是，他在工作之余，又开始了对航天器在发射场试验定型的理论研究，编写了发射场定型试验大纲、试验定型评定办法、定型飞行试验报告、参数指标评定报告等一系列可行性试验方案，对航天器发射前后的分析结论给出了规范化要求，使航天器在发射场飞行试验与鉴定定型的方案论证和总体技术工作理论化、规范化，大大提高了中国航天器的技术指标和性能。
2002年，徐克俊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升空，徐克俊说了这样一句话：为了这一天，一切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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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被誉为俄罗斯“民族英雄”的苏联航天发射场专家巴尔明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的航天发射场，就不可能发展航天!
航天发射场是导弹航天器研制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是进行各种导弹、火箭、卫星、飞船等发射试验的基础设施。40多年来，从中国第一颗国产导弹的升空，到成功实现“两弹结合”试验；从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发射，到第一艘“神舟”飞船问鼎苍穹，中国航天写下了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奠定了共和国20世纪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也使得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轰轰烈烈的中国航天，向世人展示了“科技强国”的辉煌之路，也让中华民族从此挺直了腰杆，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让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了中华民族手中已经掌握了导弹、火箭、卫星和飞船，为人类贡献出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航天产品设计专家、航天产品应用专家。然而，在这个位于高科技前沿的航天专家队伍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分队---导弹航天发射试验技术专家，却鲜为人知!
徐克俊长期工作在发射场总体研究、建设、发射试验等工程技术第一线，参加和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上百次国家级航天发射试验，主持排除故障百余次，确保了十四次返回式卫星和四次“神舟”飞船连续成功发射。
他参与论证了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主持研究和拟制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工艺流程，为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的规划设计、总体布局提供了核心软件和试验依据，担任了“神舟”一号到四号的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质量控制小组组长，为“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和同事们一道，废寝忘食，刻苦攻关，使中国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及测试技术一举登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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